2009年的暖春即将到来，而金融危机酿成的寒潮还在扩大，如何看待并化解这场危机已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适逢“两会”召开前夕，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于3月1日在京举办“危机与改革”形势分析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和应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讨论。以下是会议综述。
1、中国的危机与美国不同，有其自身特点
与会专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波及到我国后，其表现与美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有其自身特点。有专家将我国面临的危机概括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但又不同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个相对独立的、但又是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专家指出，美国金融危机当中发生的大面积放贷断供、金融机构不能正常运行、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最核心要素和标志性问题在我国都未发生。两国危机的传导过程也不尽相同。在美国，传导路径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实体经济——社会危机，但就我国而言，是由国外实体经济危机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这场危机在美国是由房地产、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而在我国发生的是一种传统的、由于有效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型危机。
正因如此，危机远未结束。有专家表示，短期内我们可以乐观看到，加强宏观调控，动用巨大资源，金融危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金融危机的挑战将是中长期的。从短期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将导致我国出口减少，从中期来说可能会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长期来讲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进程放缓。
针对我国而言，生产过剩危机今后可能会周期性发作，成为我国不时需要应对的问题。我国经历此次危机的基本背景是我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在这一阶段，还有一系列尚待解决的制度和结构问题，比如消费信贷问题、支撑消费信贷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社会基础设施问题、中产阶层发育问题、城市化问题等。
尽管金融危机为我国带来严峻挑战，但也为改革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对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冲击的程度，与会专家尚有不一致的判断。有专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相对温和的，导致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由于我国缺少社会安全网、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再加上这是我国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经历经济危机，政府和民众都较缺乏相关应对经验，由此引起的社会振荡可能会比较强烈。另有专家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形势整体恶化，经济增长率和进出口额都呈下降趋势；各种社会问题频现，严重的失业问题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对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挑战。
有专家指出，在看到危机冲击的同时，也要看到带来的重大机遇：（１）以前未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逐渐暴露出来，唤起政府部门和民众对这些问题的重新认识，有利于促改革，解决深层次问题；（２）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逼迫我们反思市场和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３）有可能为我国调整与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提供战略机遇；（４）是一次冲破利益集团的重要战略机遇。
2、应对金融危机需要着力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专家们认为，当前各方高度关注短期保增长问题，而对中长期问题关注力度尚需加强。此次金融危机与我国全面转型交织在一起，双重压力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的影响不是短期而是中长期的，需要探索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既要注重短期政策调整，也要着力于中长期体制机制的创新。
有专家指出，从中长期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
另有专家提到，需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都很重要，有些条件下短期比长期重要，有时长期比短期重要，笼统谈哪个更重要很难，所以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启动内需与扩大开放并重。有专家认为，启动内需既是短期保增长的需要，也是长期调整的关键，但是当前我国外需下不去、内需起不来，外需过旺和我们的收入过低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专家提出，当前应该继续支持扩大开放以应付危机。我国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在产品结构上相差甚大，降外需、扩内需操作比较困难，尤其是加工贸易要转成内需很难；国际市场是经过长期努力开拓的，不能轻易放弃；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与我们存在强烈竞争，不扩展外需的话将使我们失去许多市场；外需占了60%的份额，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外需转内需对原本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会造成沉重打击。所以，笼统的讲将外需转为内需不可取。
有专家认为，我国当前的问题不是外需过多，而是内需不足，去除政府消费部分，我国的消费率太低，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培育和完善国内市场，逐步扩大内需，让启动内需和扩大开放并重，双管齐下，共同应付危机。
第三，扩大投资与着力解决民生相结合。许多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危机下，由于缺乏安全网、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不健全，使危机引发的公众不安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就业、社保等民生问题在危机中更加凸显出来。在当前危机中，政府在扩大投资、振兴产业的同时，也要采取各项措施解决就业、社保等民生问题。
有专家指出，以往加大投资是为了保GDP增长，而当前危机下加大投资主要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在扩大投资时，应注意投资方向，因为投资方向和容纳就业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要注重对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第三产业的投入。现在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难以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
3、以“一揽子”改革破解危机难题
针对这场危机，加快市场化改革是破解危机的首要措施。有专家指出，打破垄断，让更多民营企业能够进入服务行业，包括金融、电信、物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服务行业能吸纳较多就业人数。打破垄断就是要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可以成为长期改革和短期保增长、保就业很好的结合点。
专家指出，加快产业转移是促进产业升级、应对危机的重要途径，但是产业的区域间转移存在诸多阻碍，譬如交通成本、产业配套、物流，转入地区的经营环境也可能造成转移企业的“水土不服”。因此，加快中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经营环境的完善将是较长期内促进产业转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
有专家指出在金融危机中政府应该更需要注意保护生产力，允许企业使用裁员减薪、停产停工等常规措施，来帮助企业渡过经济的严冬。尤其是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较多，在国际上面临东南亚、印度等国的激烈竞争，政府帮助外贸企业渡过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存活下来的企业将是危机后促使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保证。
有专家指出，启动农村消费重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鼓励并支持发展以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为重点的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服务力度。
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也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有专家认为，如果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反向传导，就业和社会预期的悲观将导致危机不断加重。因此要以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为重点，积极开发新的就业岗位，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稳定与扩大就业机会，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并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力度。
有专家指出，政府在危机中更应该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状态，分析危机对各阶层产生的危害和影响，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劳动力中占16%左右，总数是1.2亿左右，绝对数量相当大。该群体是传统的消费群体，拥有一定话语主导权，但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是“敏感的”，对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强的敏感性。在当前的危机当中，政府更要善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提高自身的公信力，防止“敏感的中产阶级”转变为“愤怒的中产阶级”。 当前公共政策出台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强化公众参与，注重公正性，要正视危机，提振信心，提高政府公信力，注重稳定社会预期。
有专家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为形成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方式提供支撑和保障。把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未来10年，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还有专家认为，未来5～10年，应当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切实保障农民自身发展权益。以构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有利于启动农村大市场，还可以为农村土地流转、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完善乡村治理等多方面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另外也有专家提到，要加快构建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为有效推进社会体制及相关领域改革创造条件。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是群体性的利益矛盾，要使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应构建公共治理框架，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加快推进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全面提高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此次金融危机对政府提出了很大挑战，需要全面加强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有专家指出，化解危机需要政府的管制，但关键是政府该如何进行管制。要注意建立政府应对危机重大决策民主程序，危机处理中广泛征求社会意见，进一步拓宽民主决策渠道，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推动科学决策；建立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和反应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队伍，并加强对公众的危机教育；现有的干部考核机制造成了许多长期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应该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问责制。
有专家指出，当前在民众的向心力下降，社会公信力下降的情况下，要加强公众对政府救市的信任，除了经济政策本身的完善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自身行为的规范和自律，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应付危机需要提高政府的预见能力和科学化决策水平，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应对危机能力。
金融危机对政府组织动员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专家认为，没有危机时，我们可以按照既定改革思维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政府自身转变的步伐。金融危机下，政府能不能把长远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自身的转型和改革本身的转型和应对危机有机结合起来，这对政府组织动员能力提出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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