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想的是一，可实际是二”——毛泽东通俗哲学系列谈之一
毛泽东多次说过：“人们想的是一，可实际是二。”他还批评一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次，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话。小孟说：“您是大主席，想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什么事都能办到。” 毛泽东笑了，小孟忙问：“我说得对不对呀？”“你说得也对也不对。”毛泽东认真地回答。毛泽东说：“说它对，是因为我说话确实算数，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主席？人称‘最高指示’嘛，衡量一个人有权无权，就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说话算数，当然事情就好办，所以，有些事办起来，要比一般人容易，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看到这一面，本人可真是神气得很哪。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嘛。”“另外一面是什么，您有什么事办不到？”“比如，你下了班，可以和家里人、和朋友到大街上转转，我可就没有这个自由喽，我要是走到街上，大家都认得我，说毛主席来了，一下子都围上来，越围越多，围着你喊万岁，搞不好会影响交通呢，你说是不是？”“那倒也是，谁让您是大主席呢？”“你们可以随便聊天，但和我谈话的人，大都是有顾虑的，这点，我看得出来，人都是好人，但话未必是真话，难得口吐真言哪。”听到这里，小孟问了一句：“主席，那您说话也有过顾虑吗？”“那看对谁啦，人说话总要负责嘛，不但要对内容负责，还要对后果负责嘛。我和同志探讨点问题，发表点见解，甚至一句玩笑话，传出去，就成了‘最高指示’，有人还以此大做文章，闹得你哭笑不得。” 毛泽东一贯的作风，就是说实话，讲真话；一贯的思想，就是辩证地分析问题。确实，他如果到大街上散步，或到商店买东西，那身边肯定是围满了人，走不动了。平常人私下聊天，聊完了也就完了，传出去也没有人去分析或计较；而毛泽东说的话，就算是聊天，或者是玩笑话，传出去了，人们也会分析其中的深意，并将其当成最高指示。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他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人们在认识上常犯的毛病，就是能够认识一面，不能认识另一面。而这另一面，有时是一个侧面，有时则是反面。 毛泽东曾对在延安考察的外国观察团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在大街上碰到谁都可以谈，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不过，如果只说好的一面，你们就不要相信。事情都是有两面，不是一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一万年也是如此。” 人们总是喜欢真善美，喜欢友爱和谐，希望一切都一帆风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假恶丑、矛盾、对立面等总是客观存在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有对立面并不是坏事。应当看到，有了对立面，我们才会谨慎，才不敢懈怠，才会有进步。所以，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生一些事，尽管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理智上又觉得是应有之义。看看中外的历史，凡是有大成绩、干出大事业的人，大都是在与对手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在对立面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他也一贯这样主张。正如他自己所说：“温室里的花苗经不起风吹日晒。”而田间的野草则生命力极强，旱涝都不怕，人们把它锄掉，一次降雨，它又活过来了。正因为野草的生存环境比温室的花苗差得多，而且一直在与对立面斗争，所以它才活得极为顽强。 有见地的人们，不仅不讨厌对立面，还有意地设置或引进对立面。军事演习就是人为地假设一个对立面，即敌人的军队，然后再想方设法“消灭”它；种疫苗，也是人为地引进一个对立面，以增强免疫力，抵抗疾病的侵袭。在有权有钱的家庭里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经不起挫折，做不成大事。所以毛泽东又说，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 人的一生中，有帮手，也会有对手，这就是两面。帮手从正面帮助自己，对手从反面帮助自己。但是，人们看到的多是从正面帮助自己的人，很少看到从反面帮助自己的人，甚至把这类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了。 对手有两种，一是战争中的敌人，二是和平时期的竞争者。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到了战争中对手的作用。他说，首先，是日本侵略者帮了中共的忙，他们的烧杀抢掠政策唤醒了中国人，纷纷加入八路军抗日，大大扩充了抗日队伍；其次，是美国政府帮了中共的忙，他们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间接地送给了解放军；第三，是蒋委员长帮了中共的忙，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打仗。 至于竞争对手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我曾看过一个资料，讲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海湾战争后，美国一个名叫巴顿的人制造了当时最坚固的MIA2坦克。他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这要感谢他的对手舒马茨。舒马茨是破坏力专家，巴顿每制造出一次坦克钢板，就被舒马茨破坏一次，于是巴顿只好再改进一次。经过反复实验，巴顿终于制造出当时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的坦克钢板。为此，二人双双获得了美国紫星奖章，而且巴顿还拿出巨资奖励了舒马茨。这位坦克钢板制造商是明智的，他看到了对手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尊重对手，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败，这是明智的表现，也是每个人应有的人生观。对手始终默默地向你学习着，执着地和你竞争着。从一定意义上说，你的进步与成功正是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实现的。没有狼，羚羊就不会跑得那么快，也不会那么健康地繁衍；没有锋利的矛，就不会有坚硬的盾，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律。 不要蔑视、怨恨对手，更不要企图消灭对手。对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既要珍惜对手，又要利用对手；既要有与对手竞争的勇气，又要有向对手学习的智慧，还要有与对手共赢的胸怀。 法国哲学家康吉兰说：“正是变态(不规范的)引起人们对常态(合规范的)的理论兴趣。规范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只是因被破坏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过不适应、受挫和痛苦才升华到关于自由的意识和科学。”那些有胆识有魄力的人，大都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对立面之间的关系，甚至主动寻找对立面，并在与对立面不断地竞争之中提高自身。 因此，要承认对立面，面对对立面。譬如，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就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李瑞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民主是一面，集中又是一面；自由是一面，纪律又是一面。如何看待民主与自由，这是对人民群众这一方说的；如何看待集中和纪律，这是就领导干部这一方说的。这就是两点，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毛泽东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在当前政治生活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一些群众，往往片面要求民主和自由，不知道或忘记了集中和纪律，包括法制；一些领导干部，又往往过于强调集中和纪律，甚至事实上在搞专制。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下属说，“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就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让群众敢怒不敢言。《领导之友》2014年第四期《卷首语》，是刘忠昌同志写的《“一把手”与“一霸手”》。文中有这样的话：“‘一霸手’不管官职大小，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一言堂’。‘一言堂’本是旧时商店挂的牌匾上写的三个字，表示不二价的意思。当今的‘一霸手’们，骨子里不认同自己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关系，认为当‘班长’就是当‘家长’，决策时唯我独尊，一意孤行，一锤定音。二是‘一把抓’。担任行政‘一把手’时强调行政工作负责制，甩开党委的领导；担任党委‘一把手’时又强调党委领导一切，将党政工作都揽在手里，一切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三是‘一手遮天’。认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老子天下第一’，什么约法三章，什么制度规定，都是给别人定的，自己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把自己打造成‘老板’‘土皇帝’，以显示绝对权威。”这段话讲得形象逼真，深刻到位。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的霸王作风时说过：“你们看过《霸王别姬》吗？总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实际上，一个地方或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如果真正聪明，就应当看到，越是给自己的下属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下属的积极性就越高。一方面，更能干好工作；另一方面，能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确保决策的正确，至少重大决策不失误，一般决策少失误。这对领导工作肯定是有好处的。再说，群众的民主和自由，并不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赐予，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尊严。怕就怕领导干部认不清这一点。
对于群众，在强调民主与自由的时候，要想到集中与纪律方面；对于领导干部，在强调集中与纪律的时候，要想到民主与自由方面，这就有利于解决好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应当看到，在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领导干部。即使群众方面存在某些问题，也多与领导干部说服、教育不够有关。因此，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注意发扬民主，给群众留出更多自由和民主的空间。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不是一“冲”，是两“冲”；不是一点，是两点。一“冲”，只是一点，所以是片面的。我们强调两“冲”就是强调全面地看问题。
1956年6月28日，毛泽东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格友的谈话中说道：“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人们普遍认为，秦灭六国，是因为秦国的强大；而“秦二世而亡”，是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后来的刘邦、项羽领导的起义军打败了秦朝。但是，杜牧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在总结秦兴、秦亡的教训时有一段极为深刻的话，他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他看到，六国内部不团结，各打各的算盘，不能形成合力，以致让秦朝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秦国灭亡的原因，与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兴土木、残暴统治，导致民不聊生，有很大关系，对此不能忽视。杜牧的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讲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定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但不能让石头变成小鸡”。也就是说，无论是六国灭亡，还是秦朝灭亡，都有两点，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
人生万事，世界万物，许多时候都是有得也有失，有失也有得。人之不幸，可能会带来有幸；人之有幸，也可能会带来不幸。“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相关，利害相邻。古人所说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以及“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情况下，人们的失败，大多败在自己的劣势上，但有时也会败在自己的优势上。“看似木讷似无才，不屑张扬本色在”的人，也未必就无福。巧诈不如拙诚，是因为巧诈者表面上用一种假象掩饰，当别人是傻瓜，视自己为能人，好像很聪明，但是时间一久，伎俩被识破，人们就看穿他在演戏了；相反，拙诚者，干脆以老实示人，终不吃亏。人与人的智商其实差别不大，而思想境界却能差上十万八千里。别忘了，有时候聪明绝顶的“邻居”就是糊涂到家。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个别人千方百计诋毁他，大肆否定毛泽东思想。后来，由于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定论，他们不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了，但是，又采取了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予以诋毁。其实，中国人民，尤其是底层老百姓，对这种行为十分反感，怀念毛泽东的呼声不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出来说话，希望“还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不容置疑，他的思想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他的人格魅力已为人民所认同。因为他晚年的错误是一点，但他的功绩又是一点，而且功绩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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