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十年前我当大秘那些事
“大秘”，是后来社会上对某些高级领导之秘书的尊称，当年并没有这种叫法。我刚工作的时候在某省给某位省级领导当过秘书，四年多，当时的省委领导正职可以配两个秘书，副职配一个，我便是某副职身边的小跟班。称大秘是用来吹牛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姑妄说之，您姑且听之。我后来的老婆一直对我这段历史持怀疑态度，在她看来我这人比较缺心眼，人情世故也不是门槛很精，她说你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人怎么可能在那么高水平的地方混事呢？不可能！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大秘呢？”我问。
老婆说，起码得情商高城府深，喜怒不形于色，肚子里能撑船胳膊上能跑马，像《蜗居》里的张嘉译一样。我想了想，以自己这种说话做事常需老婆提点尚且不懂苟且的人来说，的确不具备以上的优秀品质。
可是，我老王千真万确真的当过大秘，并且干得相当出色。
一， 三人组合：秘书、司机和大佬
如果有人问：你一个刚毕业的穷小子，是怎么当上省级大领导（简称大佬）秘书的呢？我只能回答说：朋友，命运中有许多偶然。虽然凡事必有其原因，但解释起来太复杂，你就当是偶然吧。
据说大佬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办事得力，得到中央一位首长的青睐，之后升职到厅级，再到省级。他提拔上去时只有四十多岁，属于很年轻的高级干部，家都还留在县里。我当时呢，二十出头刚毕业，学农的，刚好在大佬任职的厅里工作，缘分就这样开始。我跟他去了省里，还是管农林这一块。
对于刚工作的我和刚提拔的大佬来说，前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我们共同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大佬是实力派干部，他努力的方式是往下边跑，县乡镇全部走遍，亲自了解情况并处理问题。尤其是雨季和冬季，在我们省是容易出事的季节，更得事必躬亲四里八乡巡察个遍了。我跟大佬的那几年，逢着冬天（尤其春节前）、暴雨季节，完全没在省城呆过。我后来的老婆很外行地问：“你那个省有多少个县，你们跑过来了吗？”我说：“切，跑过来？七十多个县跑了三四遍有多，现在你随便说个县乡镇，它是方是圆我都如数家珍。”
大佬和我再加上一个司机——我们仨很像是一个组合，常年开着台破吉普在下面跑，没日没夜的。
我跟大佬学的第一件事，是撒尿。开着吉普车下乡，路上总有尿急的时候，车靠边停下，找个背人的地方就要办事，却被大佬拦住了，他说天旱成这样子，尿多珍贵啊，来，咱们仨一人一棵树，对着撒。从此我就落下个毛病，现在出门郊游偶尔需要在野地里方便一下，还是习惯找棵树，没树尿不出来。
去到野外时，我们三人组合里最重要的人不是大佬也不是我，是司机。有一次我们半夜迷了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晚饭自然也没地方解决，饿困渴疲累交加时，大佬问我有吃的喝的没有，我找遍了只有一个苹果，大佬说，给司机吃。那小子也不客气，抓过去三下五除二连核都吃个干净，我和大佬眼巴巴看着流口水。司机恢复了些体力，在凌晨两点多时终于找到我们去的地方。县里接的人也急坏了饿坏了，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我们去之前打了电话，路上没法联系，他们一直不敢吃饭，干着急。
我不敢枉言别人怎样当秘书，至少我这秘书当得很辛苦，因为我跟的领导正当盛年，又是新提拔干部，且是那种实干型的，忙的时候他12点睡，我就得2点睡，在他休息之后整理汇报，给报社写稿，次日他总是太阳出来就起床，我当小秘书的总不能只管呼呼吧，话说当时我虽然只有二十几岁，但打小缺乏营养所以体质弱，竟然在三人组合里率先累休克，被迫换了岗位。
那是后话。
我每个月帮大佬领薪水。出差交的伙食费、领的补贴、下乡时路上买的农副产品，这些账目一笔一笔的算清楚，精确到分，然后交给大佬的老婆。大佬的老婆刚搬到省城，父母还在农村，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残疾，外加他岳母，就住两间半房子。他家的经济条件还不如我，所以那老婆管家极为仔细。
跟大佬久了，我暗自总结了一套工作方法：每次出差前我安排各种事项，上车我就睡，到地方自然得前后张罗忙活。每次回来快到省城时，我全部的精神都提起来——此时大佬必定开口总结：一二三四五，这次下去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他全在脑子里理顺归纳好，我用脑子记清楚，回到家就写报告，汇报工作。
二， 最难忘江堤上的防汛战斗 印象中是1983年吧，那一年的汛情很严重，我随大佬在江堤上工作了近一个月。那一次司机没去，因为车开不上去，我们是乘船上去的。大佬是防汛抗灾总指挥，我们带着一个话务员和通讯电台，每天在江堤上四处奔波指挥抢险抗洪。参加抗洪抢险的有部队官兵也有当地村民，他们住的是帐篷，只有我们住着堤上仅有的几间房，那是原来的值班室，现在算是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办公室兼宿舍。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长江的堤岸边有蓄洪区和行洪区，平时不闹洪灾时，这些区域老百姓全都种上了庄稼。这几年都不行洪，庄稼长得很好，江堤就越修越高，水位也跟着提高，这样，当汛期来临时，过高的水位就给城市和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省委指示要从行洪区放水，保证城市和铁路的安全，这个任务由部队去执行。
可是这事执行起来很难，遭到了当地农民的强烈抗议。你想啊，几千几百亩良田，全是老百姓的血汗，水淹掉了饭都没的吃，他们不拚命反对才怪。当时像是农民起义一样，成百上千人聚集起来，用泥巴、扁担、锄头做武器，阻止部队的行动。
冲突在持续升级，万般无奈之下，部队战士乘着船，由县委书记带路去执行任务。县委书记站在船头，船缓缓前行，老百姓很愤怒，抓起泥块丢向他们，书记被砸得满身满脸全是黑泥。我们赶到的时候，那书记一脸是泥的号啕大哭起来。既哭自己的委曲,也哭农民的不幸。
后来经过做工作，政府向当地农民承诺了一定数量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他们的情绪才平稳下来，行洪任务顺利完成。
县委书记满身满脸是泥哭泣的情景，我三十多年都不能忘记。
江堤上的情景很凶险。大佬穿着军用雨衣每天在堤上疾步巡查险情，现场指挥战斗，抗洪救灾的人群士气高昂。暴雨连日连夜地下不断，江里一个大浪打上来卷走人的情景时有发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经验丰富、果断而镇定的大佬不惧狂风暴雨和巨浪的站在江岸边，无疑给抗洪抢险的官兵及村民带来了极大鼓舞。
那是激情燃烧的一个月。用现在的话来形容，那些天我像打了鸡血似的不知疲累，每天晚上大佬休息后，我把当天的情况写下来，经大佬过目，由报务员发给省委。然后我还兼职给省报写稿，通报汛情和抗洪抢险的进展。那是最累最苦最艰辛的一个月，每天只有米饭和咸菜，喝的水是从江里打上来的混浊江水，用明矾澄清之后饮用。
老婆又问我外行话：“每天下雨你们怎么上厕所呢？”靠，还上厕所，开了门就撒尿，找个角落就拉屎，每天大雨如注哪儿不能解决啊。她说领导也这样？我懒得理她了。
三， 最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些年，似乎每年都有旱灾、涝灾、风灾（龙卷风），每到春节前我们必定下乡，查看农民是否能够吃上饭。
我们开的吉普常会在半路抛锚，不是陷到泥地里了，就是歪到沟里了，或者是车胎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的都是贫困地区，路差呗。遇到这类事，路边的农民看到了，一呼百应的过来抬车。老婆问：“他们知道你们是谁吗？知道大佬是多大官吗？”
我说你低估农民的智商了。农民兄弟明白得很：凡是到灾区来的，都是来帮助他们的。当年县委、县政府通常只各有一台车，而我们的车是省里的牌照，农民大哥知道车上大体是什么官。上面的领导来看灾情，不是给钱就是给粮，他们很清楚。
“那么，有没有贪官克扣救灾粮呢？”老婆问。
呵呵，想了解情况，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每年春节前，我们三人组合肯定到处跑，半路一踩刹车，找户农家进去，不用问直接掀锅盖，看看他们有吃的没有，吃的什么。如果掀开的锅盖里空空如也，那么我们当即就去乡里、县里，开现场会，问问他们救灾款那里去了，是怎样分配的。“保证春节农民能吃上肉，”这是大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老婆说，听上去很感动，可是……记忆里都是美好的，我就不相信你们下去县里的领导不招待，你们不“吃喝拿”。
有的，当时的规定是四菜一汤，我们的四个菜都是脸盆端上来，一盆鸡一盆肉，可是吃的人也多啊，每次加上县里的领导总有八九十来个人，四盆菜一点也不会浪费。至于喝，大佬是滴酒不沾的人，我们有时喝一点他也无所谓。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去，交伙食费的时候我一眼瞟见挂在墙上的单子上列有支出我们的两瓶泸州老窖，老子火大了，立刻叫来县委办公室主任询问，吓得他们够呛。
“我就知道你不懂人情世故，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嘛。”老婆批评。
那时候的工作方式很直接，上下级关系也不复杂。记得我和大佬去到一个县，那里的县委书记爱吃鸡屁股，认定那玩意香，是最好的东西。一盆鸡端上来，他用自己正吃饭的筷子夹起鸡屁股放到大佬碗里，大佬看了看，转身夹到我碗里。这可让我为难了，虽然当时并不知道鸡屁股不健康有毒，却也并不喜欢吃，我也不敢丢掉，就那么放着，等到大家都不注意时，偷偷放到不用的盘子里。
这事太尴尬就记住了，后来想想，搁现在谁敢没眼色给领导夹一个鸡屁股，并且是用自己嘴里的筷子，那可真是不想混了，呵呵。
四， 特权：一条烟两瓶酒 当秘书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大佬有一个特权：每个月特供一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自己拿钱到小食堂去买。
大佬家孩子多经济负担重，很少去买这些特供物品，这事被我发现后，我基本上不让这个指标浪费。有时我买，有时代别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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