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官本位”仍须努力
“官本位”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长期、多方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及其制度体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从当前实际来看，官员权力过大、“灰色”利益过多，缺乏有效监督而引发的仕途“富营养化”是催生“官本位”意识的关键因素。破解“官本位”意识，是一项复杂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常抓不懈。当前，关键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科学配置权力，优化权力结构。一种权力结构，如果本身配置不合理、不科学，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甚至产生畸形，就很难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加以规范、有效管理。科学配置权力，优化权力结构，重在三点：一是科学“分权”。要适当分解行政部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质的权力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结构，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独揽和权力滥用现象发生。二是科学“厘权”。公权力与其他市场主体争夺利益，就会丧失主持公正的能力。要围绕权力归属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界定权力职能，明晰权力边界，使公权力成为有限的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使公权力真正成为“公共”而非部门的权力。同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发挥作用，让社会组织在管理中越来越发挥作用。三是科学“控权”。按照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建立决策跟踪、问责、纠错和反馈机制，从“重权轻责”向“慎权重责”转变，防止有利可图的争着插手，无利可图的相互推诿。
健全反fubai机制，打造关住权力的“铁笼子”。“官本位”的本质是“权本位”，是对权力的崇拜和权力使用的异化。权力是柄双刃剑，仅靠自我约束，缺乏有效监管，就易于滋生贪污fubai。不科学、不完善、不到位的权力监管机制是“纸笼子”，关不住权力这只猛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首先就要打造一个密不透风、坚不可摧的“铁笼子”，坚决斩断“权力——利益”的链条。一是完善用权的防范机制。深化改革，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民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二是强化滥用权的惩戒机制。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惩治fubai、教育干部的重要手段。适当加大惩戒的力度，对贪官污吏保持恒常不变的强大威慑力，坚持有贪必反，既打“老虎”，又打“苍蝇”，从总体环境上形成不敢fubai的氛围。三是健全用好权的监督机制。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平台，努力建构起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诉求机制，真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树立正确的为官导向，给“官本位”降降温。职位和利益是“官本位”的命根子。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这两点上对症下药。一方面，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进一步健全干部考核体系，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围绕“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科学准确地识别干部，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以分取人的做法，保证那些扎扎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优秀干部能够进入组织选拔的视野。另一方面，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利益导向。做官别想发财，发财不要做官。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待遇水平在社会比较中并不占优，政府公务员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职业。立足当前国情，防止和根治“官本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科学调整和优化官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将公务员的收入稳定在社会的适当水平，并使其“阳光化”，坚决杜绝“灰色”收益，从利益分配层面引导社会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官民一致、以民为本的理念。
激发社会活力，拓展人的价值实现途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出现两次公务员下海经商热。后来很多“下海”者又“上岸”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业环境发生变化，很多创业者感到与当公职人员相比已不占优势。实际上，尊重社会多元，倡导自主创业，拓宽人们获取物质财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是消除“官本位”的有效渠道。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个人发展的合理追求相结合，通过制度设计，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和支持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之间，要逐步探索职业身份转换、人员交流的路子，教授可以从政，官员可以教书，民被选上是官，官员落选就是民，退休后的待遇也相互接轨。当官员不再成为一个稳定的、终身性的、“富营养化”的特殊社会群体，无论对于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和能力，还是对于破除“官本位”意识，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作者：陈燕楠
据考证，中国官员戴官帽始于东晋。咸和九年时，成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黑纱制成的帽子，叫“乌纱帽”。后来，帽子的款式有所创新，并在民间流行起来。乌纱帽成为官员专用的帽子并作为官员的代称，则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成为只有当官的才能戴的帽子，平民百姓就不能问津了。今天舞台上的传统戏剧，尤其是京戏，演员们穿的多是明装，通过看戏我们可以见到明朝官员们戴乌纱帽的样子。乌纱帽两侧伸出两只帽翅，这是从宋初开始逐渐加上的，目的是防止官员们上朝站班时互相交头接耳。到了清朝，乌纱帽虽然不再戴，可它还是人们称呼官员的代名词。
现在，我们虽然不太听到有“乌纱帽”的说法，官员们的着装也没有与众不同，但那无形的官帽还是存在的。而且，戴官帽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一个部门，可能处室不过三五个，但领导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如果再算上退下来的巡视员，待转正的助理，那队伍就更加庞大了。河南有一个县，单单县长助理就有十多个，后来被媒体曝光。有人说，这在当地还是普遍现象。你说，这样搞法，官员的队伍还能不庞大吗？有人对为什么机构越改越膨胀、官员越裁越增多不理解，甚至提出把一些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加以合并的建议，其实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的表现。在中国，不是事情没有人做了，错，是有人没有事情做了。谁？官员也。他们都戴着官帽，那是不能随便动的圣物，搞得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
官帽是个好东西。它的神奇之处在于，你一旦戴上它，神也来了，气也来了，水平也莫名其妙地会提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以至无穷大。就象踏上阿拉伯神毯一样，官帽一戴上，立马就换了一个人，过去不敢想、不能干的事都可以不在话下。挥挥手，白云飘飘；跺跺脚，地动山摇。那个感觉，真好！这么好的东西，谁戴上还愿意摘下来呀。所以，只能用大的去换小的，还不能倒过来，以小的去换大的。再想想，这其实也符合官员脑袋生长发育的规律。你硬来乱摘官帽，那还不把官员们的头都给搞破了？好在，官帽还有个通用性强的特性，从科学到艺术，从理论研究到实际操作，只要你够上某一级别，戴上那一级官帽，都可以平级调动，不需要顾虑什么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因此，省去了好多麻烦。
既然官帽有如此神奇的功能，趋之者当然众多。要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那是不现实的。于是，就产生了官帽的分配问题。对此，社会上很早就有一种说法：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这一说法可谓人人皆知，已经流行了二十余年，至今尚未有新的说法来取代，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年龄确实是个宝。这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特有的资本，你大一岁、小一岁都不行。不要说是一岁，如果遇到两个旗鼓相当的人竞争，有时候就是大一月、大一天都是一个问题。不是吗？就为了这区区的一点时间差，有的人还能安坐现职的宝座，有的人却只能退居二线。这好象很不公平。但如果不一刀切，哪个肯让呀？！因为年龄问题，乡镇一级的官员一过四十岁，县区一级官员一过五十岁，除了极个别的，都不要再做提拔的美梦了。也就是说，官帽到此已经大到顶了。你说，这年龄重要不重要？再重要也没有了。所以，列为第一，奉为至宝。
----文凭实在不可少。你有知识、有能力、有水平，谁知道呀？有什么凭据呢？文凭，那是可以表明你知识多的一个法码，证明你能力强的一个标尺，证实你水平高的一个标志，能少得了它吗？于是，在知识化、专业化和学习型干部的旗号下，官员们争相求知求学求文凭，你复旦本科生，我北大硕士生，他清华博士生，一个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仕途成了学府，官员成了学者。其实，除了正规的全日制学习外，通过函授、培训得来的学位，多半是假冒伪劣产品。你想，那些官员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忙于应酬，上上下下、内内外外，本职工作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哪有心情来读什么硕士、博士？无非是为了进步，一定要混个高级文凭而已。搞不好，那些作业和论文，都是秘书和写手代笔的。甚至，象胡长青，干脆就搞个假文凭来应付，也不照样当了副省长？
----能力还要作参考。能力没有，那上级叫你干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干，扶不起的刘阿斗，那是绝对不行的。毕竟，工作还是要有人干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官员们的能力，无非是大小而已，对路不对路而已。说实在话，一个能把乡镇治理得很好的干部，只要你给他机会，让他当县长、市长甚至省长，也不一定吃不消。中国有的是能人，关键是让不让你干。
----关系真的最重要。关系的作用，往住在那么一个特别的机会，如果在几人相争的情况下，一个有关系的人，很可能容易脱颖而出。这也不难理解。中国有句古语，叫知人善任。我知道你、了解你、相信你，我才敢于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把重要的位置让给你去坐。我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能这么放心地让你戴上个大官帽？况且，我用了你，那你就是我的人了，我的人越多，我干起事来顺手，就越能上下联动，不但你我双赢，而且可以团结一致，无往而不胜。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有利，这是多好的事情！
除上述四项基本原则外，要戴官帽，你还要有资格的积累。象蜗牛爬树一样，逐级上升，日积月累，积土成山，积水成河，最终得道成仙，赢得或换得官帽。因此，你还要有熬的本事。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说。这个熬字可不容易啊，不能多说一句话，不能多走一步路，低眉顺眼，百般驯服，紧跟照办，然后才能修成正果。那个副统帅，本来已经钦定为接班人，并已写入了党章。可他就是等不及嘛，篡党夺权，结果摔死在温都尔汗，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历史的教训，多么深刻呀！
官帽当然是由组织配发的。但这是公开的部分，其实在私底下，掌握官帽的人愿意给谁戴官帽，给他戴多大的官帽，都是极有讲究的。象黑龙江的马德和他的上司韩桂芝，都是官帽销售公司的董事长，按质论价，现钞现卖，那个滋味真是好啊。报纸上曾经曝光过一个县，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给县委书记送过大礼。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使他在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里一夜暴富。这事放在古代，也是令古人自愧不如的。虽然，卖官一事在中国早就存在，朝庭也曾用乌纱帽来换白银子，但象该书记那样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开发官帽资源，古人也是没有想到过的。确实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啊！
官帽，当然也有虚实之分。发官帽，主要是为了叫你办事。但有时，由于招商引资的需要，也给一些大老板发些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官帽。有时，为了使某个实权单位的领导让个位子，就给他戴一顶大一号的官帽，让他到务虚单位去当个副职。有时，这官帽的分配不是为了落实责任，而是为了落实待遇；不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为了平衡的需要。如此一来，这官帽的颜色和味道就变了。当官帽分配成为一种手段，戴官帽成为一种待遇时，那官帽的需求量是永远也跟不上供应量的，官帽成为稀缺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官帽是稀缺资源，戴上的人不愿摘下，那我们对那些辞官下海的官员就不能不致以敬意。他们这一走，不但自己发了财，也为组织部门安排干部让出了位子。这是一件大好事，可喜可贺，可慨可叹。但最近上面也发现，有些人在交出官帽前，已经挖好了地洞，留出了后路，因此又作出了一些防止期权兑现的规定。看来，这官帽上交后也是要验收一番的。那些三十年工龄一到就办理退休手续的官员，也是值得表扬的。即使是那些不慎误入歧途被摘去官帽的所谓fubai分子，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他们把官帽奉献出来了，按照一顶可以带动五顶的官帽移动规律，那该解决了组织部门多少难题呀！何况，他们还为纪律检查部门提供了诸多的反面教材，这，又是一笔财富呢!
二○○七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二时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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