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撰稿人的思想修养
——读《公文写作实务》的思考黄红星先生所著《公文写作实务》一书，不仅系统介绍了公文写作的要领和技巧，还融入作者多年埋头案牍的心血感悟。特别是书中的附说，旁征博引，纵横议论，警语连连，灼见频出，读后不由抚卷长思。
公文反映的事实和问题必须真实。谈到公文的真实性，附说中有段话发人深省：“在公文写作中拒绝假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高度的科学理性、足够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求实态度，以及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思想修养。”可能会有人置疑：拒绝假话那么难吗？需要科学理性？需要道德勇气？甚至需要思想修养？还是人文主义的思想修养。何谓人文？词典解释为人类的文化现象。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人文运动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革命。不说假话，还需要文化和修养吗？是的！这话并不过分。公文撰稿人的思想修养确实存在着新旧文化的碰撞，确实需要思想理念的新陈代谢，笔者且冒昧试析。
《实务》开篇不久便说：“公文姓公！”
有人会说，作为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工具，公文当然姓公，千年如此，谁人不知，何须赘言。
不然！
公文，是古代统治者的“公器”，又称“官文书”。顾名思义，官家之事即公事，公事即官家之事。我们今天看，封建社会的官家之事本是帝王家的私事。有些“明君”也表现出对百姓的关切，那是虑及水浮舟还是覆舟。今天，公事已是民众之事。作者认为：任何一篇公文都“必须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便道明当今的公文与封建社会官文书的本质区别。“公”字未变，内涵变了，服务对象变了。公文撰稿人之所以需要修养，就是为让思想跟上这个转变，适应这个转变。什么是旧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什么是新时代的进步文化？必须一清二楚，丝毫含糊不得。“公文姓公”的提出，意义重大。
随之，附说有言：“制订公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以人为本的基础就是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如果一件公文不尊重人性，漠视生命甚至强迫改变人性，就不是合理的公文，就是‘犯大忌’，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举国之事，民生为大。卢梭认为：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存在。人性是共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无数个体生命存在要求的总合，不尊重人性，不尊重生命，就谈不上反映、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国有上千年封建社会史，封建道德的要害就是压抑个性，摧残人性。“朱门一点红，民间千滴血”，古代衙门“刀笔吏”涂炭生灵于句读间，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的。至今，国人意识中“人性”的概念仍然淡漠。他人犹可，公文撰稿人决不可！尊重人性，尊重生命，心系民生，持笔必重，行文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好公文。
谈到公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实务》把法制统一列为第一原则。书中说：“宪法、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规范化、制度化，是各级党政机关公文制作的基本准则。公文写作必须遵循法制统一的原则。”又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没有法制的传统。”这个原因仍可追溯到古代，礼治社会把人分成严格的等级，法律仅以惩治功能作为治国之辅。有等级制度存在，执法就不可能公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此法制只能让人恐惧(权贵也无须恐惧)，不能使人(包括知识分子)对它产生信仰，不会成为社会的价值追求。我国封建社会太长了，习惯势力相当强大。直到今天，“一切公文都不得违背宪法、法律和法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却很不容易”——这是附说中的又一段话，我们不难体会到这字里行间的痛心。附说又以赞誉的笔触描述了美国大法官肯尼迪先生对法律的虔诚。显然，作者非常希望今天的公文草拟者“养成崇尚法制的理念，自觉维护法制的统一”，当然更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对法律的虔诚。
第二原则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常用的成语，在人们日常言谈中，在为数不少的文章和影视中，竟然被当作“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的意思使用。试想，仅凭这些内涵，它岂能成为执政党思想路线的组成部分！为了明确它的全部内涵，附说引用了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包括两层意思：实事，就是掌握事物的真实情况；求是，就是研究事物的规律性。从认识论上说，前者是感性认识，认识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和外部联系；后者是理性认识，认识到的才是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是，显然更重要。实事求是，对政党而言是思想路线；对党员干部个人来说应该是思想方法，公文撰稿人更应该掌握这种思想方法。它要求：首先要尊重事实，掌握具体事物的真实情况；其次要由表及里地分析事物，努力去抓它的内在联系，使自己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事物本质。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科学理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才有可能写出有深度、高质量的公文，否则难免失于浅陋。附说严厉地批评了那种“仅凭借对上级领导讲话只言片语的俗解浅释，仅凭借对现实社会个别现象的管窥孔见，便纵笔拟文，致使公文写作坠入厕中秽水。”毋庸多言，此等公文撰稿人认识停留于感性无疑了。
说到这里，有人会想：公文大都是按领导意图撰写。我对问题有了理性认识，如果和领导的认识不一样，又该如何处置？作者附说也谈到：“领导的决策意图有时很原则，有时可能不太清晰，有时甚至可能不正确……公文的撰写者虽然是被动地接受任务，但应该有一种积极的、负责任的工作精神。这就需要撰写者与领导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只有经过沟通和交流，不同认识才能碰撞，才能迸发出火花，才能使主观认识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那种一味消极的、被动的、惟命是从的工作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佩吉·努南先后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当过撰稿人，颇受两位总统的器重，在美国可说是人人皆知。佩吉·努南所以能够享有这种盛誉，除了他具有较强的观察力，深厚的文字功底外，也因为他具有很强的个性，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就把问题讲得很明白了，如果公文撰写者的个人意见和领导不一致，应该进行沟通和交流。沟通、交流需要勇气，是否“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与作者的个性极有关系。什么是个性，个性就是个人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合，表现在气质、性格、意志、智力、情感、兴趣等方面。个性强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并有自信心，又有强烈的自我完成的要求，这是“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勇气来源。个性，在国人的意识中也很淡漠，这也是礼治的恶果。人分尊卑，人贵言重，人微言轻，同样一句话，从不同人的嘴里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古代仕途，上司扼杀属下的个性，属下牺牲自己的个性，几千年下来，渐渐养成了奴性，“站惯了，不想坐”，衙门“刀笔吏”惟命是从，岂敢沟通交流。人失去个性就沦为工具，工具是没有创造力的，而公文撰写是创造性的劳动。“工具”只能制造传声筒，具有个性的创作乃是个人价值的示现。所以，公文撰稿人要爱惜自己的个性，上级要尊重、保护下级的个性，不同认识的“碰撞”，“迸发出火花”，往往是创作出“主观认识更加接近事物本质”的好公文的前奏。
《实务》列出了公文撰稿人需要养成的理念：公文姓公、尊重人性和生命、法制统一原则、实事求是原则、保护爱护个性。这些理念都和封建文化观念相对立、相排斥，说公文撰稿人的思想修养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理由便在于此。认识和肃清旧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不仅公文撰稿人，其它文化工作者也有这个任务。
文/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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