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是热衷于“率先”和“提前”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无疑是一个万众向往，令人振奋的蓝图，各地周密部署，扎实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奋进，本无可非议，且应嘉许。然而，有些地方官员却先声夺人，急不可耐地宣布要“提前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有的城市还非常明确要提前“三年”。此种做法，毫无新意，除了某些官员自我欣赏，感觉良好外，民众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这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以前不知见到过多少回了。早在2001年，不少地区或城市都宣布了要在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也早已迎来了2010年这个人们曾经期待的时刻。但是，令人非常失望，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哪个城市对社会和公众有个清晰的交代。过去信誓旦旦说过的话，作过的决定，似乎全忘了，好像没那么档事儿似的。作为一个讲诚信负责任的政府，你做出的承诺，你宣布的目标，不是耍着玩的，怎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如果实现了，你宣布一下，让人们都高兴高兴。如果没有实现，也应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符合情理的说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或不肯去做，长此以往，你说话做事还有何信用可言，你制定的那些个规划蓝图还有谁当回事？重提这段往事，并非我有怀旧癖，而是当前的“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当年的“率先实现现代化”冲动如出一辙，不过是某些官员制造虚假政绩，向上邀功请赏的把戏而已。到时会不会不了了之，亦未可知。
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地方当局之所以不宜宣布自己“率先”或“提前”实现，是因为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其内涵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特点。游离于这种整体之外，企图建立一块块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飞地”，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和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那些制定了“率先”和“提前”时间表的城市和地区，其“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衡量标准大都沿用了传统工业化背景下的一些指标，包括产值、收入、教育、卫生、寿命等10来项内容。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突发猛进，这种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标准已经过时。它过于物化和浅表，不能本质地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和发达程度的全貌，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收入公平与社会和谐等至关重要的内容关注不够。如果把这些内容加进去，局部城市或地区的“率先”和“提前”就很难成立了。因此，地方政府不宜确定本地区这类“率先”和“提前”的时间表。由于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宏观性、战略性特点，地方政府在局部地区内解释现代化和全面小康标准或确定实现的具体时间表，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能是不相称的。再从科学的角度讲，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目标过程中的许多变量，不是一个局部的地方政府所能控制和把握的。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核心不在到期是否能“率先”和“提前”实现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有些人对这类官员自我标榜而民众不屑一顾的不着边际的目标和口号乐此不疲，屡试不爽？以笔者之见，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目标制定者在制定这样的发展目标时，根本就不关心将来目标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他们提出的目标，往往不是从实际和规律出发，而是从彰显政绩的短期功利目的出发，只要能得到上级的赏识，有利于官位的升迁，什么目标都敢提，什么指标都敢超，什么速度都不觉得快，反正都是嘴皮子上的工夫。至于将来能不能实现，那不关我的事。不要说十年八年之后，少则三两年，多则四五年，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做官呢？到那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物换星移，世事沧桑，人海茫茫，有谁还管这档子事。
其次，多年来，一些干部靠吹嘘政绩得到升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有些人靠玩花架子步步得到高升。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不下真工夫解决实际问题，而热衷于出所谓“新思路”，制定所谓“大战略”，搞所谓“大开发”。而且这样的所谓“战略”还没有定数，经常变来变去。这样去搞地区规划，制定发展目标，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这样干的人如果能得到赏识，而且升得还快，那还有多少人愿意花费气力去干实事呢？这真是该罚的不罚，不该赏的赏了，把仕途的风气都搞坏了。
最后，制度上缺乏制约，没有问责，大家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东西在那里横行却无能为力。也有很多人明知不对，还跟风献媚，推波助澜。最后实践证明错了，没有任何人出来对此负责或付出代价。2006年初，笔者作为专家参与评审某地区行业“十一五”规划，恰逢该地区主要负责人易职。一夜之间，原负责人主导的地区发展理念的关键词要统统从未定稿中删除。昨天很多干部还挂在嘴边的流行语，没有什么人发出通知，突然间大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废止了这一用语。对此种现象作何解释？恐怕只能这样说，原来人们就普遍不赞同这个用语，但又不敢、不能、不便于提出反对意见。蓄之已久，发之必速，才出现了后来的易人亦易帜，人走政息的情况。这件事太发人深思了。如果制约的力量更大一些，问题恐怕就会解决在伊始或中间，而不会到最后才发生突然的变故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现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不是说做事不再需要激情了，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做事更要冷静思考，更要科学论证，更要周到缜密。莽撞的冲冲杀杀，简单的大干快上那一套，已经不再适用。用些雷人激进的口号鼓动民众的情绪，其负能量已远远大于正能量。口惠而实不至，与群众感觉和评价甚远的许诺，与其大事张扬，还不如扫地出门，踪影不再。官员政绩如何，不在你“率先”“提前”的高调喊得有多响，而在你实际工作干得怎么样，老百姓最终是否认同。作者：宫希魁 前 桃 后 杏 终 归 无
题目这句看似如诗的话是笔者信口之语。它源于当下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即前任栽桃，后任栽杏，思路年年变，口号时时新。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任期大都不会太长，前任栽下桃，后任改成杏，果尚未挂枝，树已成干枝，如此一任接一任地干，不是“终归无”吗？
形式主义有千百种表现，套用一句名言，就是一千个官僚主义行为就是一千种形式主义，而前桃后杏，后任不理前任的事，一个将军一道令，只接权力班、不接事业班，既是形式主义的根源，也是其外在表现。如今，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当“一把手”，权力都很大。既然是新官上任，又大权在握，那总得搞出点新花样，让群众看到自己能力水平就是不一样，让上级认为自己是个事业型干部、开拓型干部，值得进一步培养重用。那么如何一显身手呢？最好就是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思路，搞出点新道道，让人感觉不同凡响。如果一味接着前任尾子干，就觉得没创意，即便做出成绩也让人说是前任打下的基础。出于这样一些考虑，便不假思索地将前任的发展规划推翻掉，另开台、另起灶。有的为了实现这一意图，还以十分漂亮的响亮口号作帮衬，比如“发展要有新规划”“建设要有新目标”“不破旧模式，没有新天地”等等。雄心勃勃，大张旗鼓，煞有介事，让人仿佛觉得真的来了一个开拓创新、身手不凡的好领导。
后任在前任手里接过权力接力棒，不能说不该有自己事业上的一些想法，要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但一定要明白，这个想法和创新从哪里来？我觉得，自接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搞调研，向群众作调研，向专家作调研，向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其他领导和机关干部作调研。然后对调研材料进行认真梳理，看前任所作的决策和所干的工作，哪些很正确需要接续，哪些不完善需要改进，哪些行不通需要废除。这才是领导干部履新后要迈的第一步，要踢的头一脚，把该接的接好，该改的改好，该去的去掉。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挖掉别人的桃，栽上自己的杏。如果一任接一任地都这么来，还能有结果子的时候吗？那么自己的杏怎么栽呢？应该在自己发现的空地上栽，在去掉不中用的桃树后栽，而且还要确保自己栽的品种更适宜这里的土地，果子结得硕大，有可持续性发展。
当一任领导，追求一些政绩，收获一些名誉，没有错。但好政绩、好名誉，也并不一定都是搞开创搞来的。大汉开国之臣萧何是名相，“萧规曹随”的曹参同样不失为有为之臣。宋代王安石变法名享天下，与之同时期的国相韩琦以务实救世，“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同样被后人誉为“社稷之臣”。当今中国在经济等领域改革步伐较快，缺失更多的是对各种问题的梳理，对政策的调整，对体制的更新，对积弊的清除，需要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际和谐、规范有序、环境美好的社会。这些工作都是长期性的，需要积沙成塔、集腋成裘，需要一任接一任地来做。它虽然不像盖大楼、建园区那样让政绩体现在明处，但却是百姓实实在在的需要。不难想象，大楼盖得再漂亮，夜景弄得再华丽，可人们面对早餐一杯奶都要提防有没有毒，那是怎样一个生活质量？
创新与守成，都是领导干部要做的工作。任职有期，事业无限，必须接力。况且，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许多规划和做法，往往都不是前任某个人制订的，而是依据上级政策集体研究决定的，不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后任理应传好接力棒。古人曾在“官经”中说：“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说今人的才识不如前人，这话未必对；但认为前人定章“非率尔”，动辄改弦更张，会留后患，这话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不要为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害，动辄搞劳民伤财的新举措，以致影响和破坏接续发展。作者：张心阳 （本文摘自江苏省委党校《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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