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资源能否交给优势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地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最大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这就意味着，只要市场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出手。可是，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文章却提出，要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那么，优势资源能否交给优势企业？首先我们来看，政府能否确定哪些资源是优势的？我们以长虹电器的一次抉择为例。2007开始，长虹电器将其彩电营销资源的大部分拿来做等离子推广。大家都认为这是“优势资源交到优势企业”的最好典范，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家开发银行提供40亿元的授信额度，国家、四川省、绵阳市政府在投融资、产业配套、土地规划、税收等方面都给予了鼎力支持。但是，2011年以后，长虹却被等离子拖累致一蹶不振。长虹的失误是长虹人看走眼了吗？不是。长虹战略失误可以说是对“优势资源”的判断和利用的失误。
我们再来看，政府能否确定哪些是优势企业？一般认为，优势企业是相对于时代的，站在时代的前沿或者超越时代的企业就是优势企业。但政府能不能甄别这些条件呢？改革开放前，当我们乐此不疲地赞美我们国家到处“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一派繁忙景象时，我国的工业走的却是被西方人抛弃的消耗资源的路子；改革开放初期，当我们为从国外或者从外地引进项目取得招商引资成绩而欢欣鼓舞时，我们引进来的却是别人淘汰的容易污染环境的企业。这说明，政府也甄别不了哪些是优势企业，哪些不是优势企业。
政府为什么不能确定优势资源和优势企业呢？美国哈佛大学权威经济学家曼昆认为：“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极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候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是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的。”所以这些政策有时是不完善的。认识论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认识能力不足以去全面认识、科学计算、完全把握、稳妥控制整个社会及其运行，我们需要市场的力量。
最后我们还要看，“交给”这一动作的含义是什么？“要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是谁在完成“交给”这一动作呢？很显然，是政府。那么也就是说，“要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是政府行为，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资源与企业的结合不是通过竞争引发的市场行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出手是否必要呢？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某一部门投资太多，利润降低，市场就去会自动纠正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市场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这说明，资源的分配一般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市场可以自动摆平，达到公平分配之目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作用的原因。
我们既不能确定什么是优势资源，也不能确定什么是优势企业，再加上“交给”这个动作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平等的、公平的、竞争的行为，是政府在拉郎配，直接后果是对其他的资源、其他企业的不公平、不公正，还会影响市场秩序，导致低效率经济，那么很显然，政府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有害的。
那么，我们让资源和企业结合的办法是什么呢？
党的十八大以后李克强指出，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怎么“交给”市场？笔者的理解是，从理论上讲，不需要政府做什么，政府只要退出一般性经济领域，市场就自然地会起作用。因为政府和市场是两个平行的力量，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服从谁”的问题。在经济领域，政府出手，市场就萎缩；政府退出，市场就繁荣，这两只手总有一只在起作用，不会出现管理上的真空。这是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从实践上讲，“交给市场”是通过市场交换，把各种资源配置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去。比如，对一般的小宗商品，可以实行公开拍卖和公开招标；对于大宗商品，可以通过报价中心来实现商品的交换。
我们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说在一般性经济领域、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是基础的、首要的、最重要的。细想，如果政府能确定哪些是优势资源，哪些是优势企业，那么我们今天恐怕就不会搞市场经济了。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就是建立在对所有资源、所有企业的计算、配置、评价、预测能力自信基础上的，而这种对计划经济的自信和实施，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效率，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当下，“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还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
所以，在什么是优势资源、什么是优势企业、资源如何配置问题上，政府总不及市场。当我们试图“把优势资源交给优势企业”时，我们不只在认识上是计划体制思维方式，我们在行动上也已经在做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糊涂事了。作者：陈仁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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