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话
空谈、清谈，都属于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空话。人们将这些没有意义、毫无作用的话，斥之为“空谈误国”。说到“空谈误国”，最生动形象的，莫过于李瑞环同志当年所讲的笑话。他说，90年代初，湖北神农架地区一度野猪横行，闹得山民们日夜不得安宁。于是，有人想了个主意，把狮子、老虎等猛兽的声音录下来，架在大树上用大喇叭播放。开始，野猪还真是被吓得屁滚尿流。可是，时隔不久，野猪又成群结队地回来了，而且更加肆无忌惮。为什么？因为它们发现，这声调高昂的狮子老虎之声并不是真家伙，而是用声音瞎咋唬的，对它们没有什么危险。
这个形象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空喊空谈，是连野猪都哄骗不了的。
实干兴邦，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可就是这个普天下人人皆知的道理，却需要我们的为政者一次次地呼吁、提醒、批评、强调。反对空谈，提倡实干，这些年，我们的领导者没有少讲，空谈之声却是屡禁不止，并没有收到明显成效。讲得紧了，好一点儿，好一阵儿，过后就死灰复燃，依然是高调空话满天飞，空话空谈成了一种社会病。
空谈、清谈为什么能有市场？实干为什么能被空谈绑架？这不仅有文化历史渊源，更是和“左”的思想有关。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电影《创业》里主要人物周挺杉有一句话：不干，半点儿马列主义也没有。在极左思潮盛行时，这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让国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从失望中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在那个革命口号满天飞的年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被革命促上去，反而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埋下头来抓经济，恐怕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可是好景不长，这部影片很快被扣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受到了无情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政治大棒到处乱舞，打得实干的人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谁还敢冒着政治生命的危险去抓生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实干兴邦的历史新纪元。但在这时候，姓“社”姓“资”的争论又出现了，一段时间，闹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这时，还是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大无畏勇气站了出来，他坚定地向世人宣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争论！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他把有些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之类的空话，斥之为“屁话”。他大声疾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开放的航船，重新扬帆起航。
人们翘首期盼的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同志以党的总书记身份第一次远行的第一站，是当年小平同志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的深圳。在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他动情而又坚定地说：我要再一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口号，这个响亮的口号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途中提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用了3个“实干”，显示了什么？昭示了什么？意思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
清谈、空谈之风起于魏晋，至今绵延不绝。那个时代，地广人稀，人们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散淡日子，几个读了一点儿书的文化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聚集在一起谈谈天，说说地，高谈阔论，自诩为“雅”，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当清谈、空谈、空话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气候时，就会对社会、民生、国家形成一种危害。这个教训，在新中国以来的历史上，我们曾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清谈、空谈、空话，大家都很反对，可是，总有一些人对魏晋遗风很是欣赏，乐此不疲；也总有一些人，一边反对别人空谈，自己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讲着那些浪费国家钱财、浪费他人生命的空话，用空话反对空谈。翻开我们一些为政者大小会议各种场合的“重要讲话”，喋喋不休、口若悬河地讲了半天，真正有用管用的话有几句？翻翻一些人的文章文稿，好多都是别人“嚼过的馍”；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也只是会说仕途职场上的那些官话、套话、书本上的话，压根儿不会说自己的话。
清谈、空话能有市场，是因为坐而论道的人拿着国家的俸禄，衣食无忧；清谈、空话能有市场，是因为有人因此而得道升天，发财致富；清谈、空话能有市场，是因为此类话总是包裹着政治的外衣而“保险”，实干总是招来一次又一次“指手画脚”。既然出力不讨好，谁还愿意实干？谁还愿意好好干？
清谈、空话是一种遗风、歪风、邪风，要使这种空谈之风得到扭转，要使实干之风得到张扬，必须对我们的生存环境、社会土壤进行改良，全社会都来反对那些空谈、清谈之人，使其得不到任何好处，并有一种生存危机感；要让实干者得到重奖重用，让实干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反对空谈、清谈，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北京大学原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丁石荪，当年接受中央媒体采访，谈到他年轻时的理想抱负时，他坦然淡定地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每天做好手中的事。此言既无我们所想的政治高度和宽度，也无华丽动人的警言和妙语。仔细品咂，其中的哲理却意味深长。这些话告诉人们，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我们所熟知的邓稼先、焦裕禄、王进喜、郭明义等人，有哪一个整天把豪言壮语挂在嘴上？哪一个不是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古人有言：华言不信，信言不华。整天高谈阔论，动辄来一番“铿锵玫瑰”的，大都是卖狗皮膏药的空谈家。
历史把新的重担交给了我们，要完成历史的重托，重要的不是看谁的嗓门高，能说会道，看谁从书本和文件中梳理了多少所谓的论点和理论，而是要埋下头来把自己的本职之事做好，把自己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搞经济的，如何让“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分量、可持续的增长”变成现实，而不是在数字游戏上做文章。组织部门，如何把好关、选好人，避免近10年来47名贪腐官员“边腐边升”，直至省部级高位的怪象发生，避免李春城那样刚进中央候补委员不满月便被查处的事例再现。再比如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矛盾重重、困难重重、阻力重重、压力重重，我们的为官者、专家、学者、企业家，如何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突破深水区重围，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来”。凡此种种，不需要“瘸子打围——坐着喊”，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探索，实实在在努力去做去干。大家都想方设法做好自己的事，再大的难事也不难。
记得当年胡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对地方领导的谈话中，曾有过一番风趣幽默的话。他说：我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新鲜经验只能够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中南海只能产生鱼”，旨在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创造，来自群众的实践。没有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没有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群众的冒险探索，就不会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创举；没有习仲勋当年主政广东时对“偷渡香港潮”的反思，就没有后来的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我们只有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从书斋中解放出来，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热情投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支持、鼓励群众的创造，和群众一起创造，才能成就我们的大业。
1959年拍摄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插曲，其中前四句是这样的：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是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等不来，喊不来，要把小康蓝图变为现实，只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实干、实干、再实干。■ 苏文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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