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个政治概念的悟解
论智慧让人看了眼晕的才是真美，让人看见心跳的是真情，让人豁然开朗的是真智慧。智慧要么是深入浅出，要么是远见卓识，都只属于少数人。把及其复杂，让人困惑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语言就描述出来，非有高度的智慧不可。它建立在对某个事情深刻的理解上，而且有特殊的智慧，这就是深入浅出的妙处。智慧的反面并非无知，而是浅薄。无知者根本不存在比较。何为浅薄？浅薄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但多数事情了解得不深刻，或者没有亲身参与的真实感受，因此就没有真知灼见。浅薄之性人皆有之，只是区分在大事还是小事上浅薄。小事上精明与大事上智慧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合理的社会需要99%的人在小事上精明。夸夸其谈，凡事都争个高低的人是好胜且浅薄的人。既然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更不可能在好几个领域有深刻的见地，怎么可能什么都在行呢？深究一行，兼顾多方面的人就是通才，他们会逐步往领导者方向发展，领导其实是一个事务性的工作，凡事都找领导，怎么不操心？政治和管理工作都是最操心的，最复杂的最琐碎的事情。许多人不愿意操心，愿意安心地专注于一件事情上，他们就逐步往专家的方向发展。
论战略
何为战略？庙算也。古代君王和最信任的大臣们在供奉祖先的庙堂里议论国家大事，此即战略。战略，宏观也。生死之道，兴亡之机，必慎察之。战略，重大的决定也。任何决定都以来判断，因为都是与未来打交道。没有人能肯定未来是什么结果，所以就只能寻找成功可能性最高，失败率最低的选择。所以拿破仑说：“最难的是做决定！”战略来自于对细节的深刻理解，故战略家必须来自基层。最好的统帅很少是枪法最准，最勇敢的士兵，但必须当过士兵和基层军官，否则就必然会成为马谡和赵括那样的亡国将领。凡事必调查研究是必须的工作方法，但调查研究永远无法替代做决定。最关键的一些因素很少能用调查研究获得。
战略即远见卓识。既然是远见，大众现实的眼睛就看不见其结果，既然是卓识大众通俗的眼睛就不具备识别的能力。战略是极少数人做的和议论的事情，拿到大众面前晾晒就用错了地方。集体主义在战略这种事情上是不适用的。战略只属于极少数真才实学，在实践中成长的精英。既然一个事情要在3年乃至十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普通的人如何加以评判？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只对刘备讲“隆中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最初被中国高管达贵们嘲笑，只有在中国百万正规军败于日军之后，其观点才逐渐被接受。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是造就一个百年的大趋势，并制定了一套应对的国策，最初的人们有多少能明白其作用将有深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出战略家的国度，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看得远，总是为二十年后的事情乃至终生考虑。即使是小门小户人家也要为孩子规划终生，何况国家呼？西方的文化造就了其短期行为。推崇竞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结果是功利主义，只认眼前的利益和得失，把一个小事情上的胜败当作人生的结局。所以西方人经常为了小事情的胜利而欢呼，有谁会为了几年以后的事情去准备？社会不认同，个人就不会去做。中国人检验成败的尺子的刻度要比西方人大十倍，所以我们不会很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而是从小就为将来做准备。西方人推崇战术，中国人推崇战略，一个原因是西方人推崇技术和细节，这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现代化是建立在效率和计量基础上的。一切都要量化，因此讲究数据。效率就是每秒中能生产多少零部件。为此要想方设法提高1/10秒的运转速度，精确度要提高n/1000毫米。这种推崇效率最大化，做事讲究量化和统计的应用是现代化的核心方法论，是正确的，但是正是人们极端化的应用导致了另一种高度智慧的消失。它表面上看来是落后的，它不太讲究细节，不在时间上争分夺秒，却总能在一段时间以后证明它是最正确的。
讲究哲学的国度多出战略家。中国古代战略家集中出现的年代正是大量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云集的年代——春秋战国。周王朝末期的诸侯割据提供了战争实践的沃土。智慧的人们纷纷探索兴国救国的道理，因此大量的思想家由此产生，其中就有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一些战略家诞生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战争实践基本停息，连与匈奴的战争也以长城的修建而停滞。另一方面思想上的争鸣为专制扼杀，焚书坑儒就是典型。此后2200年里的中国基本没有什么战略家出现，他们只有在战乱时期才有机会运用其理论，代表人物是秦末的张良和汉末的诸葛亮。我的这些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适用。以德国为例，1860年统一以前德国是出哲学家的音乐家的地方。当时正是诸侯割据的时代。德国在俾斯麦的强权下统一为帝国，认为哲学害人，就废除了思想上毫无实际用途的争论，强迫德意志人民成为重视技术的民族。德国由此迅速强盛。同时德国继承了原先的战略与思想的遗产，也出现了大量的战略家，他们为二次世界大战横扫世界提供了顶尖的战略艺术。战后德国成了民主的也是推崇细节的国家，养育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沃土变成了城市的水泥块。德国注定越来越缺乏战略家了，也就是在重大的时刻不会再有伟大的领袖出现了。美国和英国都是既讲究现实和细节的国家，又推崇高级的学术的地方，所以工业革命才发源于英国，所以现代最强盛的是美国。此外这二个国家一直在对外战争，提供了战略家兴起的沃土。中国近代的战略家毛泽东刘伯承等人诞生于战乱年代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和平的延续和推崇技术细节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必然越来越缺乏战略家成长的沃土，除非像英美体系那样推崇高级智慧，可惜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这样支持。经济学家是和平年代追逐财富的大潮中的战略家，也是因为现代战争比古代更依赖于财力和国力的使用能力。从财力的创造的角度看，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优势。从国力的使用看，社会主义拥有优势。最好的结果是这二种体系的结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最有希望的。
战略是纯理性的，需要的是理性的判断，最忌虚荣浅薄。故对战略最有害的不是无知的人，而是很懂但不是最深刻的那种人。是故曹操善用郭嘉的“十胜论”，袁绍蔑视田丰的直言，因为他一个一直很成功的统帅怎么可能不如一个书生呢？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时也遭红军将领们的反对，只有在过了草地前面就是陕甘广阔的天地以后才真正得到军队的钦佩。如果让毛泽东打抢拼刺刀他不如普通的士兵，如果让他指挥作战他也不是很好的军官，但在指挥战役乃至战争的时候，他的才华是任何将军和政治家们都比不了的。人的才能有厚浅之分，大小之别，且术有专攻。
很多人都有战略眼光，有些事情上能识别好坏战略，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战略家。一则战略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己造就出来的，好的学校和好的老师与是否能成为战略家没有必然联系。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用知识或学科衡量人。我就不止一次听人对我说我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所以以后会有大问题。我一笑了之。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完整吗，是博士还是教授出身？诸葛亮不过一村夫，那里来的知识结构？韩信原本是街头混混，那里来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最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又有多么完善的知识结构呢？所以有人说战略家稀少是因为他们必须有十年以上的钻研，知识丰富却思想上没有框框，出众的智力，有哲学或物理学看世界的眼光，来自基层对技术和细节很懂但又不拘束与技术细节，等等众多因素的结合造就一个战略家。所以战略家并不一定来自黄埔或西点，也不一定来自哈佛、牛津和北大。只是以为那里出来的人有很更多的机会晋升，其中自然有杰出人才，但杰出不等于战略。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普通人评价战略家的问题。最如最初说的那样，大众是不适合评价战略家的，大众适合评价的是技术和细节。
战略应该建立在拥有一支推崇技术的组织严密的队伍上。这样好战略才有好执行，结果才不会因为执行不当而发生偏差。好战略强队伍为上，好战略弱队伍为下，强队伍差战略为中。就是说拥有一支强的队伍比拥有一个战略家重要，即使战略失误造成损失，这支队伍也会自己修正错误，摸索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此外一直强有力的队伍之所以能强有力并存在一定是相当成功的。所以考察一个组织是否有前途的方法之一是先看队伍是否强而有效率，再看制定战略的人是否同时具备思想家的智慧和基层工作的扎实基础？只要从这2点着手一般就不会错。
论领袖
组织资源，建立制度，建立组织，发现和使用好人才，规划好短期和中远期目标，并产生出预期的结果，就是管理的主要内容。领导艺术第一在于调动各种资源上，造成有利的形式。第二在于找到合适的人才。越是高水准的人越不容易相处，因为高度的智慧难以计量，只有靠判断。把一群有才干的人在他们最擅长的地方充分发挥很不容易，因为首先要能找到并识别他们各自的才干的大小和专长，他们的性格人品，他们的需求高低。一个人即使干最擅长的事情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其中还设计到利益分配的事情，设计到如何满足他们需求的事情。经济的时代，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尽快发财，所以用英才也好，不过是为了自己挣钱而已。是让部下先富裕还是自己先富裕？是让自己挣全部的钱还是共享？每个问题都考验着我们，筛选出能成为领袖的极少数人。
领袖一定是通才。通才不一定是领袖。领袖最需要的是感召人们的那种魔力，也就是影响力。它与权力构成了威信。权力让人畏惧，但不让人敬重和喜爱。不受人爱戴的人不会有人心甘情愿追随，更不可能得到智慧的人们的辅佐。因此权力适合统治普通人，也是管理和领导的必要成分。加上威望以后，有权力的人就成了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公认的领袖。缺一不可。权力是表面意义上的领袖，道义是内在意义上的领袖。权力是名义上的，也就是师出有名。领袖必须正确一个名义上的有利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名义上被剥夺了统帅军队的权力，政治上也被赶下台，只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虚名。但是这个虚名却很有用，因为大众认这个名字。到关键时刻，人们会说：“他毕竟还是主席”。这就是名正言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拥有军事和政治权力的苏联派人士一方面根基浅，还没有在军队和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外行又使他们失去了军队的支持。缺乏权力的内在力量使他们很快就丧失了名义上的权力，那就是遵义会议。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多方面正确有影响力的将领和高管的支持，等待时机。苏联派的军事错误提供了反击的机会。这就是权力的名义和内力量的区别。所以获得名义权利的人应该尽快取得业绩和民心，弥补内在权力的短缺。当内在权力增加到与名义权力相符的程度时，他的地位就巩固了，不可动摇了。拥有内在权力的人如果有当领袖的雄心的话就要正确名义上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政党的大会上的位置和发言人永远是争夺最激烈的。如果没有出席政治会议就等于名义权力的基础动摇了，内在权力也就不稳。
成为领袖的捷径是迅速获得名义权力，然后再赢得内在权力。内在权力不可能一夜成就，而是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名义权力却是跳跃式的。多少皇帝，中国的或罗马帝国的，都是一夜之间因为某种政治交易而突然上台，根本不具备权力的全部基础。康熙为代表的成功的少年帝王，尼禄代表的失败的青年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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