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智慧
中共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智慧 观点摘要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 学习他国，不仅要看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教训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共选拔出的最能干的人的过程跟他们的标准选举过程不同，所以会有质疑、有批评。以选拔政治局常委为例，可从“性别、资历、年龄、利益”角度来观察。具体来说，就是性别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女性，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资历就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先有资格入选常委；年龄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七上八下”，即67岁的优先入选，年轻的延后考虑；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关键就是这八个字，下一届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保证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定会被选上，比如美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可能都去经商了，二流的才会成为政治家。同时，也不能保证最坏的人就不会当选，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台湾的陈水扁很腐败，但也是选举出来的。当西方评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东西加到中国身上，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看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其实只要有规矩、有程序就没问题的。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继续走下去，行政效率就会比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否决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西方很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是一条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复杂的、多方向的，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一定要去走吗？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贤人政治和选拔制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体。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民主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演变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会失败，这是我的判断。五十年后我们可以再来检验。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们要有比较的眼光，同时，比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 中国是延续性多于变化。从历史上看，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上台，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但是中国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稳定，用西方的话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毛主义”到“邓主义”的过渡。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在同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化，只是针对具体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变化应该更多一点。西方国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层面一下子转变过来，而中国与此相反，延续性太多，变化不够。当然政策的变化不是说否定前一任领导人的政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政策当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为时代的变化，对新一任领导人提出了政策变化和创新的任务。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典《易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社会经济变化那么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执政者调整得不够快。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变化更大。例如，我们还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么？农民工、知识阶层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变化大，经济层面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前说政治和经济“两张皮”，指的就是政策脱节于社会现实的问题。政治最后都要表现为政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变化不够，跟不上现实，所以政府和官员每天都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结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整合了社会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美国两党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执政都要照顾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你可以左一点、他可以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哪一个政党，一旦脱离了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必再去想争取政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会并不是靠民主，泰国就是个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选出的首相农村居民不接受，农村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湾社会，因为“统独”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分裂。政党就是分化社会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们互相斗，这就叫作政党。为什么中国以前那么反对朋党呢？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可以说，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有，没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现在极“左”、极右等等思想和影响都有，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它们还会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高收入社会，而这一块城镇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现在的中国根本未形成消费社会，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证。我为什么强调土地问题，也就是住房问题，这是社会领域一块很大的问题。“居者有其屋”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就这两点，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件是党内这一块，既然党是主体，党怎么做？我想反腐败最重要，反腐败在党内的这一块，这是主体性的建设，当然反腐败也不能仅限于党内，所有的组织都要反腐败。第三件则是中国梦跟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起中国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西方梦”。好多东西确实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标。 改革需要摒弃“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改革怎么去改？首先我们必须“经验地”来看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中国人受传统的道德哲学影响很深。我们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只是对错的问题：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我们看电影也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对于学者是完全不够的。再比如前几年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时，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模式就首先区分好坏，比如赞成者说中国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评的人往往说中国模式不好，我们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个模式。这就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体验社会要比头脑中去想更重要，现在好多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社会。我们所想的，与我们实践的东西一定要对应起来。理想很简单，人类社会99.9%的理想最终都没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如何发展，要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社会“应当怎么样”。每个人如果都从“应当”层面出发，100个人可能会有200个不一样的东西。事物本身有发展的“势”，我们作为学者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 制度设计要给“新利益、新势力”一个机会 具体到改革中，究竟该怎么做？以反腐败为例，其实反腐败也是一门学问。中国就是内部多元主义太多，外部多元主义太少。像新加坡的一个反贪局、香港的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就清廉了。反腐败机构中国党内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哪有这种事情？内部太多元了，谁来负责？没有人负责。互相间你争来、我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内部必须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败的大部制，一定要协调起来，否则互相掣肘没有效率。同时内部要集权一点，外部要分权一点，比如学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会审计机构，就算学校自己的审计制度还没有培养起来，也可以借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审计、社会力量和媒体公开一点。现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个人反腐败，必须要制度化，不沿着法治的轨道，最终会形成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社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反腐败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假设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财产公开，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就不缠你了。而那些愿意的则表明：第一，你确实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问题不大。那么，我就提拔你。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让清廉这一块力量成长起来。我不认为人生而腐败，腐败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但是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不腐败没法生活，不腐败没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就像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不动，那我就让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一个民营企业。你看，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跟西方的逻辑不一样。再好比我们说要消灭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还没有消灭它，它就先把你消灭了。改革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就是靠精英，一帮新的精英产生了，后来逐渐取代旧的精英。中国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创新有时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每个体制之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们现在大学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着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肯定比谁都抵制得厉害。所以说每个体制之后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机构是既得利益，国企、银行、大学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动吗？你必须要在这些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因而体制、制度的创新更重要。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优势不在于它改革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多难。美国的优点在于它创新的空间大，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中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制度创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这样，不止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 延伸阅读 “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 改革、发展和稳定曾经是中国改革路径的理想状态。通过改革尤其是体制的改革得到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则为社会稳定创造坚实的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很多方面表现得很糟糕。“无改革”已常态化。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未来的路怎么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要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梳理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已近半年。半年来，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言行举措、个性风格等，尤其对总书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执政风格、执政特点等最为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注视下接过了历史接力棒，站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任重而道远。 当选总书记后，从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首次精彩亮相，到沿着邓小平南方视察路线第一次离京考察；从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多次阐释“中国梦”；从提倡“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到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同志每次重要讲话均给人以新的期待，给人以新的希望，给人以新的力量。 梳理习近平同志履新半年来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并回顾他在地方任职时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特点，不仅有利于贯彻落实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作出的决策部署，也有利于更好地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还有利于更好地审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应广大读者要求，人民论坛本期“特别策划”首先从整体上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执政风格与执政特点，再重点围绕“中国梦”、“反腐与党建新思想”、“改革观与中国道路”、“法治理念与方略”、“‘三农’思想”、“外交新理念”等公众热议的焦点话题进行梳理。为了使梳理的内容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参考资料除各主流媒体相关的报道外，还包括习近平同志以前撰写的《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之江新语》等有关内容。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释“中国梦”。他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他还用了“三个必须”来指明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在汇聚起中国社会磅礴的正能量。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只要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敢想、敢闯，敢作、敢为，“中国梦”必定梦想成真。 习总书记执政思路与执政特点执政思路、执政风格、执政特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人民论坛记者：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我们有很多感性的认识，如“熟悉基层”、“亲民务实”等，您认为这些特点中最为核心、最为突出的是什么？ 韩庆祥：我认为，近平总书记的执政思路、执政风格、执政特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打铁还需自身硬”是近平同志在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之后，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到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打铁”；另一是“自身硬”。“打铁”，意味着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任务和困难是非常“坚硬”的，十八大报告主题词中有一个“攻坚克难”，其实就是对此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铁”分为两块，一块是国际上的“铁”，一块是国内的“铁”。国际上的“铁”，诸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无论关系还是问题，都比较棘手、比较难“打”。国内的“铁”，如在经济领域中，主要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分配制度改革两大难题；政治领域，则有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民主与法制建设；文化领域，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解决“脑袋问题”也比较艰难；社会领域中亟待破解的是社会管理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难题；生态领域，生态修复与改变人的消费方式也比较难。 既然国际、国内“两块铁”都比较硬，且这“两块铁”都得打好，那么“打铁”的主体对自身就要有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正是“打铁”的主体，如果自身不硬，“打铁”的锤就举不起来，即便举起来了，也可能是下点不准。 “自身硬”硬在哪里呢？根据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以来的执政活动和重要讲话，可以看出，“自身硬”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硬”在本质。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党的本质变了、被颠覆了，那么一切“硬”都无从谈起。二是“硬”在能力。就是近平同志讲的克服“本领恐慌”，他多次讲到要提倡学习之风，减少应酬。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曾在1992年提出“能力本位”的观点，其实质在强调凭本事吃饭、凭能绩立足。三是“硬”在作风。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实质就是整顿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第二个方面，可以凝结为一个命题，就是“把……提高到科学化水平”。比如近平同志以前讲过，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科学化水平，把党的建设提高到科学化水平，十八大报告最后一个部分也讲“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执政思路及执政特点。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遵循，只有通过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实践进行探索，这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实践，也就是需要进行顶层设计，需要将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与各项工作。这一命题既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体现，也反映了近平同志所关注的重点。 第三个方面，近平同志的执政风格和特点，可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叫做“外圆内方”。近平同志的外在形象和气质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从容、淡定、包容、温和，平易近人，让人觉得没有距离感。记得当年近平同志刚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他到各个教研部了解情况，到过我们哲学部的办公室，问了很多具体问题，语气平和，气质淡定，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很平和的校长。但是他做起事情来，非常有思路、有方法、有定数，他讲原则、讲大局、讲战略。这表明他的内在气质、风格和意志是比较阳刚的。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据当地领导干部反映，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是非常坚定的。当下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与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在对待党内腐败和党的作风问题上，他都非常坚定、坚决。所以，可以把他的气质概括为“外圆内方”，或者说是“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 第四个方面，就是他特别强调“汇聚正能量”。他注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强调多从正面看待社会历史的进步，多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强调要凝聚力量。 特别强调“凝聚力量” 人民论坛记者：作为新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施政所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韩庆祥：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很多理念主要是围绕着“攻坚克难、凝聚力量”而展开的。从这八个字是十八大报告的主题词，也能体现近平总书记的关注所重。 实际上，近平同志接任总书记之后，他所面临的现实、任务、环境及其显现出来的本质特征，就是“攻坚克难、建成小康”。无论在小平同志执政时期、江泽民同志执政时期，还是胡锦涛同志执政时期，都在追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要在2020年真正实现，就是说要在近平同志执政期间内实现，时间紧迫而且具体。而建成小康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要带领我们党来解决很多难题和问题。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今年3月1日，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暨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三大类问题，一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过去的问题穿上了今天的外衣，三是今天暴露出的新的问题。总书记的头脑很清醒，执政首先要解决问题。这三大类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攻坚克难，要敢涉险滩，要啃硬骨头，进而要凝聚力量。 “人民”是一个包含具体多样的生动的集合体 人民论坛记者：在总书记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一个突出的关键词。作为我国研究人学的著名专家，这也是您比较关注的领域。如何理解对“人民”的强调？ 韩庆祥：“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类，二是群体，三是每个个体。从学理上来讲，以人为本，要从“人类”方面来理解，比如注重人类关怀，强调人类共享一个地球，建设好人类共同家园；以人为本也可从“群体”方面来理解，比如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还可从“个人”方面来理解，如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和个人是有区别的，对个人而言，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但这是一种具体的抽象，是包含一个个具体个人的抽象。也就是说，人民是包括每一个个人的。 作为党的总书记，从政治或意识形态角度，相对于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肯定要强调“人民”，着眼于人民这个整体。当然，这个“人民”是包括每一个个体的人民。近平同志在其人生成长、人生阅历过程中，接触过具体的底层民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人，这些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不同个性的不同的个人。因而，总书记所讲的“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也是一个生动的集合体，这叫做具体的抽象。也就是说，他讲的“人民”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而是包含了具体多样的抽象。 宽广视野与综合的知识结构 人民论坛记者：总书记尤其强调学习。他是我们党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总书记，强调学习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是否有关系？ 韩庆祥：这里讲的学习，主要是从“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角度来讲的，当然也与近平总书记的个人特点有关。伟大的事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建设伟大事业的主体，这一事业前所未有，需要我们开拓创新。伟大工程，就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伟大的事业是新的，要注重学习。要完成好伟大的事业，就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能力。现在我们党的建设是从多方面展开的，比如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执政能力建设。近平同志更多是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从更好完成党的伟大事业、更好地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来讲学习的。同时，近平同志本人从来都重视学习。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专家治国，要懂行。现在不懂行的干部也有。由于缺乏专业素养，往往延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因此需要“专家”。但同时还要强调综合的知识结构，因为现在我们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多面体，很复杂，单靠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很难破解的。比如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其实牵连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所以，我们应注重以专业水准为前提，兼顾一些综合的知识结构。 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熟悉，同时也懂战略，对哲学、经济学以及对历史有所了解。他爱学习、爱读书，精通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喜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为精通。其实，治理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仅仅是专家，没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是不行的。 一以贯之的红线 人民论坛记者：从您的角度看，在总书记治国理政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内容？ 韩庆祥：有。这种一以贯之的红线提炼出来，就是前面我讲的第一个方面，即“打铁需要自身硬”。整体来看，近平同志为人处世的特点是“锐气形于事、和气形于人”；他做事强调能力、强调水平、强调本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事业做好；“把……提高到科学化水平”这一命题也对我们的理论素养、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的能力提出很高要求；“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其实都体现为“打铁”和“自身硬”。 近平同志多次讲话中也都体现了这个逻辑。他讲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深水攻坚，要啃硬骨头，要勇于攻坚克难，这里讲的就是“要打坚硬的铁”；他讲要注重学习，克服“本领恐慌”，抓作风建设，讲的就是自身要“硬”。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复杂、困难很多，打的“铁”比较坚硬，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武装头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应对这些问题，战胜这些困难。 从“结构”入手治国理政 人民论坛记者：作为专家学者，您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什么新期待？ 韩庆祥：一种最根本的期待，就是治国理政要特别注重结构性问题和结构分析。基本面的问题长期解决却解决不了，一定是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长期解决却始终解决不好，一定是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注重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革新，后来我们注重体制改革。我们的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困难重重，甚至有些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这背后一定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经济问题、经济体制的背后是经济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政治体制的背后是权力结构问题，文化问题、文化体制的背后是文化结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的结构就是构成这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比例，事物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就是什么样的。中国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是产生“中国问题”的一个“根”。现在中央强调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注重结构性问题与结构思维和结构分析。我坚信：只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结构”入手治国理政并解决问题，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习近平地方履历：理念与特点 基于对中国地方精英的观察发现，作为地方领导，习近平的个人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特别善于团结人，另一方面是，他注重全国一盘棋，配合中央的领导 对于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从政履历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层做起的”。习近平的从政经历从1982年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正式开始，至今已有31年。在到中央任职之前，他历经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四个省市的不同岗位。在河北省正定县做过县委书记、在福建待了17年，从副市长一直做到省委副书记、省长，此后又先后去浙江、上海担任省级一把手。 浙江从政经历最令人关注 习近平于2002年10月初从福建调任浙江，一开始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同年很快就被提升为浙江省委书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他的一些举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他提出“下访”。一般都是民众上访，习近平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曾主张变民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主动到基层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他将这项制度带到了浙江，提出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而且通常会带着律师，到当地去开门办公，直接跟老百姓互动。如果是当场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就当场解决；如果当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记下来。就工作作风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创举，是一种制度创新。主动充分地跟老百姓沟通、接触，且诚心实意愿意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是可圈可点的。 二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期，曾经提出，“青山绿水也是真金白银”。他当时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要保护环境这一点已有很深的认识，不再是仅仅追求GDP数字的提高，而是要追求整体人民生活水平的质量不下降，还上环境欠债。这样一个理念，到今天看来显得更有意义了。 三是在具体的事件，如一次大台风的应对中体现了他较强的执政能力。福建和浙江都是容易受台风影响的地区。应该说，习近平在福建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调任浙江以后，2005年的夏天也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台风，他在台风来之前及时有效地组织了当地群众转移，共转移124万人口，规模据说是空前的。那次台风的规模也是50年不遇的，但由于处理得当，对浙江老百姓生命和生活的影响并不大，仅死亡2人。而且当时正好赶上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路易斯安那州遭遇重创，死亡1000多人。彼时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度假，直到飓风发生几天之后才宣布结束休假，在从得克萨斯飞回华盛顿的路上，盘旋视察了灾区。这么一个对比，尤其反衬出中国地方领导人、当时的习书记赶在台风来之前，短时间之内成功实现大规模转移的执政能力。 此外，在当时，他不仅有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提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口号：“和谐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尤其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法治的理念推进工作，扩大基层民主，发展民主政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这都是比较好的理念。 执政：易于相处，注重全国一盘棋 本人基于对中国地方精英的观察发现，作为地方领导，习近平在地方执政期间的个人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特别善于团结人，无论是在正定、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他都比较注意团结他人。我曾总结过一句话，“他更加个性化，平易近人，他可以同任何人共事”，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特点。他不仅仅是跟老百姓关系比较好，跟其他领导干部的关系也比较好。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区领导、市的领导、省级领导，在各个岗位上，都没有听到他在任期间与其他领导磨合得不好的情况。中国有时确实会出现地方上两个领导的关系弄僵了之后，中央就把这两个领导都换了的情况，而在他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方面注意处理好与地方其他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比较注意他所在任的地区在全国当中的位置，同时又注重全国一盘棋，配合中央的领导。他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提出 “不闯红灯，不打擦边球”。当时是2007年，那时各个地区都有新的领导上任，如重庆、广东、天津。广东提出的就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当然，这个与上海市与广东省的角色不同有关，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因此要有勇气，要敢于去进行一些改革创新的举措。上海独立性一直比较强，到了习近平去当市委书记的时候，陈良宇贪腐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人心惶惶、不太稳定，他需要考虑怎样稳定上海，主要任务是让上海能够更好地配合中央，所以他提出的是“不闯红灯、不打擦边球”。这些是他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未来的国家领导，注意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举措。他做得很好，但他在上海任职的时间较短，几个月之后就到中央去了。 第三，习近平也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导。我们常常能够发现，他在理念上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在福建的十七年，他是在一些相对比较基层的位置上，在厦门当副市长、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前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因为一把手是省委书记，他的举措可能没那么显见。到了浙江以后，由他担任一把手，特点和理念就显现出来。除了前述外，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浙江因为其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农民工非常多，随之就涉及怎么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居住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当时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曾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八个方面讲怎样解决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安顿农民工的实际生活问题。他在任期间，浙江省政府还为农民工盖了很多房子，采取了许多举措解决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在这方面，浙江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治吏：腐败得不偿失、官员要注意跟群众的互动 在习近平地方工作经历中，一直看重“官德”、注意作风，对于治吏问题，他有两方面理念。一是官员要清白，不要贪腐。他提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算好“三笔账”——利益账、法律纪律账、个人的良心账，想清楚，算明白，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他认为腐败得不偿失。他说，细细算起来，我们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应该十分珍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受不住蝇头小利的诱惑而铤而走险，去做那些违法乱纪的坏事，极不应该，也很不值得。 二是在作风方面，官员要注意跟群众的互动。在浙江时他曾经批评一些官员“不会说话”，说他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他指出，现在很多官员只会跟上级领导说话，不会跟老百姓沟通。他强调官员要思考怎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老百姓做好沟通，而不是讨好自己的领导。在宁德的时候，他曾在采访中讲到，“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但是他在宁德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令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反腐，第二个就是改造棚户，都有点风生水起的意蕴。 而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讲话中呈现出来的反腐败的理念，比如，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都是非常好的提法。但因为暂时还是一种提法，在没有相应的举措出台之前，常常容易被人误解。比如我就听过一个理解，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理解为“把人民代表的权力，关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笼子里去”。这个理解与习主席的意思恐怕差异很大。权力需要制衡，如何制衡权力？需要制度来制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起监督权力的作用的。人大代表的权力不应该是关在笼子里，而是应该放出来，更加大胆地监督权力。所以，有了好的理念，还需要提出一些更具体的举措而且制度化。怎么样把好的提法变成具体的措施、具体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支持浙江改革试点 改革在当下是各领域都在讨论的字眼，如果以改革家而进行类型划分，习近平是个稳妥的改革家。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民意基础比较好，也相对比较民主开放。作为地方领导人，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温岭模式、温州模式等教育财政改革模式、经济模式和民主改革先行的模式运转得很好。当然，这些改革的推动者是地方、是具体的地区，但这与地方主要领导的支持态度也是分不开的。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很多，很多问题始终也得不到解决。在中国，名义上大家都是改革家，实际运作的时候，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根据自己利益来运作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家都是在名义上的改革家，实际上的维持现状者。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维持现状。他们既不愿意倒退，因为倒退对他们而言没有利益；也不愿意前进，因为前进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好处。 人人都是改革家，可是改革却不到位。有人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这种看法不全面。其实回顾过去，中国一直在进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比如从1980年代邓小平推动老干部退休制度，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举措。这个举措使老一辈退下去，新的一辈接上来，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程。过去的几年中，不少人也一直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改革，改革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改革，其实不一定一下子要讲清楚，可以提出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 可圈可点之处：依法治国、反腐、整顿作风 就任半年，新的领导人在执政理念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依法治国、反腐、整顿作风提得都非常好。未来十年如果真想做一些事情，首先是要依法治国。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曾两次分别提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些理念对照当下的现实都十分恰切，而且是可以操作的。虽然宪法本身并不一定尽善尽美，但是宪法提出很多最基本的理念，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这其实是对中国现实一个有效的推动。如果宪法得不到遵守，没有一个有效的法律的话，就比较危险。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的时候，就被剥夺权力、遭人身摧残致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怎么进一步有效地推动依法治国，其实是下一步很重要的问题。破局从如何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着手，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其次是官员财产公开，对此不存在时间早晚的问题，俄罗斯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报道称这个制度已经基本成型，那么期待这一届政府能够推出。广东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广州南沙新区已启动财产公示试点，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公众改革期待。但是我们“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反腐不仅要有决心，更要有制度，期待中国领导集体进一步的动作。 习近平地方执政故事 始创“正定旅游模式”：功成不必在我 在河北正定时，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潜在的商机，主动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在正定建设拍摄基地“荣国府”，并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荣国府在建成当年的旅游及门票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而此时，他已离开正定到了厦门。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很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 —— 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据新华社报道） 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时曾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1983年初，习近平和时任县长的程宝怀专程到石家庄市寻访一位研发医用化妆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同年，习近平主持制定发布了打破传统观念、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并广而告之，《河北日报》以“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为主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一时引起全省轰动。 ——习近平认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念好“人才经”。“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据新华社报道） 1985-2002福建十七年 宁德铁腕清房治吏：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建私房而住公房等棘手问题。当时的宁德市区很小，有些干部的违规房建在靠近军分区的山坡上，一排一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显眼。他面临着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 1988年11月，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严肃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1989年1-9月就查处441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4座房子，拆掉5座房子，罚款70.57万元。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铁腕清房治吏在宁德政坛掀起不小动静。 ——记者问：“事后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直言：“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据凤凰网、中央电视台报道） “鼓岭”旧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2012年2月，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曾提到，1992年春天，他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了眷念与向往，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的故事。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加德纳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加德纳的夫人为了实现丈夫魂牵梦绕了一生的心愿，多次到中国寻访，最终都无果而返。放下报纸，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鼓岭。1992年8月，他和加德纳夫人见了面，并安排她去看了丈夫在世时曾念念不忘的鼓岭。 ——“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习近平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治理“餐桌污染”：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在2001年率先开展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的专项工作，得到老百姓广泛称赞。在习近平的主导下，福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电脑化的网络平台。福建农业部门还研发出快速检测仪器来检查蔬菜农药残留。此外，商业部门推行将农贸市场改造为超市，提高食物采购环节的监察。当地的政法系统对一些用瘦肉精饲养生猪的业主重判，引起全国传媒的关注。此后，福建将治理“餐桌污染”常态化，食品检出污染物的比率也逐年下降，成为国家“三绿工程”（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的示范省份。 ——习近平还因此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他说：“人民所关心的就是焦点，人民所不放心、不满意的就是我们的过失。”“‘民以食为天’，这餐桌的问题可不是小问题。”（据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报道） 2002-2007浙江担任省级一把手 抗台风“麦莎”转移124万人：果断决策，以人为本 从福建到浙江，习近平跟台风打交道将近20年，为他赢得“抗台风书记”的称号。2005年8月，在50年不遇的台风麦莎中，浙江省仅死亡两人。有人评论称，“‘麦莎’来了，受灾最严重的是浙江，至今还在抢险自救，受灾最轻的，也是浙江，原因是干部群众做了充分的准备，使损害程度降到了最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提前做出了周密部署和具体安排，其中关键一条就是，将那些住在工棚、海塘和山地、灾害易发等危险地带的人群提前进行了转移，总人数124万，在20个小时内全部撤离，这个规模在浙江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说：“我们（决心）下得还是很果断。”（据中央电视台、南方都市报、人民网报道） “下访”钻“矛盾窝”：群众满意是答案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曾专门为四套领导班子配备律师顾问团，陪同下乡接访。一名杭州律师回忆了一次与习近平一起“钻矛盾窝”(习近平语)的经历。2006年8月16日，习近平赶到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当天设立了土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涉法涉诉等15个来访接待室。由于事先已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播报并张贴了公告，当天赶来的民众几乎挤满了临时设立的接待室。无论是从40多公里外赶来的山民还是老干部，他都亲自接待。“仅当天上午，习书记和整个接访团就接待了300多人次的来访群众，当场解决了70多个问题。”律师回忆说，“虽然他是法学博士，但遇到不懂的，他仍会很直接问我们。” ——习近平说，“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先做学生。再一个就是吃透情况，不要盲人摸象”。“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据新华社、南方周末报道） 在报纸上发表232篇短论：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进行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交流的语气，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答记者问时说，“我希望我一辈子能够坚持下去，做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据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报道） 2007任上海市委书记 社保案后赴上海“救火”：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200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此时的上海刚刚遭受陈良宇社保基金案的重创，“能否稳定干部队伍，确保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召开，是习近平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上任第五天的下午，习近平前往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瞻仰，他在现场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头脑”。在4月的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5月，上海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召开。 ——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7个月零4天，“很好地稳住了干部思想，并将他们从低潮情绪中带出，重新振奋”。习近平时代法治将占有突出地位 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主要会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状况和制度环境进行政策选择，而不会以个人的经历、好恶来选择政策 习近平成为中国主要领导人以来，就法治问题多次发表讲话。结合习近平的讲话，可以明晰，本届政府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这一方略同前几任政府的政策有一定关系，这涉及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继承性”以及“法治的挑战性”。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必要性 依法治国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这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习近平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几乎在同时，习近平又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一方面讲“中国梦”，另一方面又讲“亡党亡国”，这种强烈的话语反差在中国领导人讲话中是少见的，但它确实是中国当前形势的真实写照。 这些年来，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中国梦”已不是幻想。另一方面，中国官员的腐败、社会贫富不均也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此外，人们的价值观愈益多元，这同改革开放初期万众一心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而要实现“中国梦”，剪除腐败，调整贫富不均，依法治国是良策。习近平讲，“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保证经济的继续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在大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同国际经济合作有关（2007年曾经达到过大约70%）。法治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 法治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对社会的稳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比起其他方式，如搞运动和行政手段，依法治国引起的社会震动要小，人们从理念上对法治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这方面，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成功的例子。比如，清末以意识形态大讨论和冒进为特征的“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沈家本脚踏实地的十年修宪是成功的。美国建国初期，移民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有靠法律﹑制度这些看起来是中性的东西。法律和制度当然不是万能的，却是有效的。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继承性 中国法制体系的基本建成则是依法治国方略能够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政府就强调法治的作用，这主要因为中国1950年代中后期以来法律观念淡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法律系统更是遭到彻底践踏，中国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地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法律系统逐步恢复。但“依法治国”的原则是 1999 年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才正式写入中国宪法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大约是2010年前后才基本建成。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余年，基本上完成了建立和健全法制的任务，只有到习近平的时代，中国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依法治国的轨道。 依法治国在当前既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又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习近平强调，当前的改革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习近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因为他所讲的依法治国的法律几乎都是改革开放期间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制定的。新体制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法律逐步得到实施。 同经济发展一样，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立法几乎也是每年两位数增长。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举措被写进宪法，比如“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中国立法的哲学基础与西方不同，它并非建立在抽象的理念上，如“天赋人权”等，而是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工具性。但是，现代法律起源于西方，非西方国家立法离不开借鉴西方法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在立法方面大量借鉴外国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中国大部分学者认为，比起欧陆法系，英美法系在中国法律借鉴方面的影响是“压倒性的”。 虽然如此，法律一定要同本地文化相结合。从实践上看，西方法律也很难完整无缺地移植到东方国家。日本二战后的宪法是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制定的，日本宪法同美国宪法的修辞都差不多，但在法制观上，日美两国大不一样，日本人对法律的依赖程度要远远低于美国人。因此，中国立法借鉴外国法律并不会使中国的法律体系失去中国特色。 依法治国之国策的挑战性 对于中国法治实施中的问题，习近平直言不讳。他说，“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当前大部分百姓对法律仍缺乏信心。根据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当问及自己的权益受到伤害如何应对时，只有大约20%的中国受访者回答说要诉诸法律。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持保留态度。 法治实施中遇到的这些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传统。中国历来不重法治，在传统社会礼、法﹑道三个主要支撑点中，法是最不重要的。并且，中国传统中的法主要指的是刑罚，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调整人际关系的工具，中国人法治意识的提高需要时间。其次，当前的一些靠社会无序状态发财的党内外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障碍。再有，当前的法治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效仿，因为中国在过去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晚清效法日本，民国效法德国，建国初期受苏联影响，最后到“文革”的法律全无。改革开放期间中国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地球村”﹑“互联网”的环境下进行，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得不考虑到国际环境。这对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来说，既提供了机遇又受到了限制。习近平的“三农”情怀 “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前进，建立区域性的新型合作经济联合组织 201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江苏团，座谈中话题很快引向了“务农致富”。在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过程后，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十八大之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这是多年来所未有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央长期的既定方针，并写入了宪法第八条。要继续完善和创新，只能是以适当方式强化“统”的一面，而“统”的载体和途径，只能是加强合作制。 事实上，早在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当年的1月8日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这一构想正是对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大完善和创新。 习近平的“黄土情结”：长期实践与深入思考 习近平的“三位一体”构想，并非一时偶得，而是酝酿已久。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美期间，出席了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他在致辞中回顾：“我曾在中国西部地区当过7年农民，还当过一村之长，我在中国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省市任职时也都领导或分管过农业工作，对农业、农村、农民很有感情。”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大队书记任上，习近平带领乡亲们建起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这在当时的农村应该算是高科技。1975年8月，陕西全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那时候父亲习仲勋还没有平反，习近平完全是靠自己走出了一片天地。陕北的经历增进了习近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建立了与普通农民的深厚感情。也许正是从那里，习近平深切感受到农民合作与联合的迫切需求与潜在力量。 多年后出版的《知青老照片》收录了习近平的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他说：“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 上世纪80年代，正是由于这种情结，习近平到当时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北正定任职。党内农口老前辈杜润生把他聘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杜润生时代的农研室，是三农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那时候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经常要把习近平等几个地方领导干部请过去参加讨论。 正当包产到户普遍推行、初见成效的时候，从决策层到学术界大都还沉浸一时增长的喜悦中，年轻的习近平在肯定家庭承包经验的基础上，就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开始探讨：“统分结合”，“分”了，“统”怎么办？ 1985年，习近平任县委书记时第一次率团访问美国考察农业。他注重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但在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上，并不盲目崇尚美国农业所代表的“西方模式”。基于对国情的深切认知，后来他说，“那种大农业的道路看来不行，就看东北那些人少地多的地方怎么样，那也有个成本问题”，“很多东西啊一定要因地制宜。什么是科学，并不一定是大、洋、全，并不一定是所谓的机械化。要最小成本、最大效益，什么事情都离不开现实。” 1999年，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时，集思广益，亲自主编了《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一书。此前，作为多年分管全省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他的足迹踏遍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福建，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的名字是与农业和脱贫解困相联系的。 对于一些部门和地方热衷的“公司+农户”以及所谓的农业产业化，习近平批评说，农业产业化本来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但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建立合理的市场主体利益分配机制，“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是一种买断关系，市场利益主要让“龙头”公司拿去，处于“龙身”的广大农户获利不多，致使“龙头”和“龙身”之间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制约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农村市场化建设。习近平要求，坚持将市场摆在“龙头”位置，而不是像我国的一些农村那样，将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当作“龙头”。 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之中国梦 2001年，习近平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 进入新世纪，习近平开始主政浙江。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掀起新农村建设的新高潮，一些人开始推崇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综合农协”。习近平冷静指出，从人多地少，从耕作习惯，从人文背景，日韩模式与我们有相似条件，但也不能照搬。他们那个体系，他们那个发展脉络，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则不能抛开我们的历史。所以，既要借鉴外面，又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提出：“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发展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大规模的中心合作社。”正是在胸有成竹、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三位一体”的构想才应运而生。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基层合作的人员规模不能太大，但是又要追求一定的规模经济，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就要发展综合合作（金融、流通、科技服务），并在基层横向联合的基础上发展纵向联合，这就是多层次合作。大合作必须通过综合合作、多层次合作来体现。 在“三位一体”的构架下，各级各类合作社普遍纳入农村合作协会（简称农协或合作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得以规范、充实和提升；同时，推动基层供销社开放改组融入合作协会，从根本上实现供销社回归三农与回归合作制；合作银行（信用联社）的股东（社员）也同时进入合作协会，并可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这个设计在金融意义上与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是异曲同工的。 这一构想结合中国实际，对农业经营的美国模式与日韩模式取长补短，又对我国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进行改造和利用，很快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报发表署名哲平的评论文章《建立强大的农业组织体系》，以正在试点的“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为代表，指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进一步突破组织体系这一瓶颈制约。评论文章要求：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切实推动现代农业的进程。 2006年10月，习近平听取试点汇报后指出，“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与联合组织，把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这是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有益实践，是立足新阶段、把握新趋势而积极探索的一条新路子。 2006年12月19日，在浙江全省现场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全面论述了他的“三位一体”构想：“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前进，建立区域性的新型合作经济联合组织。 “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是一种制度意义上、植根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合作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殊途同归，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农”的五个“务必” ● 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三农”问题始终与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休戚相关。 ● 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统筹兼顾的思想，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三农”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才能确保“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 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进步，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棘手的一大难题，也是关系“三农”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问题。 ● 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 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搞好新时期新阶段的“三农”工作，更需要我们保持和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 （摘自习近平《之江新语》）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妙语 关键词：宪法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2012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 关键词：道路问题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关键词：中国梦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 关键词：治国 “治大国如烹小鲜。” “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 关键词：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关键词：国际关系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2013年3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是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 2013年3月29日，在刚果共和国议会发表题为《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的重要演讲 关键词：和平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2013年4月7日，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 关键词：统战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2013年2月6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迎新春会 关键词：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视察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2013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 关键词：国家利益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2013年1月28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 关键词：反腐 “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1月2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关键词：学习 “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关键词：实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 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关键词：小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2013年4月9日，在海南三亚考察调研 习近平党的建设新思想新观点 小案子不及时查处，可能成为大案，苍蝇不打，可能变成老虎。只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体现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地方领导期间，尤其是到中央工作后，以极大的精力抓党的建设，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围绕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有创新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 作风建设：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要把作风建设作为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 习近平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和地方领导经验，深谙党风建设对搞好党群关系和推动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之江新语》在这方面论述颇多。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更是从战略高度反复阐述作风建设问题。他认为作风建设要体现全面性，包括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等；提出作风建设要解决思想基础问题，加强思想修养，干部应该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经常想一想什么是“做人”、“公仆”、“权力”和“考验”，做到始终不忘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忘“两个务必”的要求；始终不忘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始终不忘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始终不忘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确保“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这“六个不忘”对党风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要求领导干部成为作风建设的带头人，是习近平关于作风建设的可贵思想，也是抓作风建设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后，他审时度势，主持政治局通过改进作风、密切党群关系的八项决定。抓作风建设从中央做起，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作风建设新局面开始形成。 反腐倡廉：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中国共产党人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的，当年毛泽东曾与民主人士进行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讨论。作为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指出，历史周期律问题仍有警示意义。反腐倡廉要坚持发扬我们党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做法和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反腐倡廉是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课题。现阶段反腐倡廉难度很大，因此更要讲科学，从古今中外反腐经验中汲取营养。通过总结这方面经验，习近平对反腐倡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措施上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夯实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对清除腐败分子，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既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更是反腐败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策略，极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大案、要案影响恶劣，造成巨大损失，必须严格查处，绝不放过，也应当成为查处的重点；反过来说，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一些普通干部中的腐败、一些小案子，同样损害群众利益，违背党纪国法。在这个意义上讲，“苍蝇”、“老虎”的性质是一样的。从数量讲，小案比大案多，而且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小案子不及时查处，也可能成为大案，苍蝇不打，也可能变成老虎。只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体现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和新成效取信于民。 组织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并具体阐述了用人标准 习近平把“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一党的历史经验运用于新的实际，十八大后特别强调选人用人问题。在地方考察时，他从实际出发，明确提出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他指出，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重用“四种人”的提法具体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有助于杜绝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跑官买官行为，使那些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受到鼓舞和重用，带领人民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 制度建设：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特别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凝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和制度建设的经验，形象地说明了要发挥制度对权力的规范、制衡、监督、约束作用，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保证权力运行的预期，即服务于人民。强调这一点的理由在于，权力是一定主体通过一定方式支配客体的资格和力量，权力的这种支配性质使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本身不等于腐败，却有着滋生腐败的天然潜质，权力失去制约，势必滋生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这就是中外政治生活一再证明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对此，必须给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制度的笼子”蕴含的深意是，要把制度建设看作系统工程，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覆盖；在空间上涵盖权力行使的各个领域；在程序上笼罩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需要一整套制度作准则和规程；就一项具体工作说，制度要贯穿于全过程；各项制度之间要实现“无缝对接”，并及时堵塞漏洞；制度建设要以执行为导向，兼有实体性、程序性、保障性的内容，使之切实得到执行。这一思想有助于解决目前“制度缺位”、“制度虚设”、“有制度不执行”等问题，真正发挥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上述新思想、新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由新的实践奠基和催生的，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深入思考，也正在指导着新的实践。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很朴实的道理。习近平关于党建思想的表述，在表达上也朴实无华、直白生动、耐人寻味、寓深刻于平实之中，容易被广大党员干部所掌握。可以预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征途中，党建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会继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把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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