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电话看大变化——从三十年前一次打电话的经历说起
如今呆在家中或者走在路上、坐在车上，给天南海北的熟人打电话、发短信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在电脑前打开视频，无论有线上网还是无线上网，同千里之外的朋友想聊多久就聊多久，只要你有时间，有精力，不再担心“话费”的问题了。对此，现在的青少年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改革开放前,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边陲小县的人们来说，是连想都不想不到的事。提起电话, 咱老百姓的感慨真是太多、太多了，它让我不由地想起了30年前从奇台农村往阜康的甘河子打一次电话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前后对比，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小电话中的大变化。1978年，我表侄结婚要请客，由于正是秋收农忙季节，生产队临时同意，所以时间很紧，这请远客就是一个大问题。其中要请在甘河子的二表哥，一方面人手特别紧，没人去请；另一方面，公社去县上的车一天只有一趟，到了县上还要住上一宿，第二天才能坐车去甘河子，往返需要四天时间。农村发电报需三天，也来不及，只能打电话。当时我在大队学校代课，正要去公社办事，所以大表哥将打电话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我的事很快就办完了，想着快快打完电话就回家，于是11点钟就来到了公社的邮电所打电话。
当时邮电所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土平房，只有一个40来岁的业务员。那时邮政和电信是合一的，邮电所除了收发信件、报纸杂志，邮寄包裹之外，还要收发电报、挂长途电话，所有业务都是这一个人。那时信件、报纸杂志、包裹都是从班车上带来的，向各大队发是依靠来公社开会的大队干部或者是上中学的学生带，到了大队再由干部或学生往小队带，包裹由收件人自己来领取。一份信从大城市寄出，一星期左右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要两三天，从公社到本人手中快的也要三四天，慢的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到收信人手中。
那时打电话算是很奢侈的通讯方式，所以我打电话时再没有别人要电话。当时公社党委、革委会和各站、所全用的是手摇的那种老式电话。公社往县上以及外地打电话、县上往公社及各站所打电话都要通过县邮电局总机和公社邮电所来转，所以经常占线，县上的总机更是忙得很难挤上去。
当我说明要挂长途电话时，业务员递给我一个单子，让主要填写打电话的人及其单位、被叫人及其单位等等。填写完单子交给业务员，办完这些也就是几分钟时间，之后就在柜台外等待。业务员用高度近视的眼睛认真地审查之后，戴上耳机，脖子挂着话筒，开始摇电话，用摇把子摇了一会儿就大声喊叫：“总机！总机！我是结贝库，我要阜康的甘河子钢铁厂，听到没有？听到请回答！”业务员声音大得像吵架，好象要喊破嗓子。喊了一会，好像是对方正忙，没有回答。业务员继续喂喂地重复着刚才的话，对方好像说总机忙，让等待。于是业务员戴着耳机，一边搞别的业务，一边等待。过了一会儿，总机回电话，问了被叫人及其所在单位。又过了一会说那边占线，要求等待。好像又等了有20多分钟，对方来话，说甘河子已接通。这时业务员的声音更大了，喊道：“甘河子！甘河子！我要钢铁厂的张新恒，他弟弟要跟他讲话，电话机里飚出的声音好像狂风大作：呼噜噜、沙啦啦的主旋律夹杂着刺耳的尖叫声，我在柜台外都能听到。又过了半小时左右，才接通钢铁厂，钢铁厂从车间叫来了我二表哥。他气喘吁吁地报了姓名，业务员说：“你弟弟要跟你讲话！”急忙示意我拿起顾客用的话筒，很紧张地说：“快讲！”我迅疾拿起电话，只听到电话里传来嘶嘶啦啦刺耳的杂音，表哥的声音被压得很低。为了省钱，我快快地说了表侄要结婚的日子，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来得及讲。越快越听不清，又重复了一遍，二表哥说知道了，就赶快挂断了电话，这时业务员告知奇台总机通话结束。随后业务员拿过来先填好的单子，写上通话时间，算出话费，要我交七元八角钱。我当时一听，简直吓懵了，伸出的舌头半天收不回来，还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业务员面带愠色硬梆梆地扔出一句：“七块八！”我再不能说啥了，只好交钱。来时大表哥没有给这么多钱，只好我垫付了。
办完这些之后，出了邮电所的门已经下午一点半了，一个电话打了两个半小时，业务员被搞得精疲力尽，我也满头发晕，好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懊恼的情绪久久挥之不去。因为1978年我的月工资是36元，这次通话相当于我8天的工资。从公社到甘河子只要两块八角钱的车费，来回才五元六角，而打一次电话的费用比坐车去一趟还要多。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打电话仍然很不方便，但是经济搞活了，农村粮食多了，票子也就多了，班车除了公有的，还有不少私人经营的，不是人等车，而是车抢人。班车从每天一趟增加到每小时一趟，还有夜班车，晚上坐车去乌鲁木齐，正好天亮到了，白天可以办事，办完事当天就能回来，太晚了可以坐夜班车回家，还省了住店钱。比如去甘河子，奇台有通往阜康、乌鲁木齐、昌吉的班车，隔半小时就有一趟。不过，当时比较普遍的通讯方式仍然是急事发电报，缓事寄信，一旦有太急的事，在二三百公里内的话，坐班车早去夜归。
1992年，我在乡政府工作，用的还是“摇把子”，县上往乡政府打电话仍然要通过邮电所。这年底我被调到县上工作，第一次用上了直拨电话，感到打电话真是一种现代化办公的享受。那时县上有直拨电话的单位不多，因为装一部固定电话需要4000多元的初装费。私人也有电话，一般是领导干部或是企业老板家中才有。那时，家装电话绝对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对普通百姓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再说县城的容量有限，即使有钱也要排队等号。
我们几个小秘书整天爬格子，头晕手困时，坐下来休息休息，谝一谝。谝着谝着，话题很快就谝到人人都羡慕的家装电话上，盘算着自己家中啥时能安上电话，当时工资只有100多元，“为伊消得人憔悴”，还是一个月光族。越谝越觉得大有“‘望尽天涯路’，我家电话‘在何处’”的感叹。不吃不喝去装电话是不可能的，于是乎长叹一声：“唉！干活吧，前半辈子就别想了”。 好在从那时起我国的电信业像变魔术的一样，隔几个月有小进步，年年有大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没过两年，我们相继都有家庭电话了，刚刚有点满足感，从电视里看到包工头、大老板拿着像半个砖头的大哥大，边走边打电话，一股“牛”气冲天神态，不但令人十分羡慕，而且感到我们与社会潮流的距离更大了。那时腰别BP机，手持大哥大，是成功人士的标签，更是人们心目中引领新时尚的偶像。1993年奇台县还没有发现本地有人拥有大哥大，从昌吉调来的一位干部说，昌吉有一个企业花9万多元的存款买了6部大哥大，企业班子成员每人有一部价值10000－20000元不等的大哥大，我们几个小秘书听了惊叹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啧啧声。
**** Hidden Message *****作者：焦旭辉 哈哈，真的很有意思啊 。。。。。。。。。。。。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