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传统城市化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想避免，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率达到90%以上。城市化率，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至今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也很少再被人们关注。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等级的存在。但在现阶段，在本国公民权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消失的条件下，城市化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公共服务因城乡而异，或存在城乡社会保障的非一体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尚存在的城乡差距。但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多。
第三，由于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价格的地区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业企业必定趋向于集中，而很可能分散于城区以外的农村。
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意见，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还不到5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的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镇化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以下，让我们按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予以论述。
老城区
老城区是指已有的城区，它们有的在工业化以前很久就存在了。工业化开始后，在这里建设了一些工业企业，老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日益增多，街道狭窄，人口拥挤。随着工业企业的建立，商业和服务业也发展较快。
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由于工业企业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一定要设法把这些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近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的做法，是正确的。“退二进三”是指，第二产业迁离老城区，第三产业进入老城区，使老城区成为商业中心、服务业中心和居民区。老城区有不少过去的建筑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维护、修整，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址。某些街道也应当完整地保存，显现当年的风貌。
老城区改造和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当关注棚户区的拆迁问题。这些棚户区是工业化前期建立的，房屋质量差，棚户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差，而且居民多数是贫困的、教育程度低的。他们之中，有些退休的工人和下岗的工人，甚至是无业的。由于无业人员多，所以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犯罪率偏高。
拆迁棚户区在某些城市老城区改造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经验，这就是把新城区建设、招商引资、老城区改造三者结合在一起，重视规划。根据某些城市的做法，大体上是这样的：
先在新城区的一块空地上盖成一批标准的、建筑质量合格的居民楼，让棚户区的住户迁过去，把周边的公共设施建设好，如公共交通、孩子上学、环境卫生等问题一并得到解决，让迁入的居民生活安定。
再通过招商引资，或者在新城区建立工业企业，或者在老城区内原棚户区的地址上建立商业、服务业企业，以安置棚户区的失业人员。
如果失业人员愿意自谋职业，也可以扶植他们自行创业，如从事个体工商户或创办微小企业。此外，他们还可以在新城区的居民区内从事家政服务、保洁、保安等工作。
棚户区内还居住了一些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可以在拆迁棚户区的同时，让这些常住于城市并有稳定职业的人员（包括开店的、有执照的摊贩等）转入城市户口。由于这些人迟早要成为城市居民的，不如乘拆迁之机把户籍问题一并解决了。
新城区
新城区一般在城市郊区，它们可能是由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演变而来。这里工厂林立，基础设施完善，有发展空间。
新城区不仅有企业，而且也有常住的居民。这些常住的居民，或者是原来的农村居民，或者是镇上有农村户籍的个体工商户等。在一些镇并入老城区的同时，也有一些镇并入新城区。由于有了常住居民，再加上有新建的工业企业的职工，所以新建的城区除了工业园区以外，还会有商业区、服务区和居民区。
对新城区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业企业进园区。这对工业企业有四个好处。一是这里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运输便利，可以减少成本。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监管，便于治理。三是许多工业企业都设置在工业园区内，便于信息交流，也便于工业企业获得新的商机。四是政府的服务到位，通过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业企业可以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帮助。
新城区往往是新兴产业的立足地。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快的，这是对城市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巨大支持。
新城区无论是在原来的空旷地带建立起来的，还是以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历史所留下的包袱都比老城区要少一些。这正是新城区的优势所在。同时，新城区的就业机会要比老城区多。新城区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各类技术工人、专业服务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育基地，成为向新城区自身和老城区，甚至其他城市的老城区和新城区输送各类技术工人、专业服务人员的源泉。
农村新社区
现在各地都在兴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少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原有的自然村基础上通过旧房改造而成的，也有的是在原有的自然村附近的空旷地带建成的，原有的旧房在居民搬迁后被拆掉，土地经过整理，重新变为耕地。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农村新社区的起点。
农村新社区的进一步建设，一般有五个内容：
第一，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区，而不能只以盖好几幢高楼为目标。
第二，农村新社区要成为环境清洁的居民区，实现污染防治、垃圾回收和利用、符合低碳节能要求的居民区。
第三，农村新社区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建设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养老院、公共交通、自来水、通信、文化室、安全保卫等相应设施，使得农村新社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城区的公共服务基本上相同。
第四，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当及早实现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农民与城区居民的身份限制。
第五，在社会管理方面，农村新社区应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也可以罢免不称职的负责人。
在实现上述各项要求之后，村级自治就改为社区自治，农村新社区成为基层单位，也就纳入城镇化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了，身份限制不再存在了。
农村新社区居民的就业状况，是多样化的，因地而异。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各地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在某些地方，由龙头企业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把土地入股到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这些土地上按土壤的性质，有的种果树，有的种粮食，有的种葡萄，有的种饲料。在建设用地上，盖起了各种工厂，在草地办起了牛羊饲养场，此外还办了养猪场、养鸡场等等。农民愿出外打工的，听他们自愿。不愿外出的，把农民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到果园、葡萄园、粮田、饲养场工作。这样，每个农民每年按股分红，每月还有工资可得。龙头企业还建起了宿舍区，按社区模式管理，分配居民居住。公共服务设施也由龙头企业兴建。这又称“公司+社区+农户”模式。我们在山东烟台市就见到这种模式。
又如，在某些地方，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的专门生产茶叶，有的专门生产西瓜，还有的专门生产柑橘等等。同时，也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或改造旧民居，或在附近的空旷地带新建居民区，使农民迁入居住。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生产，而改造后的旧民居或新建的居民区，则由住户选举的村委会或社区管委会管理。这是一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订立合同，由龙头企业提供技术，提供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灌溉机械），并统一收购产品，经营销售。我们在重庆市的江津、长寿、梁平等地见到过这种模式。
再如，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给农民一定的建房补助，动员农民自建新房，或改造旧房，政府再投资建设公共设施，并在这里实行社区式的管理。农民则转向专业化的生产，如每家都有蔬菜大棚、草莓大棚，精耕细作，产量高，收入增多。生产由各户自己负责，社区则组织专业的运输队，帮助农民把产品运往农贸市场去销售，或者，社区把这一带改造为旅游点，农民办农家乐，或妇女制作手工艺品，吸引游客前来选购，也包括购买新鲜水果、蔬菜、土特产等。这又是一种模式，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我们在贵州毕节市见到过这种模式。
还有另一种模式。这就是在某些地方，在市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主持下，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帮助农民集体创业，如全体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建筑业、物流业的工作。生产由农民组织的公司和民选的公司董事会负责经营管理，生活则由社区统筹安排，社区管委会负责人同样是民选产生的。可以把它称为“社区指导下的农民集体经营模式”。我们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见到过这种模式。
农村新社区的模式肯定不限于上述几种。各地正在根据自身的情况，继续探索。这也是很自然的。应当把不同模式的涌现和不同模式的并存，看成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调动了民间蕴藏已久的积极性的结果。
农民和城市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说明适合中国的城镇化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有些专家同意这三部分构成中国城镇化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疑问，这就是：老城区和新城区可以纳入城镇化的范围，但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似乎有些不妥。他们说：如果把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农村与城镇化可以合而为一吗？这个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的解释如下：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还不能立即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在这个阶段，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有常住的农村人口，农村新社区更不必说了，农民成为新社区居民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农村新社区”一词是适合实际情况的。
进入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常住于新老城区的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这是总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至于在农村新社区居住和工作的农民，随着新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展，新社区中的农民迟早也会转为城市户口。
说得更确切些，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时，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加上“农村”二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距和权利平等的目标。作者：厉以宁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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