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袁伯霖
公元2007年1月16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袁伯霖先生的遗体前久久伫立。隔着冰棺的玻璃，我凝望着先生的满头白发，凝望着那张苍老、松弛却依然透着憨厚与慈祥的大脸……这张脸曾经是那样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正如他在中国诗坛、湖南文坛的名望一样，在我的家乡资兴，这张脸是整个资兴人的脸面，资兴市的名片。可以这样说，资兴人凡识字者皆知伯霖，凡从文者皆识伯霖。
袁伯霖先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郴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资兴市政协副主席兼文联顾问，湖南省政协第六、七届委员。
袁伯霖先生是我生命中的恩人、贵人。追根溯源，只因了先生一次不畏权势的据理力争，我的人生轨迹才得以改变。我与先生非亲非故，关系却错综复杂。在我的案头摆放着先生一生出版的《绿色万岁》等五部书，每一部都有先生的亲笔题字，对我的称谓却各有不同，时而称爱徒，时而称小弟，时而称文友。
先生是吾师。我与先生神交，缘于一次全市青年文学竞赛。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高考落榜回乡务农，一边种着五亩农田，一边开了一幢乡村小店，身体极度疲劳，精神也相当苦闷，但始终抓着文学这根救命的稻草不放。我以自己的经历写就一篇散文《山村小商人》参赛。当时先生是评委，他力排众议，将我这个年仅20岁的农民业余作者的文章，与市里一位知名的业余作者及一位广播站编辑的文章同时定为一等奖。先生还带着奖状和奖金，特意坐了几十公里的长途汽车，来到我所在的乡里，想来见我一面。乡文化专干告诉他，去我家里还得走几十里山路。先生只能怏怏而回。
真正有幸结识先生，是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那一次征文获奖，使我在浩渺的文学之海中看到了灯塔上的亮光，精神在苦闷中开始挣扎。我从田间地头、四邻八乡，从民间歌手、故事篓子身上挖掘出几十篇民间故事和山歌，整理出厚厚的一沓手稿。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同学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袁伯霖先生。他当时蜗居于市文化局院内一间逼仄的住房，室内一桌一椅一床，四散着书籍纸张，简单且零乱。先生正伏案疾书，当时我想，先生虽号称“百灵鸟”，但创作习惯却可能是猫头鹰型的。先生将我俩让至床头坐，看过我的手稿后如获至宝。他告诉我，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集成已作为全国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市里也将集结成书，让我回去继续挖掘整理。
阳春三月，我正埋头于田间春耕，意外地收到先生转来的书信，要我接信后即到文化馆报到，编辑整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间暂定一个月。当我惊喜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时，我那曾经当过小学校长的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去吧，能跟着这样的人，挑一辈子书箱都值！”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机会，事后得知这个机会完全是先生为我霸蛮争来的，这让我感到欠了先生一辈子的情。
当时，先生的名气已经够大够响，堪称资兴文艺界的一面旗帜。先生有副高职称，且是市政协常委，尽管当他遇到不公正待遇时经常标榜自己是副处级干部，但他真正的地位依然卑微，只是市文化馆的一名文学专干。馆长是文艺上的外行，权力上的理手，一心想要自己的侄子来搞三套集成。当先生提出聘请我时，馆长颇为不悦：“他一个农民懂什么？”先生一听就来了脾气，甩出硬邦邦的一句话：“搞三套集成的人选非某某某莫属，不然我不搞了，有本事你们来搞！”话说到这份上，馆长心有不甘也只能让步了。
就这样，我成了先生的助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由先生任主编，我为责任编辑。先生还两次向上面争取时间，由一个月延长到三个月，直至三套集成圆满完工。紧接着，我被先生的文友——市里另一位作家李宙南聘请到党史部门写烈士传记，一干就是两年。随后，我自费读完电大，并以高分考进税务系统，从此再也没有踏进我本该回归的田野上。
这一年年底，先生到省城参加三套集成总结表彰大会。回来时，刚一下车就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嚷嚷：“好消息，你在省里获奖了，我们得好好喝几杯！”这是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共同对三套集成编者颁发的奖励，我乃一介书生，一个文化部门的编外人员，一个农民打工崽，决不敢奢望获此殊荣，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论功行赏，均非先生莫属。可这正是先生的品格，有功不居功；这正是先生的率性：就爱讨杯酒喝。
仔细想来，我确没跟先生像模像样地学过创作。盖因我习作专攻散文，而先生是诗坛巨擘，我与先生纵向不在一个档次，横向不存在交点。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我对先生的崇拜，他的文品和人品让我受益终生。先生一生钟情于缪斯，钟情于森林，有森林诗1300余首散见于全国40余家报刊，其中30余首获省级奖、全国奖，并收入各种选集。先生是继傅仇之后中国又一著名森林诗人，被诗坛誉为“森林中的百灵鸟”。他的诗至阳至刚，充满了雄性与烈性，譬如《大山》、《豪饮王村》、《将军与森林》；他的诗柔肠百转，至情至性，譬如《酉河倒影》、《酒与妻子》。而绿色的森林始终是先生的至爱，在他的眼中，山是绿的，水是绿的，天是绿的，地是绿的，连太阳也是绿的。台湾现代诗人洛夫称：“读伯霖的诗，心中充满了绿意，仿佛听到松鼠啃咬松枝的声音。”
先生是资兴乃至郴州文坛上的伯乐，受其扶持甚至耳提面命的弟子达数十人。他曾先后为20余名弟子和文友出版的诗文集作序，直到去世的当天，还在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即将出版的诗词集作序。
在众多弟子中，我是先生最为得意又最为惋惜的一个，早年先生每每夸我是他弟子中文字功底最深的。应该说，我对语言文字的爱好并非自结识先生始，而是自幼使然。从小学到高中，凡我参加的作文竞赛，从来就没拿过第二名。上大学后，《现代汉语》不用听课、看书，考试也可轻松拿个七八十分。这些我当然没有告诉先生。及至后来，我在机关里混了个小萝卜头，先生每与人提起我即感怡然自得，甚至眉飞色舞。再往后，我政务繁忙，生活安逸再加心气浮躁，终于由半个文人逐渐蜕变为半个官员，一支本该抒写世道沧桑、人情冷暖的笔改写等因奉此，一步步沦为刀笔吏。
近些年，我以为文学艺术这东西已经被经济强奸了，变得体无完肤。可在我的家乡，因了先生的不识时务，因了先生的摇旗呐喊，身先士卒，把一个资兴文坛搅得风生水起，十分热闹。先生的弟子们一个个成了诗人、作家，在那一串串闪光的弟子名单中，却再也见不到我的名字。先生为之扼腕叹息:“你啊，无论你当多大的官，这支笔不能丢，丢了太可惜！”
先生是吾兄。作为兄长，先生与我情同手足，还曾为我个人感情上的事两肋插刀，在文友中一时成为美谈，也成为笑谈。
在文化馆打工期间，我不修边幅，胡子拉茬，浑身上下土得掉渣。先生尽管五官端正，方头大脸，但人到中年，体态臃肿，且两手长满了白斑。先生对自己的长相却颇为自信，竟然屡次在弟子们面前大言不惭地夸我和他一样，长得特别英俊。文友们为此很不服气，只要先生不在场，在这一点上从不吝啬对我的嘲笑。
编辑民间文学的那段日子，我心无旁骛，没日没夜地埋头选稿、改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院内除了办公室还有家属房，有一位在家待业的姑娘偏偏对我动了芳心，后来竟直通通地向我当面表白。须知在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农民眼中，看到衣着光鲜的城市姑娘，只要不瞎眼跛脚，便觉得个个美若天仙。我就此堕入爱河，并且爱得昏天黑地。没曾想，几个月后我就面临着回家务农的选择，而姑娘却要招工了。她转眼就变了卦，标志性的行动是把我送的定情物——一个祖传的银首饰退了回来。我“扑通”一下从天堂掉到了冰窟里。先生见我丢了魂样的六神无主，拍着胸脯愿为我充当传递信物的爱情使者。他从我手中要过银首饰，大摇大摆地走进姑娘家里。方才进门，满院子都听到他的高声大叫：“这是某某的一颗心呀，请你收下吧！”姑娘说：“让他死了这条心，我瞎了眼也不会嫁个吃农村粮的！”我当时听得真切，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藏起来才好。先生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便陪我喝闷酒去也。
后来，我发现这件事不只对我，对先生也产生了心理刺激，以致在出版《资兴民间故事集成》时，在责任编辑一栏里，先生有意回避了我的农民身份，不尴不尬地标明：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生。
从电大毕业后，我再度失业。先生自告奋勇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要我交给乡党委书记，欲谋乡文化辅导员一职。在先生看来，以我的文学功底，干个文化辅导员绰绰有余。当年我给先生当助手，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先生还专门配备了两名工于书法的文化辅导员给我当助手，专门负责誊写稿件。或许是职位并不空缺，或许是书记不相信我，总之先生把书记当朋友，但书记并没给先生面子。事后得知，先生为走投无路的弟子们写的这类条子不在少数，基本属于有名无用。
先生是吾友。作为朋友，我与先生平等相处，过从甚密。我看到先生许多的闪光点，也知道先生鲜为人知的盲点。先生极重名，俗称死要面子。在我们交往之初，先生地位卑微，但总喜欢在适当和不适当的场合提及自己的辉煌时光。先生常把他与李志民上将对饮，与大作家张扬同居一室，与台湾诗人洛夫鸿雁传书等可称为佳话的事件反复传诵。听得多了，我便在心里嘀咕先生吹牛。当时小城里也有人论及先生在湖南作家中属于二流或是三流之类。
时间推至2001年，省文联出版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袁伯霖卷》，我想，这就是对先生在文坛地位的佐证。那一次，我一生中为先生帮了惟一的一个忙。我向单位要了车，带上我的副手陪先生到长沙拖书。先生带我登门拜访了著名作家谭谈、诗人弘征，晚餐时又邀来肖育轩、姜贻斌把盏叙旧。看到先生与我心中仰慕已久、只在书中见过的湖南文坛精英们称兄道弟，亲密无间，我知道了先生的分量。
次年，我无意间在《郴州文学》上看到一则简讯，介绍当年加入中国作协、省作协的作家。只见上面一栏大大的一个“袁伯霖”十分醒目，而在下面一排小字中，我看到了一个大人物，那就是后来因系列fubai案闻名全国的时任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至此，先生应该是实至名归了。我终于明白，先生在诗坛、在文坛，其实有他值得吹嘘的实力。
早年先生的寒酸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出于尊重，只是心照不宣。文革期间，先生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因在一次会议上对姚文云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妄加评议，先生自己也被打成了“小邓拓”，下放到资兴市青市乡神背垅。之后，又是长子瘫痪，次子夭折，人生的灾难接踵而至，降临到先生头上。先生回城后，家里依然窘困，残疾的大儿子成了他生活中永远的负担，加之女儿待业，小儿子要上学，先生与其妻子的工资加起来用都入不敷出，连稿费也得纳入家庭财政预算。
先生在小城的大小场合露面，形象几乎经年不变。他身穿一件绿军装，长期少一粒纽扣，手提一个黑色公文包，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北京领取煤矿文学奖的奖品，这个包在他手中少说也提了十余年。后来，文化系统搞庆祝活动，先生作为组织者之一，得到厂家赞助的一套深蓝色西装。这套西装笔挺光鲜，还配有漂亮的领结，这是我见过的先生最有档次的服装。看得出他对这套行头爱惜有加，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舍得穿出来亮相。
再后来，先生的境遇有所好转，先是就任市文化馆馆长，既而当上市政协副主席，并成为湖南省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可是，先生依然称得上全市最“窝囊”的处级干部，没有手机，没有专车，他的座骑是朋友送的一部二手单车。就这部破单车还在大街上被小偷公然“偷”走，先生追了一程没追上，徒叹奈何。
这种被小偷光顾的事，在先生身上不只一次地发生过。尽管他囊中羞涩，口袋里的内容十分有限，但出门在外还是容易招惹小偷，好几次连车票钱都被掏得精光。原因很简单，从外表看来，先生的大智慧难得一见，但其木讷与憨厚一望而知。此外，先生的方位感也相当糟糕。一次在省城出差，他独自走出招待所上街买东西，回来时再也找不着住处，就在招待所附近街上转悠了老半天，才想起给同伴打电话问路。
先生是吾文友，更是吾酒友。他性情豪爽，酒量惊人，且嗜酒如命。人说先生从来未曾醉过，也从来未曾醒过。我陪先生喝酒的次数已无从盘点，大致不下百次。老实说，那时候他没能把我培养成作家，但我喝来喝去酒量见长，倒练成了半个酒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连我在内，先生的三个弟子都在李宙南先生主管的市委党史办做事，一个拿工人工资，两个拿临时工工资。我们时常由其中两人凑饭菜票，用大搪瓷碗到食堂打许多份菜，另外一人到小卖部买三块钱以下的烈酒一两瓶，花生米若干，就在办公室摆开阵势招待先生。看得出先生对这种招待极为满意，三日之内必至。有两种情况我们怕先生来，一种情况是工资已花完，餐票也所乘无几。另一种情况是领导还没走。但先生无所顾忌，人未进门，先大呼我们之中某人的名字，且声如洪钟，震彻屋宇，在安静的市委大院有时就吓得我们心惊肉跳。四人喝酒时各霸一方，从不用酒杯，一例用茶杯代替，先生可以多喝，但谁也不许耍赖。除了先生，我们三人可能也就都喝高了，残局一直到上班都没人收拾，自然受到领导训斥，可事后依然如故。
先生的诗，除了森林，大多与酒有关，或者干脆就是用酒泡出来的。但我以为最动人的，还是他准备戒酒的时候写的《酒与妻子》：
因我的酒醉
多少回你悄悄落泪
殊不知男儿的另一半世界
就在杯内
二十年花谢花开
斟得满的是我的酒
斟不满的是你的泪
我曾九十九次后悔
我曾九十九回心碎
却在第一百遍誓言上
再度斟满这人生五味
……
省政协会议期间，先生在晚会上登台朗诵了这首诗，语惊四座，博得满堂喝彩。有一位政协委员听得热泪盈眶，禁不住跑上台去与先生紧紧拥抱。
先生在诗的最后写道：“为了你不再流泪我终将与酒作别/尽管这一步我会走得很累。”
然而先生终究没能戒得了酒，在身体患病后只是把大杯换成了小杯。而且，酒桌上一旦敬酒或被敬，他必然高举双杯，一饮而尽。
也许上帝在给予天才智慧的同时必将给予其摧残。本世纪初，噩运又一个接着一个降临到先生头上。先是妻子患了癌症，才做完手续尚在康复期，先生自己又患上了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下肢浮肿、溃烂，在医院里先后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幸得先生妻子拖着病体对先生悉心照料，另有一位尚未成名的忠实弟子也不请自来，把先生背上背下。
先生一生经历的苦难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以惊人的毅力从容面对，精神和意志始终没有倒下，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言：“寒霜满面壮行色，热血浑身暖苦涯。”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郴州人民医院病房里。得知先生住院，我叫母亲从老家捎来一只土鸡，再叫妻子用文火炖好装进食盒。当我提着鸡汤来到病房时，先生已做完手术，正与前来探望的老友郭垂辉聊天。先生躺在床上，郭老坐在对面的床头。先生一见我，那张熟悉的大脸上又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此时此刻，先生躺在冰棺里，笑容不见了，但神态安祥，我看得见先生，先生可曾看见我？我眼中无泪，心里却在滴血。
我深知，倘若没有先生，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农民，灰头土脸，心已麻目，安分守己，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也许我早已不在人世。当年我厌倦了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不甘做只会吃喝拉撒、生儿育女的高等动物，为此我曾当众发誓：“如果我三十岁以前还在当农民，必当自绝于人世！”
那一年，也是因了那句誓言，我离开暂时栖身的市委党史办，自费去读电大。先生措手不及，好久以后还说：“我欠你一本笔记本。”这是先生的规矩，当他每一个心爱的弟子出远门，他都要送上一本笔记本，并在扉页上题写几句提携勉励的赠言。是的，先生欠我一本笔记本，可眼前这一篇拙劣的文字，我却拖了半辈子，欠了先生一辈子。
先生成名之后，文学前辈、大家名流还有先生的弟子们，写了无数的文章介绍先生，介绍他的森林诗。唯独我没动笔，不是不会写，也不是不敢写，只是不知从何写起。先生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你写我的文章，只有用你的经历写出来才最感人。”
现在，我只是把站在先生面前的所思所忆记了下来，向先生交上这份迟到得太久太久的答卷。文章的结尾，我想引用郴州市作协主席陈岳为先生而作的挽联，以此祭奠先生的英灵：
凤凰涅磐九死一生只为诗；
百灵啼血千回万啭总关情。
先生，一路走好！ 村夫是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通过对往事的点滴回忆，刻画出一位可亲可敬，亦师亦友，多才多艺的老前辈形象，让老猫深受感染，顿生敬仰。 读完此文，深受感染，向岳先生和村夫表示致敬和致意！ 谢谢老猫站长，谢谢余处长！为文和为人之路上，有良师益友相助，才会走得更加稳健。 细细品读此文后，我呆坐在电脑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袁伯霖老前辈惜才爱才让我感动，村夫前辈重情重义让我动容。感染我的是文章，更是文章里的人。 文章本无定法，但有常法，贵在得法。我想，自然地表达出真情实感，或许正是得法之一种。
周有光先生从缅甸回来，无法接受女儿的离去，心中痛苦，不能自拔，他在《祭坟》中写道：爬上一座山，穿过一丛树，看到一块石碑，走进一墩土坟。供上一束花，点上一支香，唤一声小禾，擦干一袖眼泪。啊，小禾，我的女儿……”语言平白，但读到这里，我不禁潸然。 寄意寒星 发表于 2013-10-4 12:39
文章本无定法，但有常法，贵在得法。我想，自然地表达出真情实感，或许正是得法之一种。
周有光先生从 ...
谢谢秘友精彩点评。我才知道周有关先生有这么一首感人的诗《祭坟》：“……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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