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功与另类思维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国人形成了一种中国式思维，它有优点，也有弊端，是个中性名词。中国式思维重体悟，尚直觉，善类比，轻逻辑。不过，历史上也有与这些特点背道而驰的人，比如晚清重臣曾国藩。
直觉思维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通过实践却发现了仔细分析的重要性。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告诉他：“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就是说，如果不去“勤王”，老百姓会怎么说?史官会怎么记载?很明显，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必须得去。曾国藩令下属每人提一个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可是，曾国藩不是这样想的，他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曾国藩也知道北上“勤王”责无旁贷，但如果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现在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套啊?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所以，他一直在想能不能不去“勤王”呢?他当时的幕僚李鸿章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为了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最终会“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曾国藩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这件事之后，曾国藩每当遇到麻烦事，都会把事情的每一个因素分析到位，使之没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
从此以后，曾国藩遇事不怕费心费力，总要找出要害，把握关键。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被赶出江西的太平军又占领了浙江，而且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凶多吉少。曾国藩此时任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十月十八日，朝廷将浙江军务也交给曾国藩督办。面对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的命令，曾国藩犯了难。他的打算是向朝廷推荐左宗棠，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督办。于是在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左宗棠，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左宗棠闻讯大喜，他一直盼着有独当一面的一天。他率领军队，正准备启程，却突然接到曾国藩的信，命他按兵不动。曾国藩反复琢磨，仔细分析，一方面，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且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了，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另一方面，如果出兵救援失败，左宗棠不就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吗?这样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之后，曾国藩对这件事就有了格外清晰的认识。所以，他让左宗棠先按兵不动。十一月底，事态出现了变化，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到此时，曾国藩才有了明确的方案，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同意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同时，他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用实践再次证明，对事情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治事……之道三端，日剖析，日简要，日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这种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某些局限和弱点，使他能精确地把握“度”，从而把握住了真理和谬误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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