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识人术：如何从面相神气识人
曾国藩识人术：如何从面相神气识人曾国藩博览群书，精通相法，乃面相识人高手。观貌识人先察骨，然后考察整个面部和形态举止。他通过骨相察神，能卜命运，察品性，观前程，是为识别人才之第一心法。骨貌识人精妙之处如曾国藩所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
曾国藩指出：山峰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的脱落流失，但却不会倒塌破碎，正是因为坚硬如钢铁的岩石在那里支撑着，使它得以保持稳固。这就相当于人的骨骼。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集中在他的两个眼睛上，一个人的骨骼丰峻与否，都集中呈现在面部。像除文人之外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是否丰峻。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骨骼形貌，犹如两扇大门，而其命运就如同大门外面的一座高山，只要打开精神和形骸的门，就能测知人的内心世界，这是识人的第一要诀。
这里，曾国藩所言的“骨”，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骨”与“神”的关系也可以从“形”与“神”的关系上来理解，但“骨”与“神”之间，带有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领会的神秘色彩，一般读者往往难于把握，只有在实践中自己去多加体会。对此古代医书中记述道：骨节像金石，欲峻不欲横，欲圆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肥者不欲露肉，骨与肉相称，气与血相应。
曾国藩所言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比如人们常说“某某有艺术家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会因他的发型、衣着等外貌的改变而完全消失。气质是“神”的构成之一。从这里也可看出，“神”与日常所言的“精神”并不一样。
一个人的“神”主要集中在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与否，主要体现在一张面孔上。像工、农、兵、商等类人士，既要考察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读书人则主要是考察他们的“神”和“骨”。神和骨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巍巍立于门外的大山。考察“神”、“骨”，犹如打开两扇大门，山势的起伏昂藏自然尽收眼底。两扇大门——“神”和“骨”——是从外表考察人物的第一要诀。
神是一种气质性的东西，能在后天的环境中发生变化。可能来自于磨炼，也可能来自于阴阳的调和。读书到相当程度，他头面上的气质与其他人有不同，仿佛若有光，这是神的一种表现。在经历事务中成长，历经风雨事变的考验，气质神态又有不同，这也是神的一种表现。神是藏于形之内的，形也就是容貌，尤其是眼睛。神与眼睛的关系就像光与太阳。神通过眼睛外观出来，犹如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普照外物，但神是藏于目之中的，犹如光本身就存在于太阳内部一样。因此曾国藩用八个字来讲：“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总之，“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含在“形”之中的。
在古代，读书人是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很复杂，心眼也多。比如说水泊梁山那一百零八个草莽英雄，真正的读书人只有军师吴用等几个，其他英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做。但吴用就不一样，当卢俊义为晁盖报仇以后，宋江要推卢俊义坐头把交椅，吴用是反对的，但他不说，使个眼神，黑旋风李逵就跳出来了。吴用也许考虑自己的身份，带头反对，不给卢俊义面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不出面，至少不会得罪卢俊义。万一宋江要死命坚持晁盖临死前的诺言——谁为他报仇，谁就坐头把交椅——那卢俊义还是要坐的，吴用自己不出面，两人都不会得罪，何乐而不为呢？李逵、武松等血性汉子就不会有这么多心眼了。
（2）厚相。就是厚朴稳重之相，其特征是：度量如沧海能纳百川，能容万物。其气宇如巨舟，引之不来而摇之不动，从体貌上看，正直厚实，举止中正，性情又温顺和气，行动老练持重。此相主有福有禄。生此相者，雍容大度，心底宽阔稳若泰山，平生多福又少风险。
（3）清相。即相貌清秀疏朗，气度纯和无一点杂质。正所谓“如桂林一枝，昆山片玉，洒然高秀，一尘不染。”体貌文秀清朗，姿容朴实端庄，神情自若，举止轻捷，朴实无华，仪表温雅，性格爽朗，思维敏捷，主大贵。生此相者，聪明睿智，灵活机巧，做事有创造性和进取心，但有的清秀而不厚实，这就与刻薄相近了。
（4）古相。一为古朴之相，就是前面所述那种。但古朴而不清秀，就与庸俗相近了。二是古怪之相，“古者，骨气，岩棱谓之古，而不清者近于俗也。”古怪之相的形貌为体形奇怪，甚至是粗俗丑陋。性格又内向，性情孤傲，孤僻，郁郁寡欢。古相主命运的吉凶，是根据“古”中是“清”是“浊”而决定，古而清，命运亨通大吉大利；古而浊，命运不济穷蹇孤穷。
（5）孤相。即孤独贫困之相。其特征是：体形孱弱，神色浑浊萎靡，脖子长、两肩缩、脚歪斜、脑袋偏，坐时不断摇动，走路时张牙舞爪，如同手抓东西，又如水边仙鹤，雨中鹭鸶。孤相主人性格内向，乖戾了无情趣，心胸狭窄，自然是命运不济。
（6）恶相。即凶煞恶神之相。“恶者，体貌凶顽如蛇鼠之形，豺狼之行，或性暴躁，神惊，骨伤节破”。生有此相的人，心地狭窄，性情卑劣，阴险狡猾，无恶不作，声如豺狼，毫无理智，不讲信用，不懂礼义，好害他人。这种人一定要改恶从善，否则，天怒难犯，易遭官司牢狱而横死。
（7）薄相。即削薄软弱之相，即“体格劣弱，身轻气怯，色昏而暗，神露不藏，如一叶之舟泛重波之上，见皆知其薄弱，主贫，下贱”。有此相者，体貌形状孤单瘦弱，性情孤僻、内向、怯懦、愚昧无知、意志薄弱，为人处事没有主见，无所适从，或东摇西摆，捉摸不透，命运最终不济。
（8）俗相。即粗俗鲁莽之相，即“俗者，形貌昏浊，如尘中之物，陋而浅俗。纵有衣食而多舛也”。这种相貌的人，好比尘中之物，体形粗鲁俗陋，性格反常不定，喜怒无常，不能自持，愚昧不化，智力低下，狭隘贪婪，见钱眼开，惟利是图，忘恩负义，鼠目寸光，命运也不济。
曾国藩指出，识人、知人应观其形，然后通其神，所以相人之术就主要是考察一个人的气质、性情、才气、骨气、度量、心性等方面，这在中国古代的相人之术中称为“品藻”。所谓“品藻”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观和行事的方式对人加以评论。“品藻”以识人，滥觞于东汉，大盛行于魏晋。那时“品藻”人物，就是用极简单的词语，对人的或气质、或性情、或才气、或骨气、或度量、或心性加以概括总结。比如说某某人“高洁”，某某人“狷介”，某某“旷达”，或“真独简贵”，某某有“高韵”等等，但“品藻”人也不都这么简单，也会讨论到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间的关系，可以更为准确地认识一个人。比如谈一个人的妻子，则说她“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再比如说一个人“才不称量”，就是说一个人的才能与他的气量不相称，或者才高而气量小，这种人一般都心胸比较狭小，对人不太宽容；气量大而才小，则必无所成就。何晏是魏晋时名流雅士，但当世人对他的评价则是：巧思而损其质。意思是说这人的思维机巧，但损害了他的质朴，所以他虽为名士，但有轻佻之嫌。嵇康是晋代的大文学家，也是当世的名士，但有人在“品藻”他时认为他“隽而伤其道”，意思就是说嵇康这人才性卓然超群，隽秀超拔于众，而与他信奉的老庄自然之道不合，最后终有厄运。
相其形，通其神的相人之术，并不是简单地只看一个人的德的方面，或单纯只看一个人的才的方面，而是通过其外形及行为、行事，把一个人的德、才、情、性、骨气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样才能判断一个人是贤能之士，还是不肖之臣，是成事之人，还是败事之人。应该说，洞识一个人的灵魂对于识人来说要来得更为深刻和全面。古代那些善于相人的人，大都能具慧眼来洞识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于一眼之际，即能判断此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处世方式。也就是掌握了一个人的性格，基本上就能对此人的才能和办事能力作出判断、推测，而结果往往与其推测应验。例如世人往往用“精明”来评判一个人。但精明本身也分为各种情况。精明的人未必都能成大事，因为“精”和“明”是人的性情的不同方面。“精”指善于权变、算计，“明”则指善于识断，通达识体。有些人是精而不明，有些人则明而不精，有些人则既精又明，两者偕行。精而不明的人小算盘打得很多，往往比较贪婪，但机关算尽算掉的却是自己的性命。明而不精的人，明于识断，凡事不争不拈，其失误在于不勇于创造机会，但凡他能得到的，该得的，他都能稳稳保有而不失。精而又明的人，其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比前两者都要优秀。或精而不明，或明而不精，或精与明兼具，这些都是“精”和“明”这两种因素在不同的人身上形成的不同结构。识人相人正在于要把握这种不同素质之间形成的不同结构。单纯地考虑一个人的单一方面的素质，往往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不足以对其做出最为公允的推断。这里讲一个有关“反骨”的故事，相信有助于大家的理解。
曾国藩这套鉴别人才的学问，影响不小，与民间流传的相学也区别甚大。相学是静态考察，易流于机械主义，而且宣扬命运天授思想，看不到个人努力的作用，还从面相中定人一生富贵。人的富贵荣华，受家庭、历史条件、个人奋斗等多种因素影响，仅凭相貌来定，少掉了许多依据，正确性是不足为论的。曾国藩鉴别人才，一个核心思想是从他的相貌、言语、行动特征来考察其思维和做事的方法，从而判断他才能的大小，以此确定他适合担任什么工作。
这样的思想才是考察人物、鉴别人才的正道，今天的领导人要善于从中吸取，领会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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