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不是多么难的事
——韩石山在《中国冶金地质》年会上的演讲感谢裴孟东先生的邀请，让我有幸在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上讲讲。
一开始我理解错了，以为是个学习班性质的会，后来才知道，来的是全国地质勘探系统各大公司、研究院的副书记和宣传部长。这样我事先写的讲稿，就不太合适了。大致仍按这个讲稿，我会随时穿插一些别的东西，免不了有些凌乱，没什么，听话听音，知道大概意思就行了。
现在地质勘探这个行业，在全国科技界是个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在上世纪，民国初年直到三十年代，地质勘探，在全国科技界的成绩是巨大的，地位是很高的。出成绩，也出人才，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出成绩全靠人才，有了人才想不出成绩都不行。
介绍两个人物，就知道当年地质界是多么了不起了。
一个叫丁文江，字在君，一八八七年生，江苏泰兴人。一九○二年留日，一九○八年留英，一九一一年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考试，授格致进士，格致是“格物致知”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理学科。一九一六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一九二六年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督办，这个头衔听起来太啰嗦，挑明了就是大上海市的市长。一九二八年任地质调查所西南地质调查总指挥。一九三四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个机构现在台湾还有，相当于大陆的中国科学院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总干事，可说是秘书长，也可说是执行院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衡阳作地质勘探时煤气中毒，次年一月去世，活了四十九岁。
胡适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这个人有许多长处，是现在人很难做到的，比如从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车，从不用公家信笺写私人信函。做事非常认真，且效率极高，所以胡适又说他是“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只当了一年多的大上海的市长，在制定的发展蓝图上，已有了发展浦东的规划。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而浦东的真正开发，要到六十年之后了。
另一个是翁文灏，字咏霓，一八八九年生，浙江鄞县人。一九○三年中秀才，一九一二年获比利时罗文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一九二三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一九三二年任教育部长。一九三八年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九年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五○年回到北京，一九七一年去世。这个人，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行政长才，就是说，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要不不会以学者的身份，出任部长、行政院长。全国解放前，他去了美国，不久就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因为他觉得，他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大官，自认为是清廉的，没做过什么坏事，所以就回来了。这样的自信，是很了不起的。
知道一个行业过去的辉煌，是有好处的。这样就能找出差距，有些是时代的，有些是自身的，是自身的，就应当想着怎样克服，克服了，自己做出了成绩，社也跟着进步了。不要动不动就说现在什么都好，一提过去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好像中国的文明，是从四九以后开始似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好了，我们还是谈写作吧。
你们看，我是写了讲稿的，手写的，密密麻麻十几页啊。不管去哪儿演讲，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要写讲稿，时间来不及，也要写个提纲，回来有时间了再依据演讲时的发挥，写成讲稿。没时间也让那个提纲在着。有人说，韩先生真是个认真的人。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是个会算计的人。有的人不写稿子，讲得天花乱坠，我也不是离了讲稿就讲不成，但我觉得，空讲上一通，什么都没有留下太可惜。费点事，写下来，留下个东西心里熨贴。
谈写作有多种谈法，好多人都是总结几条，比如主旨明确，结构完整，语言优美，等等。看似全面，实际上空洞无物，不切实用。我觉的，最好的办法，莫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家，细细地看他的作品，品味他行文结体，遣词造句的方法，再有意识地模仿，达到形神毕肖。同时也看看别的名家的作品，吸收他们独特的，为你所喜爱的东西。时间一长，既有了名家的笔意，又有了自己的风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写文学评论文章，最早的一篇是为湖北作家刘富道写的，叫《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发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当时我追求的是一种生动的带感情的写法。头一篇是成功了，能不能再这么写下去，心里没底儿。也就在这期间，得到一本《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看了很合自己的脾胃。尤其是他文章中的气势，或者说是气韵，是别的评论家所缺少的。我不是个常写评论的人，每次要写了，总要热热身，运运气，找见运用评论语言的感觉。怎么热身运气呢，就是翻翻这本《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那几年，我写过几篇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别人看不出，我自己是知道的，好些句子，好些词语，都是从李先生那儿“偷”来的。比如李先生写评论文章，开头常常很突兀，好像半空里掉下一块石头砸在你的头上。不说什么时候，看了什么书，才有了这种感觉。这当然与他的写法有关，他评什么人的什么作品，题名就是那个作品的名，下边来个破折号，写上某某作。等于作品名和作者名都先告诉了。就这样，仍有种突兀的效果。比如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开头一句话就是：“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 我很喜欢这种开头，就有意模仿.一九八八年给林斤澜先生写了篇评论文章，叫《明日来寻都是诗》，开头就是这么一句：“斤澜先生不媚俗。他有自己的执著，也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人格，也有自己的艺术，——如若人格和艺术可剥离的话。仿佛一位仙家，他调养着自己的心性，也调养着自己的举止，于是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便显出了仙风道骨。”这一段话里，借鉴李先生的地方非止一处，最明显的，是开头那一句，简直是套过来用的。
这种突兀落笔的办法，我最近还用了一次。三月间去天津开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评选会，每个评委都要写篇入选作品的评论文章，将来出书的时候，附在作品的后面，给我分配的是个短篇，裘山山的《野草疯长》。规定只能写一千字。一开头我是这样写的：“晦涩她是没有的。永远的清澈如水，永远的激情如火，读裘山山的小说，你不需要用力，甚至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将胸膛或是脸颊凑过去，便能感到一种灼热。”这种句式，是典型的李健吾体。写一两千字的短篇评论用这种方法，往往能收到神奇的效果。见识不广的读者看了，往往会惊奇：怎么能这么写！
写评论是这样，写小说，写散文，也都可以用这个办法。需要注意的是，选作家时，一定要选自己喜爱的，真正喜爱就说明适合自己的心性，适合自己的心性，就能“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二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点悟性。细细体味人家行文的韵致，也就是文章里带音乐性的东西。一篇好文章是有自己的调儿的，找见了那个调儿，才算是真正理解了那篇文章的好处。同样，我们要写出一篇好文章，也要找见自己的调儿。常常是第一句，就定了调儿。
说句题外话。我当刊物编辑多年，几乎每天都要看几篇稿子，真的都看完吗？不会的。有的看个开头就不看了，他起的调儿就不对，还用往下看吗？有人推荐作品时说，这篇作品前面写的不好，后面不错。我听了不说什么，心里想，世上哪有半截子好作品？这等于说，这个女孩子是个材夜思，只是脸上有几个大疤瘌，脸上不好看，脚趾头好看。好的作品，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好的作品，有它内在的韵律，会催着引着你情不自禁地看下去。
选一个名家，先模仿，再逐渐地渗入自己的性情，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一条简便的路，也是一条实在的路。
达到什么境界，就算是会写文章，或者说，就能写出好文章呢？标准很多，我说一个较为实用的，你们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中国人学外语的经验，很可以借过来说明这个问题。
何炳棣先生写过一本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书里说他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曾跟教务长潘光旦先生谈过英文写作的问题。潘先生是早年清华的学生，又留美多年，英文是非常好的。何炳棣还活着，是海外华人中顶级的历史学家。何先生的问题是，清华改为大学生后，英文教学和习作，质与量两个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写信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二是写作时是不是有“三分随便”？三分随便，何炳棣的理解，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我觉得 “三分随便”也有风趣幽默的意思。
以此作为写好文章的标准，道理在于，对于第一条来说，我们写信的时候，思维就是用文学语言来思维的，不是先按报章语言思维，落笔了，才想到用文学语言表达。这样的“文学语言”，是没有灵气的，也没有内在的韵律可言。第二条尤其重要。是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端看你有没有那“三分随便”。有了，就游刃有余，就风趣幽默，就合乎法度，又能跳出法度之外。三分随便，也有不完全合乎法度的意思。你想，一个人的文章，有这样的特质，还能不是优美的文学语言吗？
说到学外语，想到梁实秋说的叶公超的一件事。叶公超在某大学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里的小孩常翻过墙骚扰，叶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小孩不听，反而恶言相向，于是叶公超也用英语跟对方骂了起来，其中一句译成汉语是：“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对骂声惊动了小孩的家长，走过来也不生气，反而说：“你这句话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什么叶公超有这样的本事呢？原来叶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上的大学，所以美国孩子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叶对梁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
叫我说，写作也是这样，脏话，俏皮话，都要学会，这样你写起来才能三分随便，游刃有余，气韵行动。
前面，都是从技巧角度说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要知道，这就是，要想写出好文章，还须有相当的思想认识水平。不是说要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而是说，你要经常动脑筋想问题，不跟风，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主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有正直不阿的品德。这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的读书人，有犯颜进谏的传统。在这方面张奚若是个典范。他是陕西朝邑人，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在世，早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解放后担任过教育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务。抗战时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议会的议员。有次在参政会上，他批评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说，欢迎批评，但不要太尖刻。下次再开会的时候，因为他在昆明联大教书，事先给他寄了路费，他将路费退回，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不怕得罪最高当局，这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这不算什么，解放后的表现，那才真叫勇敢。一九五一年，中国正式派兵赴朝作战之前，张奚若要求见毛泽东主席，毛深夜接见，张说：中国不可以不尊重历史教训，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同美国作战。试看德国两次看错(意思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事前总抱着美国不会参战的想法)，两次大吃其亏；日本一次错估，就遭受惨败。原因是，美国技术、生产能力与潜力，实抵得其余世界而有余（就一九五○年世界情势而言）。中国应好好地从事建国工作，尽可能避免和美国武装冲突。在那个时候，张奚若这样进言，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还有更了不起的。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提出批评，总结为八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在这上头，毛主席当年还是有襟怀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讲话里，竟公开引用了张奚若的这十六个字的批评。应当说，张奚若进言背后的道义与勇气，必将永垂史册。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谈这个问题呢？仍然离不开中国文学这个话题。诸位要从事写作，就是不写作，也会不时地关注中国文学，应当对中国文学有个基本的了解。这两年，有个德国的汉学家，叫顾彬，波恩大学的教授，对中国作家和作品，说了许多话，弄得好多人很烦。我也看了些，觉得顾彬这个人，心眼不坏，他是要中国文学好的，不是要中国文学坏的。只能说有些话，国内没人敢说，他说了，或者是，国内有人说了没人理，他说了不能不理。我记得去年顾彬的话刚出来的时候，《文学自由谈》上还有人写了文章，逐条驳斥，显得很没有气度。连人家说中国作家几乎没人懂得外文，也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外国作家也没人懂得中文呀。
顾彬说了什么呢，最年我看到在《芳草》杂志上，他跟上海的杨剑龙教授有个对话，意思跟前些年的差不了多少。他说，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联系。读当代作品，不必查字典。当代作家基本上没什么思想，常常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按模式写，缺少创造的力量。不学外语，缺乏这方面的修养，不能与外国作家交流。文字的底蕴不够，太浮躁。有些作家应当沉默二十年才好。再就是，写的太快。德国作家有的一年才写一百页。中国作家太随意，一星期就写一百页。德国作家注重修改，中国作家修改的却很少。他是最惹恼中国当代作家的一句话是：“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后来有人考证，这是理解上的错误，他的本意是，那些用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这些话，要细细地分析。社会环境不同，文化传承不同，人家对我们的文学提出些异议，不是什么坏事。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才对。比如有两条，我就觉得是非常在理的：一是中国当代作家，大都不懂外语，这一点上，无法跟鲁迅、郁达夫、徐志摩那一茬作家比。不管到了什么时代，你都不能说没文化的人写的东西比有文化的人写得好。个别的特例可能有，但成了一种社会趋势，肯定就有问题。沈从文顶多是个高小毕业生，你不能说你是初中毕业，就比沈从文强，写的就比沈从文好。再推而广之，梁漱溟没什么学历，蔡元培聘他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肯定是对的，你推衍开来，提出“贫下中农”上大学讲坛，肯定是错的。提出中国当代作家大都不懂外语，不能看外国的文学原著，不能跟外国的同行交流，这有什么不对？
二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大都是按一个模式写的，比如反腐题材，出了那么多本，基本上翻不出新花样。顾彬还有一个观点，说德国作家几乎是一个声音，批评社会，为民众说话，而中国作家不是这样。他最理解不了的是，中国文学怎么会有个“主旋律”，而中国的作家还趋之若鹜。
只有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个正确的瞭解，才能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才能知道怎样努力才能做出成绩。只有高屋建瓴，才会事半功倍，甚至牛刀小试，便声名远扬。否则，南辕北辙，走的越快，离文学越远。
此中关键，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上头，就不多说了，举个小例子，比如前些年中央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有没有消极作用？这些年揭露出的巨贪，动辄一两千万，与前些年总的政策有没有联系？
人生是篇大文章，只有作好了人生这篇大文章，才能作好笔墨写就的小文章。甚至可以说，人生这篇大文章写好了，写不写笔墨书写的小文章，都没有多大关系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裴孟东先生，谢谢大家！
二○○八年四月八日写于潺湲室,四月九日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0NzU5MzY=/v.swf
借你地盘，发个公文写作技巧（视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