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党的建设
【关键词】新媒体；党的建设；政党<br> 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兴传播介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带来了一场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又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现代化建设急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党的建设自身也处在改革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对执政党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也带来新的机遇。如何运用新媒体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成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课题。<br> 一、党与新媒体的关系实质上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br> 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能够传载各种信息的传播媒介。本文重点研究对象是互联网、手机等介质承载的传播内容及传播方式变化对党的建设的影响。<br> 党的建设能够与新媒体联系起来，盖因一切传播关系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社会关系。政党是生存于社会中的组织，就其社会工具性而言，主要功能之一是表达与整合社会利益诉求。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既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具有公权力行使者身份，在传递民众意志与输出公权力意志之间起着类似于枢纽转换的核心作用(亦可理解为具有双重表达主体身份)。新媒体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传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民意”可以不经过传统的“组织”或“单位”而直接表达：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3·5亿个博客个人空间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微博、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数百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人们历史性地拥有了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的管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媒体在中国的作用，尤其是在表达利益诉求方面的功能，远远超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生活、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对党的决策、沟通、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形式，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环境。<br> 第一，民意的直接表达，既可以弱化党的表达功能，亦可为党的整合功能提供更广泛的基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便利、快捷、匿名的方式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民众直接上网表达各自的意愿，虽然有部分虚假信息，但亦有真实的直接的利益表达，挑战着传统的“拟态环境”之说网民的表达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但至少减少了传统的利益表达所要经过的层层组织过滤、筛选，并且由于其匿名的方式，使得人们的真实心理得以宣泄。虽然这种表达也未必能够涵盖众多特殊但合理的利益诉求，但至少使人们看到了表达的多样性和直接性。从这一点来说，人们不一定经过特定组织就可以表达利益诉求。这对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来说，如果不能真实表达社会意志，就难免使其组织功能与社会基础受到削弱。<br> 但是，网络本身并不能直接整合人们的利益诉求。对于利益诉求的整合，仍然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或某些机构运作。只不过，这种整合由于建立在人们看得见的各种意见之上，其民意基础比之过去更加广泛。意见整合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也成为可以监督之事。<br> 第二，新媒体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既对党领导思想建设、控制舆论的传统方式提出直接挑战，也为党的活动方式提供了新的工具。传统的思想教育主体通常来自上级——组织的代表者，党内思想观念的教育与对社会的宣传往往是一体化的过程。而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比如，双向、互动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博客日志、发送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实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的信息传播。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从过去相对封闭条件下单一或者唯一的思想教育主体、传播主体，演变为传播主体多元化格局。人们可以自主提供内容、发表评论，与其他人进行实时交流，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从而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也就是具有了人们所说的“大众传媒”的特点。可以说，信息网络化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人。以往对平面媒体乃至电视广播所用的传统的方式，如审查其发表的内容并用行政的组织手段引导、控制传播主体，从而影响受众，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这些做法在过去可以理解并具备可行性，但在网络传播时代，“组织手段”难以对所有人有效。<br> 第三，传播主体与受众边界模糊，交互变换，对传统的政治沟通方式提出挑战，并在事实上建构了新的沟通方式。中国政治生活的传统沟通方式是以党政机关为主渠道，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传播主体的单一，使得这种沟通能够以一致的步调运行。从深层次原因来说，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结构特点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前，社会结构简单，利益诉求简单。处于此结构中的媒体传播，无论对党内还是对党外，往往以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式传播，公式化、套路化色彩较浓。这种沟通模式，好处是可以保证自上而下的意志传达不失真，有利于统一意志，其弊病在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往往容易失真，导致“说真话难”成为痼疾。这集中反映出上下政治沟通中信息流通的单向性。当然，这与政治生活中民主不足、缺少制度化意见表达渠道也密切相关。<br> 新媒体传播具有双向互动、广泛参与等特点，决定了新媒体传播主体既是所有可以在网络进行交谈的人，同时所有人又都是受众；人人都是主动沟通的主体，又都是被沟通对象。普通党员、群众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主动议政而不必顾及上级是否认为有必要性。群众表达渠道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新媒体造就了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并存的沟通方式。无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真实身份为何，在网络上都是平等的对话主体，这为实现党倡导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提供了最好的工具。同时，由于网络身份的隐蔽性使得解决“说真话难”有了相应的渠道。这种新型渠道客观上已经出现，能否以制度化形式实现有效的沟通，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了。<br> 第四，催生公民论坛，形成公民社会，促成党对社会领导方式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之争在学术界从未停息。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有无公民论坛。公民论坛的实质在于人民能否有机会在公共场所平等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发展，人们的民主和法制意识逐渐觉醒，对政治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要求比之过去有很大提高，使得公民社会的产生在中国具备了特定基础。而公民社会逐渐萌芽，又促使民间社会发表声音的欲望日益强烈。新兴媒体的崛起，恰恰契合了这种诉求，为之提供了最生动、最合适、跨越空间限制的论坛载体。比如，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废除有关收容遣送制度，到近几年来由于网络舆论而推动的一些事件如“黑砖窑”、“邓玉娇事件”的解决，直至网民建设性地为“两会”建言献策、人大代表利用互联网征求提案等事实已经表明，以新兴媒体为代表的“民意”可以影响政治过程，成为公民参政议政、参与决策的途径。互联网上表现出的社会心理，则成为判断群众情绪的重要参考指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公民社会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而进一步发育，新媒体又借助公民社会的发育而获得更多的受众与发展机遇。<br> 在这一背景下，党对社会的传统领导方式——社会高度政治化、党内与党外均实行同质化的领导方式受到极大考验。行政权力的领导对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行政权力在民主与法制时代不能替代一切，尊重民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合理合法地影响社会舆论而不是简单地封杀舆论，都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br> 第五，网络监督考验着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与水平，又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所谓网络监督，是指以广大公民为监督主体，以互联网为披露信息的载体，由此而形成的强大的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网络监督在中国的作用，超出许多国家。从南京“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到广西的“香艳日记”等事件，都显示出监督的力量。甚至有的领导者出言不慎，亦能够引发公共舆论的谴责高潮。当然，在网络监督中，既有信息属实的监督，亦有不确切甚至扭曲的报道。但是，核实信息是有关部门的责任，而对公权力的批评，只要不违背宪法，人民就享有这一权利。某些地方出现的对政绩工程的批评、对领导者个人廉政方面的质疑，往往被当作“诽谤罪”，暴露出某些领导者现代人权意识、法制意识的缺失。如何对待网络舆论监督，绝非简单的应对媒体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领导者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工作能力的全面考验。说到底，网络监督不是虚拟的监督，反映的是现实问题。只有在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中，网络监督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扬利去弊。<br> 二、对新媒体工具性作用的积极运用与宏观制度性创新不足同时并存<br> **** Hidden Message ***** 党对社会的传统领导方式——社会高度政治化、党内与党外均实行同质化的领导方式受到极大考验。 党对社会的传统领导方式——社会高度政治化、党内与党外均实行同质化的领导方式受到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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