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元璋评传》有感
黄冕堂、刘锋著《朱元璋评传》,是一本史料翔实，评论精当，叙议珠连，传评璧合的好书，读之受益良多。我学习有关朱元璋的书，是从去年五月开始的，到今年五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连续学习了十多本明史专家的专著，抄了1300多张卡片。写了一篇学习笔记（共写了六稿，并以三稿和五稿先后向六位方家求教）。
我舍得花时间，费力气，学习有关朱元璋的书，并非偶发怀古之幽情，而是形势使然。
近年来,有的关于民主法治、反腐倡廉的文章中，往往提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的文章以朱元璋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fubai”，类推共产党的领导。开始，我感到这样类推不合适。但究竟问题在哪里，一时说不清楚。
为了弄清问题，提高认识，我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除察阅明史典籍外，还学习有关专著，从网上了解现代人的看法。经过学习,初步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同的用权诉求，不能同日而语。有人硬用封建专治者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fubai推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说党的领导也必然导致绝对fubai,并结论说：要消灭这种fubai就必须改变现行政治制度。这是错误的推论得出了错误的、极其有害的结论。
我读过的这十多本专著，各有千秋，各有特点、优点，读之有益。其中《朱元璋评传》,使我受益最多。这本书讲了朱元璋取天下、治天下的非凡经历和他毕生奋勉自学和顽强不懈的奋斗实践。书的作者对重大史实进行了考证，又对史料按照一定逻辑进行了归纳叙述,讲了朱元璋从平民到从戎，到建军整军，战略战术；讲了他建政施政，他为什么铁腕反腐,怎样反腐；又讲了他用绝对权力搞腐，滥杀人、冤杀人、惨杀人。更可贵的是,作者在客观叙述史实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评语大都中肯、公允、简明、深刻、有独到见解。读之很受启迪.本书对我加强自身修养，关注反腐斗争，启发最深的有如下几点。
一、权力是双刃剑，要用权反腐，切不可用权搞腐
fubai，通常是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生活糜烂，沉于酒色。朱元璋铁腕反对这种fubai。他一生力求节俭，关注民生,勤于政务,不事游乐。但他同时又用权搞fubai：为了维护朱明王朝祚运长久，为了维护他和家人的尊严、面子,大量地滥杀人，冤杀人，惨杀人。
有人估计，朱元璋约杀十万人，其中有的是罪证、赃证确凿,罪有应得,杀之利国利民，整肃贪风，人民称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被冤杀，严重的摧残了社会的有生力量，造成官吏唯唯诺诺、束手束脚、谨小慎微，扼杀了社会的生气、活力、创造力。
朱元璋在他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下，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既用权反腐又用权搞腐，是历史的必然。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有人用权反腐，有人用权搞腐,也有人先反腐后搞腐。朱元璋说，官吏本来也是老百姓，“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的确,在贪官污吏中，不少人初为官时往往还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这样，才得到重用擢升，但是,他们经不住权力的考验，钱色的诱惑，后来下水了，越陷越深，成了fubai分子,最后身败名裂,走上“无驿站的黄泉路”。
权力是双刃剑，要用之于反腐，权就是利国利民的锐剑；若用于搞腐，权就是害人害己的凶器。到底是用权反腐还是用权搞腐，关键在个人的品质、操守、人生观。从有人先用权反腐后用权搞腐的经历看，人是会变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必须像周恩来同志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把学习，锻炼、改造，当成是终生不可须臾或缺的必修课、常修课，永远不搞腐,永远保持廉洁的操守,保持晚节.
二、腐，能导致亡党亡国，反腐必须痛下决心、狠心
朱元璋反腐决心很大。因为他亲眼看到元朝由于fubai遭致亡国的结局，又看到当时带头fubai的是功臣勋将,影响大,危害深；而留用的大量元朝官吏恶习未改，贪腐成风，直接危害百姓,会逼民造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必须下狠心反腐。
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元朝亡国这个反面教材，但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现实。苏联造成如此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fubai，人民对当时的苏共失去信任，丧失信心。看到苏联的结果，我们就能真切地理解“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个至理名言。
应该说，我们当前面临的fubai现象，远没有当时朱元璋面临的情况严重，而且我们已经取得了反腐的重大胜利，还在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大反fubai力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面临的情况，正如中央分析，是相当严峻的。有的地方，有的领域，有的部门fubai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的地方犯腐的人职位越来越高，面越来越大，fubai的性质越来越恶劣。它严重地破坏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的威信。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全民：要树立忧患意识。由于fubai，使有的人对党失掉信心，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对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发生动摇，这就是最大的忧患，必须痛下决心、下狠心反腐，以取信于民。
三、腐，是顽症，反腐，必须有恒心、有信心
朱元璋反腐，开始没有明显效果，边反边犯，贪腐依然层出不穷。他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杀的贪官）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贪官污吏如蝼蚁蝇蚋，不知悔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大年纪了，善言说尽，好心费尽，还是说他不醒，”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丧失信心,动摇决心，而是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通过铁腕反腐，治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正廉洁的社会环境来。《明史》称：洪武年间，“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旨，吏治涣然丕变矣。”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说：“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毛佩琦先生在《平民皇帝朱元璋》中提供了一个事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苏双碧先生的话：“《明史，循吏传》中所记载的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循吏，就是清官，洪武时期占了三分之二。”从时间看,洪武朝三十年，只占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九分之一，清官数却占了三分之二。这不很说明洪武朝比较“清正”吗？在朱元璋执政时期，也是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时期。《朱元璋评传》写道：“洪武三十年所创造的业绩又确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国家经济繁荣，政治鼎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查遍所有文献，除了在个别地区或某些特定时间偶有一些农民逃亡或骚动以外，委实找不到一次像样的农民反抗活动。”（《朱元璋评传》第257——258页）
朱元璋面临的fubai比我们面对的fubai严重，他反腐的主导力量比我们的薄弱，他能通过反腐治理出了比较“清正”局面，我们更有信心取得反腐斗争的满意成效。
但是，无庸讳言，现在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中，都有一些人对反fubai信心不足.
对反腐信心不足，非常有害。信心不足，就自然会降低反腐的积极性，减弱反腐力度；甚至会怀疑党的执政能力，怀疑我国的政治制度，这就容易充当鼓吹取消党领导的人的政治俘虏。
对反腐信心不足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党和政府组织；有已经制定并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强大的维纪执法机关；尤其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人民群众是fubai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对fubai现象和fubai分子深恶痛绝。只要发动好，给人民群众反腐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保护他们反腐不受打击报复，他们就能够运用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举报权等民主权力，积极参与反fubai斗争，使fubai现象和fubai分子陷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藏身之所，就能迫使己腐者“止手”、自首；欲腐者因怕被捉而缩手。再通过长效机制，使fubai这个社会顽症得到应有打击，使社会出现清正廉洁的局面。
四、反腐必须依法有序地进行
朱元璋反腐扩大化是非常严重的。由于他的私心、疑心，又握有绝对权力，就常常“法外有法，法外用刑”。他“喜怒无常”、“任意不任法”，往往根据临时的喜怒情绪，随意定法、改法，脱口下诏，随便施刑，造成了滥杀、冤杀、惨杀的严重后果。
朱元璋的滥杀、冤杀，主要是通过四条途径：
一，错定定案标准。根据文献记载，丞相胡惟庸案、大将蓝玉案确定为“党羽”的标准是：凡与党魁有私人往来者，不论具体情况如何，一律视为党羽而逮捕审讯，乃至诛杀。例如，画家王蒙，除当过一段泰安州知事外，基本上不问政治。可他早年在胡惟庸家看过画，就被列为胡党逮捕，活活饿死在监牢里。孙蕡为蓝玉收藏的画题过诗，就定为“蓝党”而被杀.
二，一刀切。政策就是区别对待。可空印案中就是“不分臧否”，府州县各级凡是主管印章的官员一律处死，冤杀了许多无辜者。
三，逼供信。官吏在办案中为迎合朱元璋就“务求深刻，以趋上意”，酷刑逼供，屈打成招，招而即信，信而则再抓再逼，恶性循环，大量冤杀。
四，株连。全家、全族地杀。朱元璋以 “知逆谋不举报”罪，不仅下令诛杀了开国元勋、前丞相李善长,还族杀了他的妻女弟侄家七十多口。
朱元璋“任意不任法”，下属办案穷追猛逼，造成严重后果。对此，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特别是马皇后通过一件件具体事,巧妙地谏劝朱元璋惩处人要依法有序。《明史》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帝尝怒责宫人，后亦佯怒，令执付宫正司议罪。帝曰：‘何为？’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她认为交由审判部门（“付宫正”）依法办案,才能处理得当(“酌其平矣”)。然后，她通过处理这件具体事的做法普遍化，劝朱元璋“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凡是“论人罪”，都要有序进行，交审判部门审判。
以史为鉴。我们要接受朱元璋的惨痛教训，反腐斗争一定要通过民主法制，依法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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