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把握时代特征、遵循时代规律、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近年来，北京市在大量的群众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以下五个管用的方式与方法。一是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倾听群众呼声和了解群众需求的长效机制。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近年通过建立基层“问政制度”探索联系群众机制。“问政”由问需、问计、问责三部分程序组成。“问政”两年来，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机构、开通社区摆渡车帮助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等举措，麦子店街道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群众的难题。
二是畅通网络联系渠道，发出党的声音。如今，上网交流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社会、表达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方式，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无疑为联系群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渠道。近年来，北京市积极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打交道，不在各种信息“洪流”中保持沉默，占据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并积极争取主动权。此外，还利用网上论坛、微博等多种新媒体手段，开展网上新闻发布、网上调查、网上讨论、网上问政等，倾听群众的诉求，了解群众的呼声，更好地发出党的声音。
三是推动“社会管控”向“社会治理”转变，提升社会自治能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正处于从“社会管控”向“社会治理”转变的长期渐进过程。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企业，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的一个重要创新渠道。政府从大量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的服务事务中抽身出来办大事，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把不该直接包揽的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等机构承担，从而实现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管理。尽管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在服务群众中也要注意“去行政化”问题；志愿者组织则应通过“时间储蓄”等灵活多变的方式，提供更多个性化、持续性的服务。
四是推广网格化管理，为群众织就一张全覆盖服务网络。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它是依托信息网格技术建成的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公共管理和综合服务的效率。网格化管理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创并逐步创新发展，2007年上海普陀区桃花镇在推广这一经验中又形成了“网格化管理和组团式服务”模式。目前，这个模式已在全国26个省份的90多个城市（区）推广。
五是大力推进协商民主，统筹协调人民群众各种利益诉求。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现阶段，协商民主已成为我国各利益主体表达诉求、实现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协调群众各种利益的有效民主形式。近年来，北京市政协为解决本市国有企业职工“两低一困”问题协商建言，对完善首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推动首都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北京市在乡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企业民主管理、厂务公开、工资集体协商以及企业民主对话会等多种协商民主形式，在统筹协调人民群众利益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型现代化视角下的群众工作
十八大报告对人与自然的关注是新型现代化理念的核心与关键。关注自然就是关注人，就是关注群众。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急速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变更性、矛盾性与瞬时性，使人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过渡性特征”。人们在社会心态上需要经历由于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和价值调整，以适应以变化和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生活。
首先，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布局的调整带来城市群众诉求新变化。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环境、心理和人居健康与安全问题越发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过度密集的人居环境不仅带来了人居质量的下降，还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调、邻里矛盾以及不够健康、不够低碳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城市生活配套设施与政策难以跟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现阶段的城市住房导向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不符，市场化过度，为城市人群提供基本适用房和公租房的“计划加市场”政策力度不够，等等。因而，做群众工作需要从科学的政策高度去关注现代“城市病”。
其次，乡村能力滞后展示了农村现代化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取决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出现新变化。一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与生存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宅基地和农业生态修复等在内的农村土地调整迫使农民的文化生存环境和农作方式发生变化，城市化扩张和经济布局调整又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居环境转移，现代农业的人力支撑令人担忧。二是农村现代化进程未能有效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小康房”建设中农民的尴尬反映出农村现代化的部分异化。三是农村城镇化需要有效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包括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等政策的坚持，包括同工同酬的就业政策、子女教育（如异地高考问题）政策、农村养老政策、文化转型教育政策等的完善。四是观念差异仍是阻碍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民受教育水平亟待提高。五是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新途径尚需探索。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对乡村能力持续滞后失去耐心又会导致农民民怨的滋生，做群众工作绝不能忽视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众的新心态、新问题。
再次，“风险社会”使群众工作面临新挑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把风险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现代性的风险根源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不完备导致的产物。分析表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具有脆弱性。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抗逆性（Resil-ience）主要是与各种灾害、社会突发事件及其风险相关的社会学问题，并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相关联。工具理性泛化导致科学技术的乱用也是出现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如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出现）。此外，市场驱动下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诱发了人们的物质欲、占有欲——如贪污腐化、侵权行为、商家坑蒙拐骗、恶性竞争、诚信低下等的发生——也是社会风险的来源。再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人民辛苦积累的财富损失的风险加大。因此，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频繁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等社会风险，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风险也是新时期群众诉求的一个方面。
最后，转型期呈现出的社会焦虑现象，是新时期群众工作必须重视的新课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精神层面的整体建设上仍处于“装修阶段”，焦虑心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伴随着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陈述自己的种种不满和不公正待遇。公众的利益诉求数量大幅度增多，表达渠道不畅的状况亦日益突出，非法的、过激的诉求行为方式有明显增多的势头。直接针对各级政府的诉求转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焦虑心态驱使下，一些人急于寻找寄托以解决内心的精神缺失。不正视群众的现实精神需求，物质再丰富，也很难根本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此，关注群众的精神生活，鼓励并引导群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是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制度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以上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从新型现代化的视角去思考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从而寻找有针对性的举措、办法与机制。这意味着，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做好人的工作，关心群众就要关心具体、生动、个体化的人，关心自然、生态也是关心人。
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
青年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关心和维护青年群众的权益、教育和引导青年群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特征以及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青年群众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一是满足青年群体利益诉求的某些政策措施不到位，青年群众的正当合法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如就业政策、住房政策不能解决青年群体的就业和住房需求，子女入托难、入托贵、入学难的公平问题，fubai、法治不健全等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等等。二是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以18―35岁的青年群体为例，由于生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父辈相比，他们缺乏“历史感”，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生活了解甚少，不少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性、深刻的认识。加上西方价值观的大量涌入，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观念模糊、辨别能力不强。这些都使得一些青年对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普选制”、“三权分立”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根本政治制度产生怀疑。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客观影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定的缺陷。正面的教育不到位，反面的价值观念大量涌入，引起一些青年人思想上混乱。此外，我们党内民主建设滞后，人民民主建设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性保障；党员干部中一定程度存在特权思想、行为；对党员、干部管理不严，一些不被群众认可的人混入党员队伍、干部队伍，也影响了青年群体对党的形象的认知。
做好青年人的工作，需要从青年人关心的问题入手，寻找可靠的办法。关键要加强政策调控力度，努力回应不同青年群体合法的利益诉求。如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为青年群体提供价格低廉的公租房；从加大政策扶持和加强教育引导两手，解决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加快城乡幼儿园建设，解决青年群体子女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
下大力气解决青年群体不满的突出社会问题，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fubai及法治建设滞后，是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也是青年群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建设清明政治是提高青年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同度的根本手段。通过完善具体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保证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建议权，保障每一个公民“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同时，我们还要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使广大青年懂得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和国情相适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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