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三农”须整合六种声音
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为“三农”诊脉开方者，可谓阵容庞大，常常各示锦囊，各展妙计，但在各种意见纷呈中，毫不夸张地说，属于“盲人摸象”者不少。要为中国“三农”把准脉、开对方，必须倾听多种声音，整合各种观点。它既要与中央的大政方针吻合，又要与地方的实际结合，更要与民情民意契合，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体现，民意的集中。 农民的声音 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农民，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是根本，是基础，但要把农民的声音收集、归纳、整合、提炼升华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难事:一是零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化，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阶层内部正在发生分化，从职业上看，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等；从收入水平看，农村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户出现了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不同层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际遇等决定了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物农民反应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强有弱，零零碎碎，千差万别；二是具体。与农民座谈，他们大都提出一些属于鸡毛蒜皮的具体问题，关注的焦点可能只是当家塘、门前道，村口的路灯、屋后的林子，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有理性的归纳，逻辑的分类；三是现实。农民关心的是眼下的生活、在意的是切身的利益，对于美好蓝图、宏大目标往往看得很淡，不太关注。今年庄稼的收成、外出打工的待遇、眼下家庭的收支最是他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四是情绪化。农民由于文化层次、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局限，激烈的情绪化表述往往是常用的方式，他们很难做到冷静的理性叙事，辩证地分析问题。 “三农”问题，农民的声音是主体，但往往难成主流，难做主题，极端重要又常常变得无关紧要，原因在于：一是分布上散。八九亿人的庞大群体，散居于300多万个自然村落，两亿多农民工，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散布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门类繁多的各个行业,不少人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声音分散且在最底层，散乱的时空分布使他们的声音难以形成强大的“共鸣”；二是组织上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形成了工会、工商联、商会、妇联和各种产业协会等代表各自阶层利益的组织。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而只是像马铃薯一样，装在一个贴着“农民”标签的口袋里，却彼此分离。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但至今各地合作组织多数仍以松散型的专业协会模式运作，紧密型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为数不多。以有着5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安徽为例，目前协会型组织共3900个，占到合作组织总数的85%。没有组织的农民自然没有代言人和话语权；三是诉求力弱。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代表微乎其微，且越向上农民代表比例越小。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是96万人产生一名，城市是24万人产生一名，城市代表是农村代表的四倍。一亿多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三名，一人代表着几千万人。农民的声音难达国家决策层面，在社会利益竞争与制衡中缺少争取利益的砝码，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沉在下层、微弱无力。 农民的声音在表象中蕴藏着本质，在分散中积聚着力量，在现实中预示着长远，在具体中包含着抽象。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始终应是主流、是主题、是基调、是根本。抓“三农”工作，首先应在听明白农民的真实声音上下一番苦功夫、实功夫、真功夫：一是要深入民间。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场边炕头，与农民真心交友，和群众真诚交流。那种“空中飞人”或“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是不可能获取真实信息的；二是要听懂民声。熟知农家生活、深谙乡土文化、掌握群众语言，家长里短之间洞悉情势变幻，万户千村之中探寻民心所向；三是要代表民意，“知政失者在朝野，知屋漏者在宇下”，站在农民的立场汇聚民意始终是从事农村工作、做好“三农”决策的第一准则。 当下流行的网络调查，是官方、民间所有调查机构普遍采用的调查方式，这种“快餐式”民意测评存在很大弊端。客观地说，网民只能代表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人群，而不能代表公众，更不能代表农民，因为农民上网的不占1%。有评论认为，“一个由七八十万的网络参与量得来的数据，也许还比不上一个样本一万的民意调查更具科学性和民意代表性。”“网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走近农民，深入农村，听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说农民不听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听农民的话，只有我们先听农民的话，农民才会听我们的话。 官员的声音 官员属于社会精英且掌控行政力、主导话语权。官员的声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屋建瓴。以“一览众山小”的眼界观察经济社会，把握局势特点。二是统揽全局。能够把外部世界的变化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研究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关键，抓住主题；三是敏感性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的职业责任使他们一般都具有决策的前瞻性和政治的敏感性。 总体而言，官员的声音大都比较理性，但不乏非理性因素；比较准确，但并非一定正确；重点突出，但未必完全切合实际。其声音背后可能隐藏着另外一些目的，在听取一些基层官员高谈阔论时，要真正弄清其动机和目的。一防造形象工程。高喊做某事，并非真需要，只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政绩大造舆论。前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批评说，全国竟然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知道就连首都北京也没敢这样提，目前出台的规划只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城市”。如按这种声音行事，按这个框架建设，只能建成一片废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研究发现，历代官员出于热情或其他动机，常常大力推行自以为能让百姓受益的某种种养业，结果百姓反受其害，这就是与“黄宗羲定律”齐名的“王夫之定律”；二防短期行为。一些官员为一时之利或因眼界局限，搞工程、上项目，还没完工已经被淘汰，建了扒，扒了建的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的几百亿平方米的建筑物，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年左右，仅相当于应该保有寿命的一半。这种鼠目寸光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美国纽约市政规划还是一百多年前做的，至今仍按图建设，总体框架并不落后。当年有位中央领导到珠三角考察留下的印象是“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缺乏长远眼光的建设与发展留下的隐患有时可能比从头开始花费的代价还要大得多；三防形式主义。如各地在统筹城乡、推进新农村建设中，都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是“量力而行”。诚然，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量力而行无可厚非。但一些地方借量力而行之名，行“量力缓行”、“量力不行”之实，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穷为由，把“力”“量”没了，只是开会发文空喊一阵子，或造几个典型了事；四防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增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加速向农村渗透，致使个别地方基层政府权力寻租的内驱力明显增加。同时，由于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还停留在低水平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尚未真正落实，在土地征用、土地流转和集体资产运作等方面，基层干部权力寻租有蔓延趋势，借新农村建设名义大搞“圈地运动”、“资产盘活”等，不断翻新花样，与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共同谋利。 因此，到基层调研，听取各种汇报，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更要察其果，弄清其“声音”背后的“声音”。 专家学者的声音 “三农”问题，举国关注；“三农”论著，汗牛充栋；“三农”专家，鸿儒云集。自20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精英策动乡村建设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目光聚焦“三农”。作为专家学者，一是专业知识丰厚。“术业有专攻”，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某项研究，具有较为广博的专业知识储备；二是见地深刻。专家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更为理性、深刻，更加透彻；三是相对超脱。专家学者居象牙塔、处“三农”外，研究“三农”，与农业农村工作无直接利益关联，有一种“局外人”的超然；四是敢于直言。专家多以学理相辩，推理言事，直话直说，尽酣畅而快。 专家学者的声音，具有深刻的理性和创新的思维，但偏颇也显而易见:一是以偏概全。一些专家学者看问题多关注点、少照顾面，多盯着局部、少通盘谋划。如近两年，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有人以局部地区、个别典型为逻辑起点，发微探幽、旁征博引、力主加快，带动舆论界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将本来好好的一幅行云流水般的田园风光图，搅和得“山雨欲来”。其实，土地流转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开始实施，一直都在进行，在政策上没有任何障碍。土地流转是一个经济常态现象，它只能按市场规律产生需求与供给，也只能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或放缓，热炒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误区；二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些专家学者和部分官员的通病。以理论为教条、视书本为圣经，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具体有四种表现。第一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拒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并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千篇一律的经典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第二种，西方教条化。迷信崇拜西方理论，盲目套用定理模型，不顾国情、全盘西化。第三种，新教条主义。即市场万能论，认定政府对市场管的越少越好、不管最好，全然不知市场背后法制的约束和民主的力量。第四种，老教条主义。即经验主义，研究问题、判断形势不是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趋势出发，更多的是靠感觉、拍脑袋、凭经验；三是理想色彩浓。一些专家学者久居象牙塔、常作壁上观，不做调查研究、身陷学院书斋，道理上只讲“该不该”、不管“行不行”，操作上只求可能性、不问现实性。比如，一些专家根据诸多经典理论，从宏观的、理论的和逻辑的角度推理，得出“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当前必须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对，但是减少农民需要把握速度，城镇化进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后全世界平均每年城市化率增长的百分点为0.336。我国从1978年起开始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平均每年增长0.93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已十分惊人。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后，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我们只用了22年时间，而美国用了80多年，英国则用了120多年。我们的城市化已经是“大跃进”的速度了，再快将后患多多。更何况城市化首先应是人的城市化，我们有一亿多农民进了城，还没有享受到同等市民待遇，城市就已经难以承受了；四是缺乏独立性。中国文人历史上多由执政者养活，自来就有“缺钙”的基因，即缺乏独立性、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接受财政拨款的要听领导的话，为领导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企业养活的，则要为企业帮腔。“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自然独立性不强。再加上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政治折腾，不少人仍旧心有余悸，怕说错话，缺乏独立的学术人格。现在是善于“说明”的很多，敢于“明说”的太少。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专家学者成了部门利益和强势群体谋利的代言人。 对于专家学者的声音，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应鼓励专家学者结合中国国情、立足现实，独立思考，不断发出有创新精神的声音。 媒体的声音 大众传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瞭望者”的角色。身为社会公器的各类媒体，一是信息传播快捷高效。在常规状态下，能够实现“上下通达”，覆盖全社会；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能够做到反应灵敏、触角深广。及时、充分地传布信息；二是引领舆论把握导向。通过信息的选择和编排体现“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科学合理地传递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形成主流的话语体系，支撑和谐的舆论环境；三是社会监督广泛充分。关注社会走势，洞察社会百态，扬善弃恶，褒美贬丑，解剖各种矛盾，分析利益冲突，触角所及，无远不到。 自2003年中央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全国新闻媒体不断加大对“三农”的宣传力度，但与理应承担的“重中之重”责任还相去甚远：一是轻农。以都市生活为主的内容充斥版面和荧屏，源自农村社会的信息在媒介现实中所占比例甚微；二是逐利。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部分媒体忽视社会责任，竞相追逐商业效益；三是炒作。一些媒体惟商业利益“是瞻”，不同程度地存在低俗、媚俗、庸俗现象。更有新闻工作者将农民的极个别不良行为进行恣意渲染，置于街头巷议的消遣，为眼球经济弃职业道德；四是误读。有些媒体从业者对“三农”问题及农村现状了解不深，研究不透，理解偏颇，缺乏全局眼光和求实精神。 当前，媒体已由“新闻时代”、“分析时代”进入“洞察时代”，其影响力尤为巨大。时下街巷有议：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转动地球，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另一个就是媒体节目主持人。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一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力量，但却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推进力量。倾听媒体声音，应注意把握由于“轻农”、“逐利”带来的声音不强问题，由于“炒作”、“误读”带来的“失真”问题。 非政府组织（NGO）的声音 我国30年的农村改革总体上是沿着“保护私权”、“限制公权”两个方向展开。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功能渐弱，民间组织的自域空间正在增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生成勃兴，在“三农”领域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一是民意的汇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同时，随着农民群体的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非政府组织为不同地域、阶层、行业的农民联合合作、表达诉求提供了有效资源，创造了多种平台，为农民组织起来、扩大话语权提供了条件；二是行业的代言。在农业各个产业中发展非政府组织一直是世界各国农民应对市场化挑战、克服农业弱质性的共同选择。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以协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实施行业管理，不仅弥补了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制度缺损，而且把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使从事农业的千家万户在各种竞争平台上，发出了自己的真实声音，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地位；三是矛盾的缓冲。非政府组织在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市场主体和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了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避免了各类社会群体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为经济社会运行预设了“减震器”、注入了“润滑剂”。 非政府组织的声音既源自农民，又高于农民，是千千万万原子化农民的声音经过归纳、整合，得出的综合性、系统化表达。但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同样具有局限性：一是弱质性。长期的计划体制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国家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乡土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迄今为止，农村组织的总体状况仍然是：“官办组织”僵化不活，自治组织异化存活，民间组织存而不活，自发组织难以存活。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来自观念、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束缚太多，生长空间非常狭小，位卑言微；二是倾向性。在非政府组织中，不论是行会、商会，还是协会、合作社，都是部分农民以业缘、地缘等为纽带自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声音只是源自某一方面、某一群体农民的诉求表达，代表性有限、全面性不足。单纯考虑、采纳单个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往往会触及与之相关群体的切身利益，引发参照诉求、产生连锁反应；三是官办性。多数农村非政府组织内生于原有体制，绝大多数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组建的，从一开始就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在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强调政府主导，实际上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并控制人事权、决策权。许多用行政手段“捏合”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说的是“官话”、办的是“公事”，无法表达成员意愿，难以代表群众利益。 国家逐步缩小共域范围，扩大民间自域空间，实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以民间力量来“补官治之不足”，应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和教训的结晶。倾听NGO声音，在充分利用其有效整合行业意愿，洞悉行业走势等优势的同时，应注意克服其狭隘性、倾向性、功利性等弊端。 域外的声音 从清末的变法到民国的探索，从建国初期的公社化运动到当前的新一轮改革，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吸引了无数中华学人，同样也吸引了大量域外学人。应该说，域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的主体脉络，自上世纪初至今绵延不绝，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均是域外中国农村研究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更成为显学，在中国学界政界都产生较大反响。域外的声音有着独特的韵律：一是比较的方法。域外研究者易从“局外人”的立场和世界的格局出发，看待中国“三农”问题，往往将中国“三农”问题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分析比较，为科学定位和评价农村社会演进、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坐标体系；二是多元的视角。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模型和思维框架，对中国“三农”展开研究；三是较少的制约。域外研究者不受约束、相对超脱，不循固有框架、不落繁文缛节，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政策建议另辟蹊径、直击关键，为中国“三农”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域外的声音具有先天优势，但也有一些突出的弊端：一是不服水土。一些域外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国情，不十分了解中国现实，循诊开方单纯依赖西方经验，抓药除病套用国外模型，其结果往往南橘北枳、背离初衷。199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把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设为中德合作试验区，自信满满地推行享誉世界的“巴伐利亚经验”，力求通过教育、土地整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将这里建设成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十几年间的今天，德国人无奈地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后回村创办了80多家企业，农业生产已逐渐成为副业，寄予厚望的田园生活已近消散，德国经验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原定目标已经难以实现；二是政治偏见。部分西方学者固守于斗争哲学，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一会散布中国衰败论，一会又散布中国威胁论，宣扬的是落后消极面。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布朗认为，1990—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谷物进口国，致使世界粮价大幅上涨，进入粮食短缺时代，进而剥夺低收入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贫困问题，引发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此文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对我国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待此类声音务必警觉。 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来自域外的声音我们应始终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是清醒的头脑，不为人言所惑、不为干扰所惧、不为困顿所忧，保持冷静、坚定立场；二是开放的胸襟，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思维，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师他国长技、纳良谏如流；三是大国的气度，进退有度、挥洒自如，以圆融通达的心态，观五洲风云，察四海冷暖。 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群体，各有千秋、各存长短，都是“三农”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们既要能听懂、乐于倾听，能够辨析弦外余音，了解真实意图；又要能沟通、善于互动，通过平等对话，交流思想，求同释疑；更要能整合、勤于思索，把握各种声音同频共振的结合点，探寻协力共进的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汇聚各种声音，为“三农”工作定准基调，演奏出符合实际、美妙和谐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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