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疏体文的写作特征
疏体文是古代奏疏类文体发展演变历程中分化出的一个支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奏疏类文体上承尧舜，下至明清，是古代众多公文文体中一种重要文体，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疏体文是奏疏类文体分支之一，产生于汉代，至明代最终完备成熟，形成完整的统一与规范。一、 明代疏体文概况
疏起源于奏，起初为奏之别称，合称为“奏疏”。又因凡上奏文书皆可称为疏，故而疏又是各类上奏公文的统称。同时，经过漫长的文体流变，疏成为一种独立的上奏文种，如《论积贮疏》《论贵粟疏》《谏太宗十思疏》等。《文心雕龙·奏启》篇说：“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又《汉书·李广苏建传》的“数疏光过失”，可见疏体文正式形成于汉代，继而为后世沿用发展。
朝代更迭，元朝统治近百年，以华夏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压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着手复兴传统文化，尊孔崇儒，倡导理学，立法定律，推行科举。在这样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作为反映政务的公文——疏体文重新接续唐宋时期的行文风格，并在其基础上发展，文章结构程式、语言运用逐渐规范统一，较此前所有时代都更加成熟。
此外，明代疏体文的使用范围比以往有所扩大，不仅用于述政，还用于乞恩、谢恩、处理宫廷琐事。其中述政类疏体文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文章内容结构基本定型，尤其在陈述建议这一方面详尽具体且分叙精当，如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王崇古的《确议封贡事宜疏》等文，不仅层次明晰，行文也更加全面周密。乞恩、谢恩类疏体文，类似于汉代的表，主要为陈情之用，如张居正的《谢恩疏》《三辞恩命疏》等文。用于处理宫廷琐事之文，如《看详礼部议两宫尊号疏》《拟日讲仪注疏》等，其行文简易实用，用语恭敬庄严。
二、 写作特点因文体而不同
明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中央秘书机构逐渐规范完善，促进了文书工作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公文和文书工作的集大成者，奏体公文在这一阶段得到了统一与规范。其中疏体文继汉唐发展整理之后，将元代公文不讲章法、缺乏规范的弊病一扫而尽，接续唐宋公文写作朴实简明的行文风格，以实用为主，不饰铅华，继承了西汉明允笃诚、疏直激切、典雅敦厚的文风。
（一）述政类疏体文写作特点
明代疏体文大致可分为三类：述政类、谢恩陈情类和宫廷琐事类。述政类疏体文是指臣子向皇帝进言朝政事务的公务文书，其中弹劾奏疏虽然其写作程式与正规述政类疏体文略有区别，但其行文特点与之类似，在此归为一类进行论述。
明代述政类疏体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太祖到英宗年间，多涉及抗击外侮的内容，如于谦的《议和虏不便疏》；从宪宗到世宗，是明政治经济的衰败时期，正直之臣直言上书，批评朝政，如海瑞的《治安疏》；从穆宗到神宗，是政治变法改革时期，以张居正为首的一批改革家，对时政进行各方面的改善，留下不少杰出的述政类疏体文，如《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论边事疏》《请清汰近习疏》等文；从光宗到思宗，政治上由衰败走向灭亡，东林党人和一些正直的大臣与把持朝政的阉党进行不屈的抗争，如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等奏疏。
1. 语言精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今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的法令明确了公文用语精练不繁、简洁明快的要求，奠定了述政类疏体文写作简要质朴的文风。明代述政类疏体文的实用要求，决定了其语言不似汉唐那般重文笔气势，而与三国时期本色派公文写作的行文风格类似，单刀直入，直切痛点，用语质朴无华、开门见山、平易自然。这一特点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代严禁繁文的法令制度所形成的简明性思维方式。大学士张居正曾上书言“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足以反映禁绝繁文虚言的意识已然成为政治家根深蒂固的观念。思维影响表达，明朝述政类疏体文通当世之务，语言不饰铅华，明白易懂，无深怪险僻之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进言艺术”。
于谦的《议和虏不便疏》，开篇针对大同参将许贵提议与瓦剌议和的上奏，以“和不足恃”四字予以驳斥，并简要提出“修武备以励人心”“固守城池”“相机战守”的可靠建议。后又重申“不可和”的主张，充分论证议和之害，具体阐明“选将练兵，养威蓄锐”八字方针。文章言简意赅，遣词造句不刻意追求辞藻，表达上直陈其事，意在言内，恰当精确。
2. 结构完备
明代述政类疏体文特征之二为文章框架继汉唐之雏形，发展为既定的基本格式，文章大多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布局方式，并且意见提出板块较其他朝代更加周详精细。明代述政类疏体文与汉唐时期的疏体文结构大体相当，先陈述现状之弊端，继而分析其产生原因或导致的不良后果，最后提出建议或者将建议隐藏于现状的罗列中含蓄提示。至明代，述政类疏体文行文格式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已有定法，文章内容结构已趋完善，加之朱元璋于明朝初年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其内容的呈现渐趋规范化、程式化。明朝以前的述政类疏体文写作，其现状描述、经典引用、道理阐明多占据文章的三分之二，实实在在的可行建议却缺少详细陈述，此种现象自疏体文产生之初便存在，至唐朝有所改善，大致的解决措施与实际问题环环相扣，公文的参谋性有所呈现。
明代述政类疏体文中的建议意见的实用性、借鉴性是极高的，其建议的提出极尽细致妥帖，面面俱到，可操作性极强，例如，张居正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是一篇关于整顿吏治的疏体文，在分析吏治腐败的严重问题后，探究其原因在于“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造成了“底绩而有成”的难以实现，随之提出建立随事考成制度的建议：“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除了一般的例行公事以外，另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注销，一本送内阁以供查考。这样就构成了监督循环链，以部院考察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详细周密的实施步骤十分便于执行。参谋辅助的作用使其文论理叙事颇有章法，计划严谨周密，颇有政治改革家的风范。
3. 形式合理
唐宋时期的述政类疏体文注重公文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观点在条列化的格式下更加简明清楚、一目了然。明代述政类疏体文继承了唐宋时期数字化分条论述这一写作特点，如杨涟的《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以分条列项的形式罗列魏忠贤的罪状，全文叙理充分，简明扼要，是弹劾性奏疏的力作。明代述政类疏体文不仅指言陈事、分条陈述，更进一步提炼所提意见的大致内容，将其精简为三或四字短语作为小标题分置于每项意见之前，起到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作用，便于突出重点，使文章疏密有致，文面洁净悦目，便于阅览查看。
例如，张居正的《陈六事疏》系统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用六个三字短语：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将当时为政处事有待改善之处简练精要地指出，其意见观点分为六类依次进行陈述，层次清楚、结构鲜明，所陈六事切中时弊，论政本、论急务，在阐明现状弊端的同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力求严丝合缝，建议颇具针对性和指导性。其文条理清晰，结构简单明了，逻辑严谨周密，言恳词切，一疏陈多事而不显杂乱无章。
（二）陈情谢恩类疏体文写作特点
明代开启陈情谢恩类疏体文先河，其发端可追溯至表这一文体。关于表的沿革，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有一段简要的陈述：“三代以前，谓之敷奏。秦改曰表，汉因之……唐宋以后……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由此可知，表这一文种与疏同源。自从秦代正式确立之后，表的适用范围逐渐从庶政转为陈情，南北朝以后，奏的适用范围扩大，表最终成为一种礼节性文书。到了明代，部分疏体文承担了表的陈情、乞恩、谢恩并劝谏功能，而同时期的表则彻底承继了“章”的谢贺用途，依照翰林院拟定的谢恩、庆贺表“笺”格式，“如式录进”。
1. 陈情真挚
明代陈情谢恩类疏体文的内容结构近似于表，以“情”为主，语言真挚，情意恳切，其主要特征在于陈述自己的心情缘由。如张居正的《被言乞休疏》，“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开篇主要陈述自己受先帝嘱托之使命，必将忠于上而至鞠躬尽瘁，其拳拳之心剖现于字里行间；再如《谢召见疏》：“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总体先表爱国忠君之心，情之为首，重在打动人心，在情感上有所贴近，易于被认可信任。如此来看，“情”是明代陈情谢恩类疏体文的行文基础。
2. 劝谏有余
明代陈情谢恩类疏体文在抒情的基础上，往往还会对君主加以劝谏，讲明事理，做到以情为主以“理”为辅，情理兼备。如张居正的《三辞恩命疏》：“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在表达蒙受皇恩浩荡的感激忠诚之情的同时，引经据典阐明事理，说服性强。神宗在接到此疏之后准予张居正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事理的论述实则为“情”之渲染，避免了长篇大论的抒情，少有华而不实之嫌。再如《谢召见疏》：“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于谢恩之时加以委婉劝谏，颇似诸葛亮的《出师表》，在陈情之余上呈为政的建议，在情感夯实的基础上说理提议，能够提高阅读者的接受度。
（三）宫廷琐事类疏体文写作特点
明代疏体文除用作述政、弹劾、乞恩、谢恩、辞免等，还有一类用于处理宫中日常琐事，或后妃晋封，或宫廷盛事。此类疏体文多简明短小，重在有效处理皇家内部事务，实用为上。
明代宫廷琐事类疏体文较其他两类疏体文用语更加恭敬谨慎，庄重严明。如《奏请圣母裁定大婚吉期疏》：“今若定以春时，则既有合于天地交泰、万物化醇之意，且当圣龄十六，又率遵乎累朝列圣之规，不迟不早，最为协中”，此文篇幅简短，对于裁定皇帝大婚日期这一要务，引《易经》天地数理而论，用语古朴严穆。再如《看详礼部议两宫尊号疏》：“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考思，亦皆乐为将顺”，臣子对皇室抱以诚惶诚恐的态度，决定其语言必然严谨考究，诸多思量。
明代疏体文在内容上、结构上已然形成固定的写作模式，行文简明有序、条分缕析、情理兼备，其使用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展，但并不显得纷繁混乱，用法明晰规范。明代疏体文使用的多面性，功能的明晰化，形式的规范性等各方面的写作水平远非前代可比，是该文体的最终完备成熟期。
注释：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29，230.
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扬州：广陵书社，2012：75，278，74，75，25，
278，65.
陈梧桐.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明清论丛，2017（01）.
范德，姜永琳. 朱元璋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明朝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国明史学会，1993：11.
闵庚尧.中国古代公文简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84，197.
方春荣.中国古代公文选.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9.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7.（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来源：应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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