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 杨文彦）今日，为期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第一时间就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做到既要重“治”，也要重“理”。该放的领域一定要坚决地放，对于不该放的领域不仅不能放，而且要加强管控。人民网：您认为三中全会公报中,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重点和亮点？程恩富：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经过多轮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蕴藏于人民群众的能量和活力得到极大释放，成为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可靠保证。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百年梦想的目标还没有实现，改革不能停步，发展永无止境。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总是超前于原先的预期和政策设计，而人民对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和成效也有着更高的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提法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指导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大大加快我国行政改革的步伐。应当说，过去30多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六轮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仅仅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但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不会局限于这一块。就行政改革的内容而言，我认为，简化行政审批、合理划分职能、实施机构精简和提高行政效率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体制问题。目前，我国行政体制还有不到位、主动适应能力弱的问题。诸如政府结构不尽合理，管理部门设置过多，事权、物权和人权不统一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又开始显现。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的状况没有很大改观，使群众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和实现；政府干预不合理，行政审批、许可项目不科学、手续繁琐；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参杂部门利益，中央政府意志难以完全落地等等，都是新一轮改革要攻克的难点。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做到既要重“治”，也要重“理”。“治”的作用在于行使职能、提高效率，而“理”的目的在于理顺关系、明确责任。通过治、理并举，既放而有度，又放而不松，真正提高行政管理的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在下一步改革中，该放的领域一定要坚决地放。对于不该放的领域不仅不能放，而且要加强管控，注重管控效果，不能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放了之，不闻不问。如：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等行业，就需要加强统一管理，严格控制重大项目的上马，特别是要进口铁矿石方面一致对外；对于老百姓关心的住房、物价等问题，必须加大国家调控和管理的力度，该动用行政手段的一定要动用，住房和物价管理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不能将百姓安居这个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完全交给资本主宰的市场。只有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得到群众对改革的支持，也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张占斌：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着改革事业成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对我国下一阶段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这次全会将开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我们必须强势突围当前的改革困境，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三十五载改革风雨历程
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自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和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改革启动阶段”、“改革全面展开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攻坚阶段”等四个阶段。
在改革启动阶段，安徽小岗村率先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并突破了农村长期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生产经营体制，推行了“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有力地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实现了由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得到极大好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我国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第一次正式将“商品经济”写进党的文件，并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个世纪八十年末进行的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打破了由计划配置资源的单一途径，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企业的自主活力奠定了基础。
从1992年春到2003年10月，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将“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系，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作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各项改革及配套改革纵向全面推进。
开启中国改革新的纪元
三十五载的改革开放历程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成功的，只有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才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新的动力、激发新的活力、开启新的纪元。
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的每一步我们都走得极其艰难，但在困难面前我们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涉过一个又一个险滩，克服一个又一个险阻，冲破一个又一个藩篱，不断取得改革开放征程上的一个个新胜利。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破除妨碍经济改革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就必定能够为我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战略支撑。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三十五年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地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是我国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环节。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培育市场、解放市场、发展市场、完善市场”，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出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本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地位的过程。
当前，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但这个体系还远未完善，还带有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缺陷。土地、水、电、油、金融等资源要素配置还有着比较严格的行政管制，环境产权交易等市场体系远未建立起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远未完成。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要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大政府放权力度，简政放权，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投资活动的审核审批程序。要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准入门槛要全面打破垄断，拓展社会资本更大的制度空间。同时，还要进一步理顺各种价格体系，深化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并积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积极发挥地方政府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要求，真正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开创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峰：政府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重在“简政放权”。政府要把不该管的事情尽量放给市场、放给社会、放给地方，该管的事情要切实管好、管住。我认为，做好简政放权的加减法，我们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行政改革的“五个减少”
一是减少行政权力。行政改革必须减少行政权力，这是实实在在的改革。行政改革不要说的那么难，那么玄，关键是行动，是真刀实枪的行动。动不动这个设计，那个论证，设计太多了就是计划经济。一定要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增加老百姓的权利，增加基层社会的权利。很多事管不好、管不了就不要管，我觉得只要有这个认识和觉悟行政改革就不难推进。政府权力太大结果就责任大、风险大。政府减少了权力就减少了相应的责任，减少了很多的风险，社会会更和谐。
二是减少行政魅力。传统的行政管理不仅祟尚权力的运用，而且特别推祟管理者个人的权威和魅力。换句话说，传统行政管理就是赋魅的过程。少数管理者过于夸大官员个人的作用，过于追求官员个人的魅力。21世纪的简约行政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行政管理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职业，行政管理者是平平常常的人。各级公务员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它借助精心设计的制度、规则、程序、和方法来做好管理工作，而无需过于彰显和依靠个人的权力和魅力。
三是减少行政审批。要减少政府的管理和职能，重点要减少行政审批。你管得越多可能就越麻烦越反弹，就可能制造问题。管理的重点是决策，所以也要减少决策，具体的决策就交给地方、交给下级去做。为什么机构精简了又膨胀，膨胀了再精简，来回折腾？每隔几年就折腾一次，这种恶性膨胀，就是因为管理太多，审批没有减下来。要减职能，减管理，首先减少行政审批，要像广东那样从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入手进行改革。
四是减少行政成本。要减少行政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包括老百姓意见很大的三公消费，减少没完没了的会议，包括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和评比达标之类的东西。只要下定决心，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四风”就可以摒弃，行政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不要老是跟老百姓说，这个也难，那个也难。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是克服困难一步一步地除旧立新而发展壮大的，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减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减少成本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和提高行政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行政管理一定不能走那种技术主义、管理主义的路子。电子政务，不能光强调电子，不研究政务；更不能只重视管理，不重视行政。在一切次要的方面，认认真真地做，在一切重要的方面反而视而不见，能拖就拖，这是最可怕的。重要的是要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高行政价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质量。
五是减少行政层级。要尽量减少行政管理的层级和机构，要下大决心减少机构，精简机构，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大部制改革。行政管理还要尽量减少层级，比如要适度加快推进省管县的改革步伐，从五级政府管理向四级、甚至三级政府管理优化。机构要减少，层级要减少，机制要简化，制度要简明、管用。
行政改革的“五个增加”
一是增加权利和福利。传统的行政管理的职责是控制，是管制，是行政命令，是绝对权威，是英雄主义的。而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责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管理公共事务，而不是去具体管理企业和社会。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和干预只是行政改革的手段，增加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福利才是行政改革的目的。
二是增加服务和认同。传统的行政管理重在效率，重在执行。而现代的行政管理重在服务。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服务型政府一定是群众满意的政府，群众认同的政府。有了认同才有政府的公信力。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增加群众所需要的服务，增加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
三是增加动力和合力。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动力，而动力离不开激励。激励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物质的手段来满足当事者和参与者的需求，激发他们的动机，开发他们的潜能，引导他们的奋斗目标。控制的结果最多是服从，而激励的结果是认同，是热情，是潜能变成的显能和效能。控制使下属变得渺小，激励使追随者变得伟大。所以，在今天依赖激励比依赖控制更受欢迎，更容易成功。行政改革只有动力是不够的，关键还要形成合力。合力来自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学习和落实，来自于改革的共识，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景。
四是增加绩效和价值。行政管理不是目的，行政改革也不是目的。行政管理追求的是绩效，行政改革追求的是价值。传统的行政管理重过程、重任务、重目标、重指标、重效率。而现代的公共管理则重目的、重视人、重结果、重绩效、重价值。科学发展需要明确方向，明确目的，淡化目标和指标。在今天重视目的、重视价值的简约行政比只重视目标、重视任务的行政管理更受欢迎，因为它给社会和广大民众留下了足够的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五是增加变革和领导。传统的行政管理追求的是秩序和程序，它本能地排斥变革，而现代的公共管理追求创新，追求变革，并在变革中寻求发展机遇。管理与常规和秩序不可分，领导与变革和创新紧相连。所以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只在“管理”上做文章，更要在“领导”上花功夫。简约行政是以人为本的，它重视人、尊重人；重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重视对人的引导和辅导。管好事不一定管好人，但把人领导好了，则一定能把事做好。所以，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要尽可能少一点管理，多一点领导。
（作者简介：刘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兼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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