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浦讲坛”上的演讲
陈锡文1950年7月生于上海。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共第十六、十七、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现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粮食不安全，城镇化就难推进——陈锡文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浦讲坛”上的演讲
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也是带动内需增长最强有力的引擎。而我们党也早就明确，“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个最强大的动力，能不能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结合得好？如果结合得好，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最终实现中国梦的这个伟大愿景，都可能事半功倍，做得顺风顺水；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带来很多发展的障碍，甚至影响整个现代化的全局。所以如何处理好城镇化中的“三农”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非常现实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闭幕之后，刚刚当选为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记者会上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当前非常重要的是必须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最重要的三个原则，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保住耕地的红线、必须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
这“三保”应该说是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准则。把问题聚焦在三个字上，一个就是“粮”，推进城镇化粮食安全有没有保障。第二个就是“地”，城镇化不可能不占地，但你要保证粮食供给，又要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其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必须处理好这个矛盾，才能使得我们的土地制度、土地政策有利于国家长远的发展，有利于子孙后代。第三个就是“人”，就是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包括财产权益、民主权利，也包括迁徙的权利和选择继续做农民的权利。今天我先讲讲粮食的问题。
为何一面增产一面进口
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工作上了新台阶。粮食连续9年增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过。但是问题也非常突出：农业发展虽快，但仍然赶不上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
粮食问题对城镇化关系重大。上了点年纪的同志一定都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两次逆城镇化的现象。
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凋敝，农业衰弱，整个国家粮食供不应求。所以，从1960年开始，中央下了决心，把1958年以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居民下放到农村去。这些人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了，但是城市里粮食和其他的食品供应不上，不得不实行企业关停并转。与此同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人员精简，共下放了2000万人。
第二件事情，有些同志可能还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上山下乡。1968年夏天开始，各大中城市陆续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1968年年底，毛主席又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认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前前后后大概经历了七八年。据不完全统计，有城镇户口的下乡知青大概是1400万人。如果加上很多在镇上或县城里读中学的回乡知青，合在一起大概是4000万人。毛主席说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确实很有必要。但是我自己是1968年9月份下的乡，待了没多久就听到贫下中农讲，什么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关键是城里养不活你们了，到农村不就是来抢工分、抢口粮的嘛！所以说，“文革”中后期那段时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经济上的原因，根本的还是粮食供求问题。
因此，城镇化今后能不能顺利地推进，和整个粮食与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关系非常密切。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都不希望，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逆城镇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前面道路上的风险是存在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工作确实上了新台阶。别的不说，粮食连续9年增产，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过。按年度的产量算，2003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8614亿斤，去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1790亿斤。经过9年的努力，年产量提高了3176亿斤，平均每年年产量提高350多亿斤。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问题也非常突出。一方面粮食在不断增产，另一方面粮食跟其他重要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个情况是不是表明粮食的数量不准？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再去探讨、再去研究。但总的来看，一个基本事实就是，9年来粮食的价格基本是稳定的，而且粮食价格提高的主导因素是政府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从2008年以来，每年都适度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通过托底的价格把市场价格稳步提高。所以，从粮食市场供应和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来看，我觉得这9年的粮食产量基本是符合实际的。
但为什么会出现一面增产一面却大量进口？去年我们很多农产品的进口创了历史记录，国内的粮食总产量也创历史记录，但是进口的农产品不仅数量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多。去年粮、棉、油、糖、肉、奶这六大农产品没有一样不进口。我刚才说到要有危机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农业形势这么好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大国，粮、棉、油、糖、肉、奶这六大基本农产品还都需要进口。这说明我们的农业发展虽快，但仍然赶不上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食品消费的数量、质量、品种要求都越来越高。看起来似乎口粮的消费在减少，但是需要由粮食转化或者需要占用粮田来生产其他农产品的这部分比重越来越大。我们日常消费的农产品中，1斤牛肉需要8到10斤粮食，1斤猪肉大概需要4斤粮食，1斤禽肉大概需要2斤半粮食，1斤禽蛋需要2斤粮食。所以，口粮消费减少，并不见得表明整个粮食需求在减少。
第二大因素，随着工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化工产品、能源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粮食作为原料。这个需求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第三大新增的需求，就是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之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对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因此，我们原来对于粮食产需之间的供求关系判断是：一年大概增加700万左右的人口，所以一年大概增加80亿—100亿斤的粮食消费基本就够了。但现在为什么增加350多亿斤的粮食供给还不够，还需要进口？就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需求因素。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需要深入地去调查研究、分析它的规律。
1斤小麦要1000斤水
应该把粮食安全放在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否则粮食供应跟不上城镇化，再向前推进就很困难。我们要看到GDP的增长，看到财富的增长，更要看到我们的农业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农业又处在最好的历史阶段，但是农产品的供应实际上是越来越趋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正式对农产品的供求形势做出过两次判断。第一次是在1998年，就是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个判断，认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又做了个判断，叫做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也有很多同志说，既然粮食不够，那就应该多调动农民去生产。既然大豆不够，植物油不够，能不能多生产一些大豆和植物油？这个意见当然非常好，但问题是土地有限啊！要增加大豆和植物油生产，那么什么农产品可以减少生产？其实没有可减的，每一样的需求都在增加。
2011年底的耕地总面积是18.24亿亩，加上南方地区一年种两季、三季等，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是24亿亩。这24亿亩怎么用呢？去年16.8亿亩用在粮食生产上，否则没有11000亿斤以上的粮食；2亿多亩用在植物油上，否则产不了1000万吨植物油；8000万亩用在棉花上，3000万亩用在糖料上，3亿亩用在蔬菜上，还有茶、麻、药等等都需要用地。所以不努力提高我们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出，就没什么增加供给的余地。
要保证城镇化顺利进行，农民还得不断地往城市转移，农民的消费还会不断地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么城镇化有可能在遇到大波动的时候不得不中断，大家又得回乡下去找饭吃。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为什么中央特别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为什么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这是由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过去的鱼米之乡现在都得调进粮食了，整个粮食生产地域的分布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南粮北运的国家。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隋和隋以前开出的运河实际上有两个分岔：一个是到河南，到许昌、开封去；一个是到北京，都是为了保证当时政治中心的粮食供给。南粮北运的局面基本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转变了，变成了北粮南运。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主要靠北方。
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是，整个长江以北的水资源占全国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而粮食是高耗水的作物。有一次，我陪领导同志在河北省调研，正好是麦收时节。有一个领导同志问，1斤小麦要用多少水。我是学农业的。我说按当时河北省的生产水平，1斤小麦要1000斤水。当时陪同去的很多部长们都很吃惊，说怎么用这么多水。在华北地区，如果采取大水漫灌的办法，一亩地你想有个好收成，即达到800斤以上的小麦产量的话，除了自然降水之外，一季至少浇上三到四遍水，浇一遍水100吨，浇四遍水就400吨，400吨水浇下去， 800斤小麦产出来。所以，的确是一斤小麦1000斤水。
当然，技术上有节水的余地。如果改成喷灌，大概100立方米就够了。如果改成滴灌，大概50立方米就够了。但这都需要增加成本，粮食就要随之提高价格，方方面面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我们现在这种主要依靠北方缺水地区来保障全国粮食安全的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出现水资源短缺，很多粮食主产区都将难以为继。
现在南方同志包括上海、江浙一带的同志都喜欢吃黑龙江产的大米。黑龙江过去很少产大米，现在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粳米供应基地之一。主要增产的大米在哪里生产呢？三江平原。三江平原过去是沼泽地区，开垦为农田生产水稻之后大量抽取地下水。过去打下去不到一米就可以出水，现在要十米以下。如果补给不了，那么土壤就会不断退化，环境就会不断恶化。
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人，在今后的十几年中还将继续增加人口，怎么面对粮食安全？确实应该把它放在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否则粮食供应跟不上城镇化，再向前推进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要看到GDP的增长，看到财富的增长，更要看到我们的农业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中央提出一定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定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一定要捋顺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一定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农民那里有多难
要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产品供应问题，物质、科技条件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没有积极性，什么都说不上
坦率说，现在只要稍有闪失，供求关系就可能出大问题。
说一句实在话，党和政府在农产品的供求上，听得多的是消费者的反应，比如价格、质量等。但很多人不知道，农民那里有多难。
我们一年种两季的地方，包括像上海这样最发达的地方，如果一季水稻一季麦，或者一季水稻一季油菜，现在一亩地的收入大概是700多元钱。
700块钱的收入，农民说，我不如去打一个礼拜工，一亩地的收入就有了。去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7917元。这里面来自种植业，即耕地上的人均收入，才多少呢？2107元，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6%。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农民工月人均工资收入是2290元。他种一年地不如出去打一个月工，你说对这个问题农民会怎么看？这样的利益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哪里来的积极性？
今年我们已实现粮食生产9连增了。但老是增长大概也不大符合规律。过去农业的规律周期就是“两增一减一平”，4年1个周期，结果现在9年连增，那以后的压力就很大了，怎么办？这种事情当然得客观地看。基本水平可以没有大的变化，但年度间的波动总是免不了的。今年春天一上来老天爷就给我们颜色看了。各种各样的灾害不断地爆发。西南、西北地区大旱。云南也出现了急需降雨和人工增雨的情况。好在后来云南中部下了大雨，能缓解一下。今年东北地区春涝、华北地区春旱都非常严重，大部分地区玉米的播种期推迟了7到10天。
5月初，我到黑龙江去看春耕。东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无霜期短，要保证在第一场霜下来之前让作物成熟。一般情况下9月26日前后是秋分，在秋分之前如果它成熟了那就是丰收。如果霜来得早1天，在黑龙江，就是减1斤粮。一旦整个播种期推了一个礼拜到10天，秋天要丰收，难度就非常大。
对农民来说，收入是调动其积极性的最重要杠杆。但今年以来，以猪肉价格为例，就一直在低位徘徊。农民养猪有个盈亏线，是国家经过反复测算定的。生猪的价格和玉米的价格如果是1:6以上，那么农民养猪是盈利的；如果低于1:6，农民养猪就要亏损。现在已经两三个月持续低于1:6了，农民卖1头猪，就亏一二百块钱。所以，这段时间消费者觉得猪肉价格还行，但我说马上就该不行了，因为照现在这么个养法，如果农民都去把猪卖掉，谁还补栏？如果小猪仔不要了，最后老母猪也养不住了，一下子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一旦有禽流感，对于很多养家禽的人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现在中国最大的禽类养殖基地在山东诸城。正常情况下，它运出来的小鸡雏卖出去3块钱1只。今年惨到什么程度呢？禽流感来了不让卖、不让流通。鸡雏马上就要出来了，不得不拉闸停电，不能孵，孵出来没人要。那壳里头的鸡雏已经成型了、死掉了，就只好卖给养貂场当饲料，7分钱1只。从3块钱1只，变为7分钱1只，企业受得了吗？所以在禽流感过去之后，家禽的市场供应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一边，要担心主要农产品的供求会不会出大问题，一旦供不应求，价格一定会上涨；那一头，你就得考虑，农民养猪、养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还养不养，如果他不养了，供给怎么办？
因此，要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产品供应问题，物质、科技条件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没有积极性，什么都说不上。就像当年实行联产承包，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为什么一夜之间粮食就可以增产这么多？就是找到了一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形式。
当前，要解决好粮食供求问题，可以更多地去利用国际市场，已经进口这么多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要研究，从长期来看，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求怎么平衡。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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