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在人文型政协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提起*市，就会想到孙中山先生。*市的“孙中山文化”到今年已经走过了13年，在研究、弘扬和传播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值得很好地总结。同时，孙中山文化作为一种与时俱进、常变常新的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进入新时代后有哪些国家战略层面的价值，这是我们做课题研究与规划方案研究要特别关注的。一、“孙中山文化”作为国家命题在新时代的独特内涵“孙中山文化”作为国家命题，其独特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近代史上是影响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和走向的历史标志性人物，进入当代经过了历史的淘洗和符号化转换过程，就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更确切的讲，孙中山文化集中体现了占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探索和试验，它是地球上关于人类文明范式转型的宏大叙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他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景仰。这才是“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满怀豪情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文化也是世界性的符号。为什么这样说？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文明时代，即我们的传统社会，我们国家的建构是基于地主——小农经济结构、儒家文化（或儒表法里）的精神文化结构、宗法专制的政治结构这三种社会结构之上，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组合。那么，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必须从一种文明范式转向另外一种文明范式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先例，特别是没有这种巨大民族国家和巨大文明体转型的先例。我认为，如果把孙中山先生放到世界文明转型进程中去理解，就代表了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一种文明史的内涵。这个说法的依据，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分类。当今世界，只有三种国家形态，一种叫民族认同型国家，是17世纪以来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形成的现代国家，像现在的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它们都走向了民族建国的道路，因此这些国家叫民族认同型国家。另一种国家像沙特、伊朗等国，属于宗教认同型国家，宗教和政权高度融合，《古兰经》拥有宪法的权威，因此属于宗教认同型国家。同时，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国家，叫做文化认同型国家，这种国家构造非常独特，它既不是宗教认同型也不是民族认同型，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叫做文化认同型国家，这些大都集中在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我们现在知道，文化认同型国家的现代转型与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是不一样的，要走一条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民族认同型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由启蒙运动发动的，是从思想观念和文化的现代化推进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文化认同型国家却是以经济（科技现代化）为先导，思想观念和文化的现代化由经济现代化带动。因此，经济的转型是前提，但社会核心的转型却体现在文化上，这类国家只有完成了文化的现代化，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而推动这种文明体的转型，我们认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上，让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型国家，转型为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业已升级了的新型文明认同型国家，孙中山先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纪命题，把孙中山放到文明史的进程中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世纪命题的独特内涵。第二，孙中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在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过程中具有独特价值。上面我们讲到，中国为什么和西方国家不同，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国家的合法性主要不是来源于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而是来源于文化认同。不仅是我个人这样认为的，也是西方世界一些学者所认同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亲历中国，他以第三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最近，英国的汉学家马丁·雅克在《了解中国崛起》的讲演中提到，纵观世界史，人们发现，西方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如罗马帝国、亚力山大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衰弱之后就难以再崛起了。但在中国，帝国衰弱后，还会不断地重新崛起和复兴。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中国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国家实体”，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因为近2000年文明成果的认同，“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文明复兴为基本特征和动力，来推进现代国家的建设。孙中山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在推进民族文化认同中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例如它可以作为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可以弥合不同区域间文化认同的差异。特别是今年香港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对中国学界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那就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由文化认同来建构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日益成为是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而孙中山文化具有这种文化认同层面的独特价值。第三，孙中山文化是*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必将产生历久弥香、历久弥新的价值和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从近期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资源、区位和劳动力优势，还要受到经济资本这些因素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真正对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文化和价值观。因此，我认为，孙中山先生以及孙中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应该是*市的独特资源和文化推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大力推进孙中山文化建设才有它的合理性和价值，这也是武汉大学努力做好*市孙中山文化发展规划的意义所在。二、以大文史规划支撑孙中山文化的大价值*主席总结的发展孙中山文化要“虚功实做”，“虚功实做”这四个字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包括以上8位典型代表做的报告以及他们提供的材料，都体现了在*市政协的领导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我十分佩服。*市的“大文史”规划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其一，我认为*市大文史与孙中山文化在内涵上具有逻辑一致性。*市要发展孙中山文化，虚功实做“实”在哪儿？新时代的大文史的核心内涵就是孙中山文化在当代的新发展。孙中山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它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而它在当代的发展就体现在中山大文史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对当下都会起着不同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路径所依，过去是什么样的，现在就是什么样的，过去的经验构成了当代人的知识体系。不要以为我们和过去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我们现在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未来，我们同时也在书写未来，未来也是当代史。所以，“大文史”规划作为“虚功实做”的具体措施，与孙中山文化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是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的创新创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清晰的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实际，吸收国外文化有益成果，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而形成的具有自己民族特性和当代实践特征的文化体系。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这种先进文化就是由当代中国各个省、各个城市所共同创造的文化的宏大系统。中山大文史规划是对当代岭南的文化创造的理论总结，包含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因此它应该是历史性的案例，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岭南创新文化的典范。这应该被全方位的记录。历史既是昨天发生的，又是后人建构的。历史发生之后，今天的人们便永远无法再回到昨天，永远无法完全还原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全貌。但过去的历史怎么样能够成为当代史呢？它必须由后人来建构，要通过当代人们的回溯去建构历史。*市的“大文史”，既是昨天真实发生的，同时也是我们市政协带领我们一大批专家学者、文史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家，共同来建构的，这种历史性的建构是*市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资源。其三，*市大文史的规划带有价值属性。大文史体现的是*市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集体性的文化记忆。*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的发展史就是改革开放史，这种文化资源，是新时代*市乃至岭南地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扬•阿斯曼在其著作《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说到，当代民族国家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由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来建构的，因为它涉及到当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建设。这种合法性怎么样来建构呢？就是要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机制，它必须要追溯到历史和时间的“深处”。*市的“大文史”工程，就是要把“时间深处”的关于我们中国人的创新创造历史放到百年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予以叙事和记录，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探索，以一种时间轴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大文史”工程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具体表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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