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莫学杨永泰
秘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古往今来，经由秘书岗位的历练而后来成大事、立大业者，代不乏人。邓小平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但秘书岗位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自身把握不好、处理不当，而出事犯错，最终误人误己者也屡见不鲜。杨永泰就是一个鲜明的负面典型，今天的秘书工作者可引为长鉴。杨永泰(1880年～1936年)，字畅卿，广东茂名人。他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海外，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知识非常全面，书载：他“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他热衷政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可谓是满腹机杼，胸中装有万卷平戎策。蒋介石称其为“当代卧龙”，绝非过誉之词。1928年初，蒋介石与杨永泰一经相识，就大感人才难得，相见恨晚，诚心挽留他。杨永泰也认为找到了“明主”，铁心跟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南昌行营秘书长、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行营秘书长，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的首席智囊。
杨永泰不负所望，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概括说来主要有：一是献上“削藩”策略，为蒋介石铲除军阀势力提供了路线图和具体的操作方案。蒋介石照此实施，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荡平各路诸侯，名义上统一中国。二是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在“剿共”上取得重大成效。针对前期国民党“剿共”不力的情状，杨永泰上书万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剿共”“所难之点为00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他进而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并坚信“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此策略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张国焘率领的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移师西去。紧接着在“围剿”中央苏区中，杨永泰又有针对性地献计建立保甲制度，对苏区民众实行“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与红军打“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也收到明显效果：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是帮助蒋介石兵不血刃夺取“天府之国”四川，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可以说，这时候的杨永泰甚得蒋介石信任、赏识，被倚为左右手，参与军国大事，掌握核心机密，一时大权在握，横塑赋诗，舍我其谁。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安排。作为一个秘书来讲，杨永泰这时已达到了职业的顶点、权力的巅峰。如果杨永泰能把握住自己，面对权力无野心、拥有权力不张狂、使用权力不傲慢，或许他的人生结局要喜剧的多。但杨永泰背离了秘书的本职要求，走向了秘书要义的反面，自然也就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
一是拉帮结派，野心太大。国民党内本来派系斗争就很复杂，杨永泰不但不洁身自好，远离祸端，反而主动去趟这个浑水。作为政学系首脑，杨永泰千方百计，拼命扩充本派势力。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势力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打破“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削弱CC系的权力。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借机向蒋介石提出集党、政、军大权于“剿匪总部”的建议，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匪总部”党政处。而杨永泰是“剿匪总部”的秘书长。这样一来四省的国民党省、市组织就由CC系手中转到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手中。实际上，杨永泰早就开始拉帮结派，此前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时，行营内的6个处长有5个竟是杨永泰推荐和与杨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人物。拉帮结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杨永泰并不满足于做一个秘书长式的人物，他的权力欲很强，野心很大，后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刺，杨永泰就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只是因为遭到众人的坚决反对而无果。
二是投机取巧，私心太重。综观杨永泰的所作所为，看似为公，实则为己，处处打着维护蒋介石的旗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比如，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打算安排自己的心腹担任民政厅厅长。杨永泰看到名单后，就对蒋介石旁侧敲击：“这不成了CC的王国？”蒋本来就不满江苏省CC色彩太浓，听了杨的话后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最终，这一职位却由杨永泰的亲信担任，陈果夫的如意算盘落空。杨永泰深知，要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关键是要抱住蒋介石这棵大树，为此，他想尽各种办法投机取巧。比如，为了迎合蒋介石，杨永泰每逢向蒋汇报之时，身上中山装左右两只口袋内，都备有正反两面的条陈。在谈话中探察蒋介石的倾向，然后迎合蒋的意见，从口袋中取出预备好的条陈，请蒋介石审阅。人们把杨永泰这一手，戏称为“乾坤袋”。但偷鸡不成蚀把米。时间一长，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引起警惕之心：“此人非我同道，非忠于事者。久之，其心必异。”从此规定杨永泰的公文必须先送侍从室一处或二处核阅，摘要拟办后再送他，以防杨永泰迷惑“圣听”。
三是专横跋扈，人际关系太差。杨永泰自视甚高，“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他利用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以“二领导”自居，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不仅对蒋身边的工作人员颐指气使，对一般军政大员呼来唤去，甚至对蒋的其他亲信也傲慢无礼。有一次，陈立夫有急事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杨永泰从中作梗，借故说蒋介石正忙，没有工夫会客，有急件可先交给他，再由他转给蒋，使陈立夫白白等候了两个多小时。陈立夫对此十分恼火，当场大发雷霆，而杨永泰却根本不当回事。在为人处世上，杨永泰与蒋介石的另一重要“智囊“陈布雷截然不同。陈布雷在杨永泰之后进入蒋介石侍从室，成为蒋的高参。他不仅对蒋介石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对他人也是谦虚低调、本分诚恳，不仅赢得了蒋介石夫妇的信任，也与陈氏兄弟以及蒋氏其他亲信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最终得以成为蒋介石之“文胆”。他曾在日记中写下“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论行动易开罪于人”的自警之语。杨永泰的所作所为最终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不满和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蒋介石曾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对杨永泰这样才具一流、道德缺失的人，蒋介石平生虽然最恨别人擅权，但还是给予了最大限度地信任和重视，久久不舍他的离去。虽然不舍，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更为了维护自己的核心权威，最终还是将其外调。1935年12月，杨永泰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深知，失去了蒋介石的庇护，这一走可能就是与蒋的永别。1936年10月，他被刺杀于主席任上，喋血扬子江畔。平心而论，蒋介石不负于他，杨永泰的悲剧下场主要是咎由自取。
秘书是什么？字典里的解释是：掌管文书并协助部分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秘书应当是“职员”，而非“官员”。
但是，在现实中，秘书“官”、“职”不分，表面上看没有实权，但暗地里却有隐形权力，在所属领导的下属面前，秘书因为狐假虎威，俨然“官大一级”。道理很简单，因为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得罪不起。
有了隐形权力，就有资源优势，当上了领导秘书，拥有的人脉资源自然多很多，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比一般的公务员更有优势，更容易被提拔重用。
此外，由于领导拥有提名权和推荐权，提拔秘书很多全凭领导个人喜好，不用公开选拔，不用竞争上岗，规避了很多必要的程序和监督，自然给无能的秘书和“带病”的秘书带来了混迹仕途的机会。
一旦领导和秘书的关系成了“主仆”关系，秘书往往因为“效忠主人，没有功劳有苦劳”等因素，更容易被领导提拔重用。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也不排除秘书知道“主人”的秘密太多，需要通过提拔来“封口”。
在笔者看来，导致秘书快速升迁的根源在于秘书的选拔任用没有明确的规范，主观因素太多，给暗箱操作带来了机会；其次，领导权力过于集中，无法有效节制，是造成秘书快速升迁乃至fubai的主要原因，把提拔秘书当作一种奖励或赏赐；此外，领导权力欲旺盛，即便离任后，觉得提拔秘书可以让自己的风格或影响力延续……
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但在很多地方，包括乡镇一把手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配备专职秘书甚至成为领导身份的标志。
要规范秘书选拔任用，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领导调研、会议、讲话和生活安排等各种规范制度，明确秘书的职责和规范，逐渐剔除领导个人喜好和工作的关系；重点解决市、县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多过滥的问题；建立“用人失察”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倒查机制。
秘书的角色很重要，对人品端正，工作能力强，真正为百姓服务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但对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梦想升官发财的人来说，则是把自己放到了装满温水的大锅里，被慢火“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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