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谁做主
若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算，国内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已有20多年了。不过争论归争论，中央高层推动市场化改革却从未改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此提法前所未有，我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也不见有哪家教科书这么讲过，说是“创新”绝对无疑问。众所周知，中央之前的提法，是让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顾名思义，所谓“基础性调节”，是一种“覆盖性”调节。当年亚当 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而且亚当 斯密认为，资源配置应首先用无形的手，只有那些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遗补缺，用有形的手去调节。
亚当 斯密讲得明白，可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还是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当苏联第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建成后，许多学者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1920年发表文章指出，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通过“计划”实现。他的观点后来遭到兰格等人的批评，而哈耶克却坚定地捍卫着，并直言不讳宣称，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科斯1937年发表那篇大名的《企业的性质》，其分析独具匠心。科斯说：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是计划；在企业外部是市场。于是科斯问：如果计划一定比市场有效，可为何没有哪家企业扩张成一个国家？相反，若市场一定比计划有效，那人类为何会有企业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各有所长，互不替代，两者的分工决定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人们今天耳熟能详，这里无需再解释。科斯的意思是，资源配置用“计划”还是用“市场”，就看何者交易费用低。若计划配置比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逻辑上，科斯这样讲应该没错，可困难在于，交易费用是事后才知道的结果，事前难以预知计划与市场谁的交易费用低，既然不知，我们又如何在两者间作选择呢？
骤然听是棘手的问题，不过仔细想，我们对交易费用并非全然无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市场失灵的领域，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就要比市场配置低。比如“公共品”，由于公共品消费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经验说，此时公共品若由市场配置，交易费用会远比计划配置高。让我举灯塔的例子解释吧。
灯塔属典型的公共品，显然，灯塔若由市场配置会有两个困难：一是难定价。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你享用不妨碍我享用），且不论多少人同时享用也不改变建造灯塔的成本，故市场无法给灯塔服务定价；另一困难，也是由于灯塔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中谁享用或谁没享用灯塔服务无法辨别，于是给灯塔的主人收费造成了困难，若是强收，势必引发冲突。
可见，无论是定价还是收费，由市场配置灯塔皆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也是为何古今中外灯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与灯塔类似，诸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助弱扶贫等也都具有公共品属性，为节省交易费用计，此类项目也应由政府配置。中央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理解，就是指在上述领域政府应当仁不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是的，由于公共品（服务）不同于一般竞争品，它只能由政府配置。反过来，非公共品即一般竞争性资源的配置，就要交给市场，政府必须走开。当然，这么做并不是市场配置无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仍然有，但相对政府配置会低很多。用不着多举例，想想从前的计划分房吧，今天为何要用货币购房取代计划分房？重要一点，就是以往计划分房的交易费用太高。
回头再说“市场决定”，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市场决定价格，准确讲是供求决定价格。不然价格脱离了供求，资源配置必方寸大乱。可令人遗憾的是，时下却有不少人坚持政府管价格，认为不如此就无法照顾低收入人群。其实这看法似是而非，政府照顾低收入者可给他们补贴而未必要管价格；管价格只会适得其反，令短缺商品更短缺。
我所想到的第二个重点，是由价格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比如某商品价格上涨，表明供应短缺，受价格指引企业会多生产；某商品价格下跌表明过剩，企业会少生产。这样看，生产什么或生产多少要由企业作主，政府不能指手画脚。要知道，政府并不知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官员也不会比企业家更懂市场。
另外再一个重点，是要素市场的开放。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当然要能自由流动。试想，假若要素市场被固化，资本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又何以引导资源配置？那样市场的决定作用岂不被架空了？近几年企业界呼声四起，纷纷要求放宽行业准入；中央也曾三令五申，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到位。斗胆建议，政府与其反复发文还不如明确规定，就一条：今后除了国家安全与自然垄断行业，无论国企民企行业进入一律无需报批。作者：王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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