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问之入与出
进入学问步骤有四：第一步是专门之学。专读一书，专治一人、一家、一派，此均可谓之是专门之学。如读完一部《皇清经解》之后，方懂得清代考据之学，此亦是一专门。由此进而上通宋学，在其治宋学时，则仍是一专门。
第二步是博通。从此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只此便是博通。如专治了杜，再转治李，专治了韩，再转治柳，亦即是博通。更进而专治了诗文，又转治经或史，又兼治诸子，亦即是博通。可见博通仍自专门之学来，并非离开了专门，别有所谓博通。
第三步则仍为专门。如昌黎专读三代、两汉，是必经、史、子皆读了。进到此一阶段时，他却专做文章，此乃其专门之学。又如孔门四科，各有专长。到此学已成“体”，但其境界则未能“化”。
第四步始是成家而化。既专门，又博通。循此渐进，可入化境，将其所学皆在他一家中化了。
司马迁尝师事于董仲舒，仲舒乃一经学家。仲舒博通《五经》，而专长在《春秋》。史迁上绍《春秋》而作《史记》，但《史记》范围却极广博。既不限如《春秋》，亦不限如《五经》。司马迁一家之学，可谓是成家而化了。在史迁以前，只说儒分为八，史迁却在八儒中特意提出孟子、荀卿。当时人极重视邹衍，但史迁却谓不得与孟子相比。当知此下人讲儒家，其实是全依了史迁观点，逃不出史迁所指示。史迁又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但史迁所欣赏者乃在老子。此下人讲道家，亦不能跳出史迁观点。一部中国思想史，其中重要观点，可谓在史迁时早已摆定。此见司马迁之伟大处。司马迁虽见称是一史学专家，但不能不说司马迁之史学则已达化境。又如他为项羽作本纪，七十列传以伯夷居首，此等处在迁均有极深寓义，至今尚待有人为之阐发。可见史学非仅是求知事实，应有更高境界，在事实之外者。
上面讲学问入门，须“由专而博”。开始专读一书、一人、一家、一派，只求从一门入去求了解；渐渐推扩至别一书、别一人、别一家派，亦如此专门下工夫。却不可道听途说，自欺欺人，对某一门学问并未入门，强把别人话来改头换面随意立说；亦不当在自己未入门的学问中妄下批评，或妄出意见。既能博了，又须进一步“由博返约”。此所谓“约”，乃指其归属于他自己的，亦如《中庸》之所谓“致曲”。当知一个大学者广通博达，到头所成则只是一“曲”而已。唯致曲之后，则又须“能化”。如治经学，先通《诗》，再通《书》，再及《易》《春秋》，由一经入门，而遍治群经。待其既遍治群经了，然后再返专一经，或《诗》或《易》。但彼之于此一经，实自博通群经而入，又自博通群籍而入。彼之诗学，乃是积经学与经学外之各种学问之大体，而才能自成一家之言。所言虽为诗学，而不尽为诗学。彼之一家之言，实已非经、非史、非集，如此始能算得是成家而化。
摘自《学龠》，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 大方向的指引，想多积累点但是感觉自己在专门之学这一境界不断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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