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茂教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车组结构”
赵长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侧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公开发表文章200多篇，出版著作多部，主要代表作有：《路径与对策——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通论》、《现代金融通论》、《经济发展方略》等。记者：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逐季度下滑的趋势，最新公布的三季度GDP为7.4%，对于GDP一而再，再而三地持续下滑的经济形势，您是怎么看的？
赵长茂：确实，我国经济从去年以来，下滑的幅度超出了预期。7月底，温家宝总理在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经济形势会议上指出，目前从国内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这是中央作出的一个判断。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经济持续下滑，各种问题开始凸显，比如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持续下降，企业经营困难，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大量挤压；直接利用外资减少，资金外流加速；外贸出口下降，8月份出口只增长了 2.7%，外需不振使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在经济下行压力挤压之下，部分地区出现了债务危机，各种矛盾就突出起来。于是，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悲观论调多了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都调低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速度。有的西方学者预言，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经济高增长期因此而结束，进入低于5%的低增长期或3%左右的微量增长阶段。
记者：对于这些关于经济走势的悲观判断，您怎么看？
赵长茂：我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硬着陆”的风险已基本化解，一些可能引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比如，房地产泡沫正在消解，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物价持续回落，7到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降到2%以下，通货膨胀压力明显缓解；一些地方的债务问题正通过做出制度性安排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国内消费稳步扩张；外贸出口增速反弹，9月份出口增速达到9.9%，不仅大大高于8月份2.7%的增速，而且超出了大多数专家的预测速度；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49.8%，比8月份提高了0.6个百分点，尽管升幅不大而且仍然在 50%的中间点以下，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一个先行指标，它的回升，预示着我国经济正在从“萎缩”趋向“扩张”。
种种迹象表明，以“稳增长”为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去年11月份已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投放增加，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与此同时，支持企业发展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逐步落实。特别是今年5月份以来，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投资力度加大。我相信，各种政策的效果将会进一步显现。第三季度GDP增速7.4%，创14个季度新低，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经“着陆”。当经济降无可降之时，也就是企稳反弹之日。在各种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将呈回升态势。
记者：“不可能出现硬着陆”，这是您对中国经济走势的近期判断。那么从长期来看，你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行将结束”的预言会不会应验？
赵长茂：我不这么认为。固然，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接近10%这样一种高速度已经不现实。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基数不断增大，经济增长速度随基数增大而下降是一种规律；另一方面，进入“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主线。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当放慢是必然的。如果我们把追求高速度放在突出位置，投资还是处于大干快上状态，经济结构调整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转变。此外，进入“十二五”时期，稳定物价总水平的要求、生产要素低成本上升及外部环境趋紧等诸多因素带来的新挑战，也会对我国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形成制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高增长期因此而结束”，或者进入低于5%的低增长期或3%左右的微量增长阶段。我认为这样的预言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预言者只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约束性因素，甚少看到或没有深入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甚至是一些西方学者囿于他们定型的思维方式而无法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出发做出正确判断。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行将结束”预言已多次出现，但从未灵验。
记者：您认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高增长期不会结束，或者说高增长期可以持续的动力在哪儿？
赵长茂：我前面说到，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我国经济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增速接近10%的高增长已经不现实，但在未来 10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年均增速 8%的“高增长”态势的基础依然是坚实的，其动力来自多方面，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分析到的诸多有利因素：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加速城镇化、科技进步加快、劳动者素质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等等。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保持高增长态势的一个关键 因素是“新的动力结构”的形成。我把它称之为“动车组结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重大变革。
记者：“动车组结构”？这个比喻很新颖也很有意思，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
赵长茂：凡是乘坐过“动车”或“高铁”的人都知道，“动车”或“高铁”跑得又快又稳，我国“高铁”的实际运行速度已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可以用风驰电掣来形容。“高铁”的高速，固然是多个系统集成的结果，但最关键的是它的动力系统，其特点是动力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传统火车是单一动力，一个车头拉着很多车厢跑，速度慢、震动大。所以过去我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动车组”则不同，它的动力是分散化的，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火车运行时，所有车厢都给力，刹车的时候，所有车厢都制动。我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它的动力结构已经并继续发生类似变化，“动车组结构”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进入“多点给力”、“多极发展”的动车组时代。
记者：您提到的中国经济发展在“动车组结构”基础之上形成的“动车组时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长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从所有制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知道，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让大家都记忆犹新的是国有企业的“砸三铁”、“减员增效”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使国有经济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活力焕发，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经济也通过改制和自身调整脱胎换骨，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一直势头不减。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动力多元化、分散化和均衡化。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东部。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然后带动中部西部的发展，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有条件发展就率先发展，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当时经济学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梯度发展战略”。所以，在一个较长时期，率先发展的东部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上台阶、上水平，加上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发挥，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2007年开始，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东部，2008年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中西部的更快发展和诸多新的增长极的形成，改变了以往偏重于依靠东部提供动力的格局，出现了东中西部齐头发展的局面。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动力结构正在走向动力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
三是从产业结构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因比重过低而支撑力有限，这一个格局迄今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说明我国经济是一种重型化结构，主要靠投资支撑，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就业弹性下降。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按照“十二五”规划的部署，我国产业结构将在“十二五”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其基本方向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十二五”时期，随着各种政策的不断落实，第三产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支撑格局会明显改变，第三产业将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支撑，成为我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在产业间趋向合理化。
四是从总需求结构看。总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出口，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提供动力。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拉动当期需求，但由于投资主要是“中间需求”，如果没有消费和出口扩张与之相适应，其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带来产能过剩，引起经济波动。出口虽然属于“最终需求”，但它是一种“外部需求”，可控性差，容易受制于人。消费是一种持续性的“最终需求”，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来说，必须强化消费的作用，使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要求体现了我国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进入“十二五”时期，随着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农村消费的各种措施逐步到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格局。
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方向发展。“动车组结构”的形成和强化，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期不会结束，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的前景依然乐观。
作者：戴菁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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