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机关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机关
1923年1月23日，列宁在病中口授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提出了加强国家机关建设的一些设想。之后，列宁感到言犹未尽，又向秘书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进一步强调了改组工农检查院对改革国家机关的重要性，论述了改组国家机关和具体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计划。该文载于1923年3月4日的《真理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目前已公开的列宁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献，与《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另外4篇文章一起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文中，列宁对了解到的国家机关现状十分不满，痛感要保证实现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必须采取根本的坚决的改革国家机关的措施。在对工农检察院的机关改革和建设问题进行剖析后，列宁强调在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上，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而要遵守一条准则：“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同时，列宁进一步指出：“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察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列宁的这些论述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我们都在机关工作，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地方，我们的机关是不是靠良好形象而不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究竟怎么样？
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我们的看法：政出多门，推诿扯皮，龙多不治水，官僚作风，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市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经济发展的背后依然有一个“全能型政府”，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扮演着决策者、投资者、招商者、管理者、监督者等角色，行政管理体制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
一是纵向管理层次较多。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层级设置经历了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了目前两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并存的局面。此外，市辖区、县级市之下设有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少数省（自治区）在县之上设有地区（盟）作为派出机关，这些派出机关具有准行政层级地位，在事实上承担着一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我国实际上是一个层级众多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数量巨大。
二是横向部门划分过细。1949年，当时的政务院有35个部门，1956年国务院组成部门上升为81个，1981年达到顶峰，有100个部门。1982年以来，经过七次政府机构改革，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到27个，但加上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以及各类领导小组等协调议事机构，数量远不止这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对机关权力合理配置的研究还不够，机构改革有时显得比较匆忙，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或者难以推行，或者不够彻底，以至出现了膨胀—精简—再膨胀的现象。
三是职能交叉效率不高。一项决策要牵扯多个部门，协调困难，直接导致一些决策脱离实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筹安排，以至于后遗症较多。比如，考大学名额少时，就扩招了之，还要把教育产业化，毕业找不到工作时，就鼓励支援西部等等，用的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老百姓一时一事“满意”了，到头来还是要骂娘。“三不管”地带众多，往往是有利益一起插手，无利益谁也不管。如不断有媒体报道，大到一个企业上千亿投资项目的审批，小到一个普通人的证件办理，当事者都有可能需要往返几十次，甚至为了一件小事也要盖几十个印章，历时长达数年。城乡、地区、部门利益严重固化，以行政审批为例，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多项，目前仍有约1500项，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1.7万项。
四是“四风”问题还比较突出。官本位思想仍然严重，进而过渡到权力本位，追求行政级别，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出现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定化的怪圈。不少政府机关存在违法违纪现象，公信力下降。如通过这些年的审计发现，相当数量的部委存在违反财经纪律和其他方面规定的问题，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对党和政府确实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
时间过去了九十多年，列宁当年指出的问题在我国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呈蔓延之势，这要引起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从根源上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法治和高效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审批事项的逐渐减少，我们的政府机构数量也会逐步减少，机构设置会更加紧凑和高效，真正实现少而精。机关就会成为“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作者：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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