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增强面对媒体的能力
媒体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然而强调党政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却是在近几年。这与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有着重要关系。因此，探讨党政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必须放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大背景之下，而不能将其简单地与面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能力相提并论。对于面对媒体问题的认识误区
当前关于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问题，存在以下几个认识误区：
将面对媒体的问题等同于面对新闻媒体的问题。一些干部培训机构将党政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提升课程，单纯打造为应对新闻媒体与面对记者的课程，课程的主要内容放在如何召开新闻发布会、如何应对记者提问、如何把握面对媒体态度、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适应演播室的环境及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装束、礼仪等技巧方面。这些无疑是领导干部面对媒体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不是党政领导干部应对媒体能力的本质能力和关键所在。这样的培训容易将党政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要求，引导到简单的技巧层面。
将面对媒体的问题看作是宣传部门和相关领导的事情。由于以往应对媒体的问题，大都由宣传部门负责，接受记者采访仅仅会涉及个别的主管领导或者一把手。因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认为应对媒体的事情与自己或者与自己所在的部门关系不大，对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不以为然。这种观念的存在，是由于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别，以及它对于执政环境的影响。这也是目前个别党政部门出现舆论危机的重要原因。
将面对媒体问题的关注点局限在媒体本身。将关注点局限于媒体本身的认识误区，使一些党政部门将面对媒体问题的重点，放在媒体应对制度建设与媒体应对技巧提升方面，而没有将其放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大背景下加以重视和系统考虑。这样的认识误区，造成一些党政机构在面对媒体的问题上采取表面化的处理方式，个别部门甚至采取瞒、封、堵、删的错误做法。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次生问题。这个观念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改变，将会使执政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正确认识新媒体时代的媒体
存在以上认识误区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新媒体时代媒体功能的转变缺乏了解和认识。
新媒体实现了媒体的民主化。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那么新媒体使媒体民主化成为现实。与由专门机构控制的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体不同，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使人们历史性地获得了自主传播的机会，任何人只要在法律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可以利用手机或者电脑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传播，而不需要任何机构和机制的审核通过。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信息的形式（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自主选择传播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甚至很轻松地进行“现场直播”。媒体的民主化，改变了公众表达的机制，极大拓展和延伸了公众表达的方式和渠道。
新媒体形成了新型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人们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公共领域的载体最初是咖啡沙龙，后来发展到广场。媒体是公共领域的一种机制，但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传统媒体无法为人们提供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平台。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条件限制，逐步形成一种新型公共领域。新媒体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无障碍交流互动，这也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显著的差别之一。通过新媒体人们不仅可以自主进行信息的传播，而且可以实现跨疆界、跨领域、无身份歧视等特点的人际互动交流，从而成为人们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新型公共领域的形成，开辟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新途径，极大提高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和对公权力监督的力度，同时对公共权力的使用及政府履职情况的公开透明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媒体重构了社会关系结构。一方面，新媒体使得社会越来越透明，人们之间互动交流的范围和程度前所未有。“透明”“互动”使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断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被人们广泛应用不断增强。这使得人们的各种诉求、情绪和社会行为不断挑战着政府传统社会管理的观念、方式、手段。
另一方面，新媒体重构了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在虚拟社会中，人们是按照利益相关、兴趣相投和价值观相符等因素动态关联的，且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匿的。“动态”“隐匿”并与现实社会交叠的人际关系，加大了社会的复杂性，对政府的社会管理的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
面对媒体的能力是面对新环境的执政能力
新媒体对执政环境产生的重要影响，已经使面对媒体的问题成为面对新的执政环境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实质上是面对新环境的执政能力。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转变执政观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手段。
转变执政理念。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的民主化、社会的透明化、人们信息互动交流的便易性和普遍性，大大增强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政府传统的治理理念，已经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执政要求。政府必须摒弃传统的治理理念，走与公民协商共同管理社会的道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这是政府权力的属性；政府的责任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这是政府存在的原因；政府的施政措施必须以民意作为依据；公众是公共权力监督的主体，政府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直接监督。因此，政府必须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转变执政方式。第一，改变传统为民众做主的精英式决策方式，通过与公民协商对话共同解决社会管理的问题。目前由“网络风暴”形成社会舆论迫使政府进行决策或改变决策的方式，不是正常的、良性的公民参与决策机制。政府应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决策机制。这种公民参与决策的机制应包括民意表达机制、意见反馈机制以及民意在决策中生效的机制。第二，政府履职必须变管理为服务。变管理为服务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属性，如同物业公司管理与服务社区居民职能的属性，应以为民众服务、满足民众需求作为政府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凌驾于民众之上发号施令；政府服务应从民众找政府、围着政府“转”，转变为政府主动“上门”找民众、围着民众“转”。第三，施政措施需以民意为根据。以民意为根据，这就要求政府了解民意，并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尽管以民意为根据需要以付出更多的施政成本与效率为代价，但是从长远看、从整体看、从服务型政府的职责看，只有遵从民意，才可以达到施政的本质目的。
转变执政手段。新媒体催生一个与现实社会交相呼应的虚拟社会，由于虚拟社会是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社会空间，政府只有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技术手段，才能承担起新媒体时代社会的管理职能。目前我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穿梭”于虚拟会与现实社会之间，新媒体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要想不缺位于虚拟社会，必须转变单一的传统执政手段，借助信息化的执政手段，深入到虚拟社会之中，这样才能肩负起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责。事实上，新媒体在对执政能力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提高政府执政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新媒体应成为政府宣政、问政和执政不可或缺的工具。
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是一种应对新环境的执政能力。因此，不应将领导干部面对媒体的能力单纯地放在构建媒体应对机制以及提高媒体应对技巧的方面，而应将其放在转变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这是提高应对媒体能力的关键，否则难以解决面对媒体的根本问题。
（作者：天津市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齐冬梅 ）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