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的难题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新常态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更是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是，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尤其是中西部较为落后地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已经凸显出来，成为制约县域经济进一步加速、社会和谐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面临的问题与瓶颈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还处于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各地发展县域经济的热情很高、力度很大，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倾向，过于看重经济的发展速度和GDP指标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项目建设与利益协调的难题。项目建设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载体，县级层面一个项目真正要开工建设，至少需要经过10多个部门的审批，有的要盖几十个章，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土地的审批，最快也需要半年时间，有时甚至一年也难以批复下来。
即使项目批复下来，征地搬迁按照正常程序和要求，需要三至四个月的时间开始征地搬迁，虽然大部分群众的思想工作容易做通，但难免有个别群众一时难以理解和支持，使征地搬迁时间大大延长，有时半年甚至一年也难以完成征地搬迁任务。如果出现了个别群众不支持，要走强制搬迁程序，甚至遇到暴力抗法，那更是遥遥无期，拖了几年甚至10多年没有完成的工程也屡见不鲜。
项目建设走完了审批程序，开工以后也难以一帆风顺，因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当地群众还是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产生了新的想法，提出了新的诉求，就可以叫停工程。一旦出现阻工的现象，这些情况就需要协调，协调的工作往往是十分艰难的，有时一次协调就需要1—2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有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到竣工投产，需要协调十几次，乃至几十次。
工作效率不高与处理日常琐事之间的矛盾。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因此，基层干部觉得最麻烦的问题是，精力有限，但是日常琐碎的事情又太多。一是会议多。往往是重要会议层层开，同一个会议，县乡的同志有时要参加四五次；工作千头万绪，什么工作每年都要开一两次会，有的工作要开若干次；出现了新情况、突发事件、天气变化等，都要随时组织召开会议，要求举一反三，重新部署安排；各级领导都就自己分管的工作，经常召开调研会、现场会、协调会和推进会，所有上级开了会的，下级都要开会落实。以2013年桃江县委、县政府层面（不含各部门单位）的开会情况为例：要求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含电视电话会议）162次，其中全国性会议20次，省级42次，市级100次。二是文件多。各级党委、政府形成的决议、决定、通知、办法和方案等都需要行文；各级党委、政府都有上百个部门，从上到下行文；各级领导小组一般也有上百个，也是经常行文。三是检查指导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层次的领导都要经常检查指导、调研工作；所有部门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都希望将自己的工作纳入考核检查的范围。四是应急事务多。以2013年桃江县委、县政府层面（不含各部门单位）的处理应急情况为例：共接待信访群众1012人次，处理各类突发事件132个，处理媒体、网络舆情1460条。党政领导经常应接不暇，甚至精疲力竭，难以集中精力谋发展。
发展资金困难。当前，县级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级财政仍然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甚至有的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搞建设，所以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项目，都必须争取上级的资金、项目支持。国家专项资金的争取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由于在专项资金争取中有层层的审批，客观上各级各部门的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中西部地区的干部在争取支持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信息不灵。国家专项项目有几百项，专项资金有几万亿，县一级根本无法全面掌握信息，及时了解项目动态。二是规划不符。全国2000多个县，县域情况千差万别，国家专项项目大多是从某个方面进行考虑和规划，作为一个县，所做的项目规划能否符合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的规划，只能碰运气。往往县一级现实需求强烈，所作规划也适合县域情况，但与国家所要求的规划不相符，不能争取国家专项项目，只能望洋兴叹。三是规模不够。不同的县支柱产业相同，但规模大小有别，往往大的能得到支持，小的不能得到支持。比如，同样是产粮大县，种粮面积达不到国家项目规定面积的，就得不到国家的项目资金支持。四是配套无来源，县级财政本来就困难，根本拿不出项目配套资金，形成了“争取项目困难，争到项目更困难”的怪圈。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新常态不单单是一种状态的表述，更是一个发展理念的变革。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动力、新变化，当然，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面对新形势，如何与时俱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给基层干部带来极大的挑战与机遇。
坚持依法治国，改革审批制度，创造高效优质的政务环境促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以“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理念改革审批制度，大力精简下放行政审批权限。要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努力让市场主体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不能将市场准入审批作为职能部门的权力。要着力改变“重审批，轻监管”“以批代管”现象，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比如环境保护，要加强项目投产后的监管，一旦企业违规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以铁的手腕、严厉的措施进行处罚，要使企业违法成本高于非法所得，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一是要保障地方“吃饭”问题。加快建立与县一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加大对县一级，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县一级可以发得出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而且要保障地区之间的干部待遇基本平衡。二是要解决能够为民办事的问题。县一级改善民生的任务重，财力有限。比如要修建公路、除险加固水库山塘、改造危桥、改善学校条件等等，都没有资金来源，只能争取上级的项目和资金扶持，否则就难以启动。这样一来，面对群众的要求，面对改善民生的实际困难，县一级没有半点自主权，应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形式，把改善基本民生的事权和财权，同时交给基层，减少层层“跑”项目、“争”项目的现象，有效砍断利益寻租链条，降低工作成本。三是改善专项资金的分配方式。国家制定出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谁做好了都应该得到支持。要增加透明度，不要变相地以各种条条框框来维护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从而使基层心中无数，盲目地“跑部钱进”。
加强基层干部法治素质修养。当前部分基层干部思想观念陈旧，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部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较差，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基层干部的法治素质修养关系到能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因此，必须着力加强基层干部的法治素质修养。除了加强培训等常规手段外，还应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工作的透明度，防止基层干部与执法人员的权力滥用。应该着力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参与依法治县的各项活动，为依法治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桃江县委书记谭建华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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