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的一天
我所在的市是省会城市。我在这个市给一把市长做秘书，做了五年。市长40岁，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秘书工作挺神秘，我先把今天一天的工作罗列一下，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8：00，督促市长给书记打电话，内容是商业街的改造问题，提醒先问候，书记病刚好；
8：30，陪市长去市建委，研究政府大楼改造问题，记住要有‘巴洛克’风格；
10：00，陪市长看望一个下岗职工，告诉市总工会先把这个人家里收拾利索了，面子上要好看，电视台同去，要录像；
12：00，到干部俱乐部，与德国老板谈开发区投资问题，记住政策优惠底线。同时吃饭，控制白酒不过三盅，啤酒不过一瓶；
14：00，到实验中学，谈高中‘校中校’收费标准问题，记住悄悄把副校长季红叫来，是市长老同学；
16：00，到合资企业电子琴厂，谈合作到期是否续约问题，提醒市长，这个企业一直没交所得税；
17：00，到电视台，与总编室座谈最近电视节目安排为什么老百姓有意见问题。记住，台里新闻部、生活部、电视剧部参加；
18：30，到五粮液大酒楼吃饭，电视台人员同去，不带设备不录像；
20：00，到副省长老金家看望，老金将退，记住老金贪杯，买四瓶茅台（360元一瓶的）；
22：00，送市长回家，路上顺便给市长儿子捎一个“背背佳”(市长儿子有点驼背）。
最后和司机分头回家。
我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干了五年，因为常常往上报材料，市政府办公厅认识了我。那一年，来了新市长，他不要老秘书，就让办公厅推荐，结果选中了我。
我天生不是写小说的料，不然，十本书也写出来了。
秘书这个工作，不是什么官，但身份特殊，引人注目。为了胜任我还必须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左右开攻、曲意逢迎，而这实在不是我的性格。当初上面刚通知我的时候，老婆说：不去不去，你不适合干这个。可我觉得新奇，想尝试一下，不行再下来。这一试，五年过去了。
忘了介绍，市长叫刘梧桐。他说过是母亲在一棵梧桐树下生的他。他爱刨根问底，第一次听说我的名字叫白明刚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叫白明刚呢？翻过来就是“刚明白”，当初你爹妈是不是受过冲击呀？他觉得蹊跷。
我说，我爹妈都是中学老师，生我的时候，正是张铁生、黄帅他们反潮流、反修教路线回潮，那个倒霉劲别提了。
刘市长对我老婆叫“周子期”这个名字也感兴趣。他说，过去有个钟子期，和俞伯牙演出了“摔琴谢知音”的佳话。我打叉说，我不这么想，我常常是把她的名字也倒过来念，我们俩互相逗闷子。
刘市长和我唠嗑的时间不多，逮着机会就要指点我几句。使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愣头青慢慢变得世故、圆滑、有条不紊和从容不迫。
早上八点到了，我把事先写好的纸条递给刘市长。他点燃一支烟，拨响了电话。
刘市长对书记说话的口气是毕恭毕敬的。
书记比刘市长大一轮，总是表现出对年轻干部的关心，常通过他的秘书赵望前给我打电话，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其实含有深意。刘市长打着电话突然口吃起来，脸也胀红了，连说“一定注意、一定注意”，最后看着纸条又关照书记当心身体，病才好。
放下电话，刘市长长出一口气，奶奶的，顺嘴道。
我想笑。这种时候我什么都不能说。如果我顺杆爬，也说书记坏话就显得太不成熟，刘市长肯定会一本正经教训我一顿。我在这种时候赶紧给刘市长的石英保温杯放上龙井茶，沏好，拧严盖子，放进他的提包，顺手替他把包夹起，跟在他后边走下楼。什么叫"跟包"呢！
商业街改造问题已经上了几次常委会了，都说要建就建步行街，路面铺条石，街灯一水欧式，临街门脸房全部装修。匡算下来要三个亿。市里财政紧张就向省里要一点。但有人说，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尽是材夜思、投书的，说多想想下岗职工、少来点面子过程吧！甚至有的言辞激烈、开口便骂……。于是便责怪媒体不该这么早把消息透露出去。
刘市长坚持要干。他觉得这确实是个面子工程，可市里缺的正是面子工程。看看这么大的城市，近两年加上流动人口已达五百万人，有个旅游观光的地儿吗？修了商业步行街起码给大家一个去处，还可促进商业，提高GDP不是？
两种意见相左，事情就一拖再拖。而在这段时间，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好几个同学找我，有推荐条石的，有推荐灯具的，有推荐装修队的。这才哪到哪？八字还没一撇嘛！最可气的是我老婆跟着瞎掺和，她说她们那个建筑设计所揽不着活，吃了上顿没下顿，所长天天逼命一样让她吹枕边风。
建委大院就在市政府斜对过，一支烟的功夫就走到了。会议室已坐满了人，烟枪们已把屋里抽得烟雾缭绕，能见度都降低了。想来大家按捺不住，早就到了。仿佛已成规律，只要有项目，不论大小，人们积极性总是很高的，因为项目里有钱，不知会轮到谁抓上一把。
大家纷纷站起迎接刘市长，坐吧、坐吧，刘市长略摆摆手。我一眼瞄见建委主任身后正坐着建筑设计所的杜所长，他正向我一下一下点头，我怕他点起来没完，赶紧向他作个手势。我和子期结婚的时候，杜所长做的证婚人，那时他损我一愣一愣的，我都不敢还嘴，怕他在所里给子期小鞋穿。自从我到了市政府工作后，他给我们家打了无数次电话，要项目，好像我是市长似的。我让子期把电话号码换了，子期说，没用，到时候他也会找我要。想一想，老杜也不易。
建委主任首先谈了市政府大楼改造的意义，又说了有利条件，如这座大楼是解放前一家煤矿的办事处，基础很好，整个底座包括下面两层都是花岗岩的石头砌的，非常坚固，现在盖的楼没有这么好的质量。否则不如盖新的，因为改造旧楼造价也很高。
刘市长说，我随省代表团到欧洲十国转了一圈，总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就是孩子们的口头语——爽！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市政大楼多是那种前脸有一排大立柱，窗户很花哨，楼顶起旋圆拱型的，人家说那叫“巴洛克风格”，很是典雅气派！而我们省、市新建的楼全都土了巴叽，人家的楼房能看出文化，值得参观，我们呢？不能提！
建委主任道，咱们不是罗锅子上山——钱紧吗？刘市长说，这不全是钱的问题，是口味问题。我们的开发商有几个没出过国？是专心研究人家长处去的吗？带回什么来了？大家只是抽烟，没人搭话。在座的里面肯定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不知他们心里什么滋味。
说到方案设计的时候，刘市长说，今天把老杜叫来了，因为听说你们又断顿了，但我不是直接给你项目，而是让你参加竞标，你的方案降人，你就干，否则，就拉倒。下面你具体说说什么叫巴洛克风格？老杜立马站起身，清清嗓子说，就是十七、十八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典型的是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家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耶稣会教堂，主要是利用透视幻觉和增加层次来表现距离深远。……
老杜说了一些建筑业的行话，怕大家没兴趣，赶紧转了话题，说，我非常赞成刘市长的意见，从市政府大楼开始，给咱们的房地产业吹一股清新空气。咱们的政府大楼不论是谁设计和施工，都应在墙体嵌上一块牌子：某某单位设计、施工。刘市长说，那自然。大家议论纷纷，我却在想两个问题：这种设计果真好看吗？再有，我怎么能想办法让老杜拿着活呢？
市长秘书不是私人秘书，而是分散在办公厅的各个处里。市政府里一共六个市长，一正五副。办公厅就下设六个处，每个处对一个市长。每个市长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所对的这个处就要对这个市长管辖的工作十分了解，不然，怎么发文件，写通知、写简报、讲话、总结之类呢？我在一处，一处管的事多，人也就多。市长点名让我跟他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因为岁数最小。其实也不年轻啦。
办公厅主任比较本分，从没向我要过什么，但我们处长不行，总是让我注意市长的意向，也想在项目上伸手。但我一直没抓住这样的机会。如果市长说，大楼改造由你们一处操办，那就好办了。前几年省里专门下过文件，要求各级领导管好四种人：老婆、孩子、秘书、司机。当然，这对多数人是紧箍咒，而对个别人则是耳边风。但刘市长从没让老婆、孩子（还不懂呐）参过政，所以我们这些身边的秘书都不敢轻易张嘴。而改造大楼，我第一次想参与，因为子期老在身后闹，加上是老杜出面，比较隐蔽。可处长也向我示意过。怎么办好呢？
出了建委大楼，我们等车的当口，刘市长突然说，我记得你们周子期在建筑设计所工作？我的脸“腾”一下子就红了。他又说，是不是应该把项目给他们？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刘市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别着急，机会在后边。我很迷茫，不知他这个人是清廉还是油条。
自从省里要求机关里的车排气量不得超过2·0以后，刘市长干脆把市里的车都换成了一水的“四环”。书记的车里还装了激光cd机。结果书记说好，这样谁也别想出么蛾子。其实，那次换车动用了市财政多年的积蓄。
那个下岗职工家住一片贫民区里。为什么刘市长专程来他家呢？是这个下岗职工连续写**信的结果。虽然每次信都被一处收到，但刘市长是经常不断要问群众来信的，这样，就关注到了他。并说好要到他家里去一趟。这可不是小事，而是新闻。过去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现在不同了，狗已经蜕化得不会咬人了，所以咬一次人就是新闻，并且暴料。处长叮嘱电视台要把新闻报出新意。
在那个狭窄的平房胡同里，工会的人侧身迎着。电视台的哥们已经早把镜头对准了刘市长，从他一下车，镜头就跟着他，一直跟到进门，下岗职工迎面过来握手，嘴里半半磕磕说着欢迎光临、百忙之中之类的套话，明显是精心准备而又不到家的样子。凭他一封封破口大骂的**信的内容，难以想像见了面是这个样子。我躲在门外没有进去。这家小院只有一间半屋子，屋子比院子低，院子比胡同低，胡同比马路低，形成三级跳坑。
回去的路上，刘市长坐在车里又骂了一句——奶奶的！
我问，怎么了？他说，是个神经病！又说，不是不同情他们，太多了，怎么办？他天天吃“氯氮屏”，不知副作用是脱发、发胖、发呆、一根筋。吃“维思通”副作用小，又吃不起。我们不可能捐款让他吃精神病药吧！因为有几个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不修商业街了？
我知道此时要帮助市长转移注意力了，不能老让他陷在烦恼中，这也是秘书的职责。我打叉说起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重庆的解放街，天津的和平路，这些地方我都陪他转过。
他又说，书记一直虎视眈眈，盯着这边的工作，稍有差错就很危险。
我曾听书记秘书赵望前说过，书记是个很有城府、又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从赵望前代表书记一次次来电话关注刘市长的工作，可以感到他对年轻干部的用心。当然了，正面理解是爱护、培养，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是不放心、不放手。不过，说他手黑，还看不出。有一次，赵望前请我吃饭，问我，刘市长的儿子不好好上学，天天踢球打蛋，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是真的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是书记说的。我突然一个激灵。想来这书记真是十分了得!
话说回来，从正面理解，同样可以认为是书记关怀同志的表现。赵望前说，书记让咱俩抽空到孩子学校去一趟，找老师托付托付。书记说，刘梧桐是把手，但得有人帮他。听，滴水不漏，既肯定又牵挂，什么叫水平！市长这个年龄确实是干劲很足却又容易出差错的年龄。因为年轻而干劲足，因为干劲足而容易出差错，就是这个逻辑。……
几年秘书生涯让我的心硬了起来。如果是五年前，到了那个下岗职工家里，我可能被感染得热泪盈眶，甚至泪流满面，离开时会掏出兜里所有的钞票。但现在，我连他家门都没进。我麻木了。我见太多了。书记要对省里负责，市长要对书记负责，我要对市长负责，这是不成文的“潜gz”。现在我的脑子里转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潜gz。大家都要生存。
电视台记者李敏在分手时给我一张音乐会的票，是在握手的瞬间夹在手心里的。回来以后，我看了一眼，是明天的。还好，今天我肯定没时间。李敏不太漂亮，但很精。可以说，电视台的人们都是人精。她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有的在外面开了公司，有的开了酒楼，有的竟然办起了加油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她们手眼通天，个个和书记、市长都很熟。我曾经愚蠢地想发展一个“小情儿”，李敏也一再向我暗示，但我每每想起她们，还是不寒而栗。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对手。
我突然感到郁闷，一种压迫感攫住了我。我立即给电视台新闻部李敏打电话，问她明天的音乐会都有谁去。不想李敏开口便笑，说这是台长奖励大家，台里除了做节目的都要去，给省歌舞团捧场。他们刚刚出访回来，难道你不知道？我尴尬极了，这简直是自做多情么！
这时我突然又想到电视台的大楼也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建筑，也是花岗岩的底座，也完全可以改作“巴洛克风格”。我进而想到，市政府大楼改造问题虽然书记没说什么，但一直盯着，如果老百姓反映大，就可能出来批评刘市长，那样的话，刘市长就被动了，我们这些“跟包”的人也跟着被动。书记会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这些身边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我又想起那个下岗职工，还住在三级跳坑的房子里，看到政府翻新办公楼肯定又会破口大骂。这确实有个政府形象问题。而电视台装修多么花哨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好了，我替刘市长想好了，我要力阻这件事。尽我所能。
中午去干部俱乐部的路上，塞车了。刘市长在车里坐不住，下去和交通警一起疏导交通。整整耽搁了二十分钟。上车后他说，现在私家车在增加，而我们的道路却没有拓宽。资金啊！
因为迟到了这二十分钟，德国老外走了。回宾馆了。给工作人员留话道：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如果还是迟到，那么对不起，我会认为你们是不讲诚信的人，我不会与你们合作。听，这个办事刻板的德国老外！
刘市长无奈地看着大家，大家便面面相觑。他说，没办法，中午大家自便！
这时子期给我打进电话，说她就在干部俱乐部门外，无论如何要见我一面。刘市长问我，谁？我说子期。刘市长哈哈大笑道，盯得真紧，你告诉她，我打算把项目给她们，但她们设计所的方案必须高人一筹，别连私人设计所都整不过！
原来是老杜拉着子期等在门外。赶饭口了，老杜坚持要请我们两口子，我说，你们所够困难的了，今天我们俩请你。我们找了一家小餐馆进去。等菜的功夫，老杜掏出一个信兜，说，这是所里预支给子期的业务承揽费。我瞄了一眼，看薄厚得有三千块钱。
我没等子期说话，抢过信兜又塞回老杜的口袋，说，老杜你这么做是让我们为难的。 我给你透个底吧，市长有意要把业务给你们的，但要让你们竞标。你们怕竞标吗？老杜说，我们所里很多老工程师退休后都被私人设计所聘走了，怕是竞争不过。我说，比比看呗。子期说，你不能跟市长争取一下吗？我说，哪有这么大的面子。子期和老杜便十分失落。中午饭吃得没滋没味。但从真心来讲，我怵头做这种事。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来到实验中学。这个学校十分了得，每年都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复旦、南开，是让领导们说嘴的一枝花，也是市长常来的地方。刘市长和校长寒暄的时候，我去找副校长季红。季红非常精干，个子也高，是刘市长大学的同学，有人猜测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因为一见面两人就要吵，季红根本就不顾及市长的脸面。不是有过那种关系谁敢这么放肆？
但半月前我去实验中学调研，发现并非如此，季红说，她就是一见刘梧桐就觉得终于找到倾诉和争论对象了，把社会上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都说给刘梧桐听，谁让你当市长呢！刘市长曾经很挠头地对我说，以后我再去学校，你可别安排季红出面了。我嘴上答应了，但过后我还是安排了。因为我觉得每次刘市长挨完季红的数落，心情都不错。我揣摩他是给自己一个台阶，而本心还是愿意见季红的。
实验中学因为升学率高，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们来这读书，甚至还有几百里以外来“借读”的。咱们国家是应试教育，就形成这种情况：有的中学招不满学生，而有的中学人满为患。实验中学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就办了“校中校”。就是说，提高入校分数线，够分数的孩子进正常班，不够分数的按分交钱进“校中校”。差一分交三千，差十分就交三万。即使如此，家长们仍蜂拥而至、乐此不疲。于是，出现“校中校”极度膨胀、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人们又是一片惊呼之声，说校中校是骗钱的。
怪谁？怪谁？会议室里因为有季红在座吵得人脑仁疼。刘市长掏出烟来抽烟。季红道，掐了掐了，人群里吸烟，你好意思吗？大家哄笑。刘市长说，当初你们为什么不把住关？
校长说，是因为条子太多。我们挡不住。而事到如今能撵谁走？季红说，市长大人拿不出对策今天就别走了，我们请你吃饭。
刘市长语塞，捏着一支烟扫视大家，又求助一样看我。我迅速写了一张纸条：“校中校重新考试，重新录取，该退钱的就退。”递给刘市长，他看了一眼，摇摇脑袋。
我立马悄悄把季红拽到外面，问她，你们究竟有没有对策？季红道，什么意思？我说，刘市长也没什么办法，关键还是听你们的。季红说，你这个当秘书的别给刘梧桐挡驾，我们就是要难为他一下，谁让他们领导乱批条子？
看来季红真要刘市长好看。我拖住她，对她说，刘市长要在市里建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我看你们学校的主教学楼可以改造。
季红指着教学楼说，前几天来了个港商，说援建一座教学楼，但要用他的名字命名。
我说，这还真可以考虑。正说着，见市长从会议室出来了。——我“挡驾”的任务完成了，至于他们谈出了什么结果，再说吧。
正准备去电子琴厂的时候，该厂老总马胖子给我打来电话，呼哧呼哧地说不用市领导跑了，他现在就等在市政府大门前。日前副总和市领导商定到厂里去的打算，是他们目中无人，就不要计较了吧！话说得极其恳切。怎么办？刘市长原本是要带着气去的，听了我的转述，说好吧，就让他上楼吧。
凡是第一批进入开发区的企业，都是刘市长亲自过目审批的。那时，他打定主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曾经制定一个口号“谁放走一个投资人就处理谁！”因为开发区征地500亩是费了牛劲的，实指望用开发区拉动全市的经济。当时的优惠政策是前三年免地租、免所得税。
而电子琴厂在享受了三年优惠政策以后，经营不善走了下坡路，交不上所得税，内部正研究迁厂。明眼人看得清，这是去寻找新的可以免三年税的地方。我下楼去和马胖子见了面，他对我点头哈腰陪着笑脸，我则一言不发没有好脸。只是让他把车开进存车处，然后领他上会客室。我走得很快，他就呼哧呼哧一溜小跑紧跟着，人常说，阎王好过，小鬼难搪，其实是不由自主，就这德性。
我依旧写了纸条交给刘市长，就退出来。刘市长曾经当过基层企业的经理，对经营问题“门儿清”。我不在跟前，刘市长有可能一本正经，也可能给马胖子来俩脖溜，随他吧。
我站在楼道给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皇甫光打手机，告诉他等会我和领导就到。皇甫是我的“哥们”，说早准备好了，水果、咖啡、饮料随你便！我唬他说晚上饭局刘市长掏钱。皇甫立即紧张起来道，不不不，领导看不起我们，还是老眼光！这个任务可交你了，一定让我来买单！我偷笑，紧张的神经稍稍放松一下，今天的几项任务都不太顺，心里堵得慌，去电视台就是到家了。这几年他们日子过得不错，而前几年不行，让省电视台挤的够呛，自从有了有线电视局面整个改观了。这样的单位刘市长也愿意去，如同去实验中学一样。而且，台里不仅有帅哥，还有一群靓姐，很“养眼”的。
马胖子走了以后，刘市长说，走，去电视台。我说，还不到点呐。刘市长说，别罗嗦，走。
坐在车上，刘市长一只手掐着额头，很疲惫的样子。我让司机放一段音乐，刘市长说算了。又说，电视台给了我三张明天音乐会的票，我们家那娘俩去不了，正好给你们俩一人一张。
我的兜里揣着李敏的票，还接不接这一张呢？接了，就得和刘市长坐在一起，那李敏怎么办？她会怎么看我？
看官有所不知，刘市长可不是威风八面的，他时时受到各方面力量的牵制和掣肘，受到各种情况的制约，作为年轻干部，每做一件事都要思前想后，还逼着我们帮他想，即使这样，也难免漏洞，因为我们和他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年轻”两个字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五个副职都比他岁数大，我没听到过他批评任何一个，尽管这些副职都不是尽如人意。可以说，他甚至说不清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中这些副职都有什么背景。可以说，到处潜伏着不确定因素。
他有时像个小媳妇一样唯唯诺诺，而有时候更像是到处赶场的华威先生。他是整个关系网中的一个结，时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如果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处理某件事，说明此时他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支持他。盯着他的人太多了。不知别的市长怎么样，我眼中的刘梧桐就是这样。看到他活得挺累，我们在给他安排每周活动的时候，尽量“好事”、“坏事”搭配，做到张驰有致。
刘梧桐兴趣广泛，下棋、打牌、打乒乓球、唱歌、读书等等，但都有他的设计，如他和一处的人下棋，和二处的人打牌，和三处的人打乒乓，年节组织联谊会带头唱歌。很活跃，又有所目的。他读书常读王跃文和田东照的，每天睡觉前读一段，他说，要看看文化人怎么说仕途。
说到fubai，五年前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来了以后，只查处一次“花案”，是一个处长搞情人搞出了毛病，闹得沸沸扬扬。贪污案是暗中行事，什么时候被抓了，人们才知道。很多小小不然的事情天天发生，没人感兴趣。大多批评教育不了了之。机关的这池水，很深。
有人不了解某个城市某个单位的情况，只按照听来的、一般的情况思考问题，现实中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我们遇到的那个德国老外，他嫌我们办事不讲效率和诚信，跑到天津开发区去了。我们市很一般，没什么特色，靠什么吸引外商呢，只能在政策上，在诚意上。而刘市长两次都没准时赴约，虽有理由，却难以赢来客人的谅解。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太多太多。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是明天的预备。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除极个别是随机的以外，都是以往酝酿的结果。
去电视台的路上，我和刘市长说起“巴洛克风格”的事，说在电视台大楼比在市政府大楼更合适，至少可以少一些骂娘的。不想刘市长道，你们以为我愿意这么干呀！我傻了？下面他就不说了。这肯定是哪个书记、省长、副省长的什么动议。细想想是有点稀奇古怪的。看起来，刘市长在前台煞有介事地表演，而身后不知是谁在牵线。说他是傀儡、是木偶，可他又有自己的思想。这就让人觉得他的内心一定是苦恼、无奈的。
关于商业街也如此，反反复复议了多少次都没有结果，他作为一把手，不能一锤定音，像个两面讨好的“维持会长”。但在“巴洛克风格”问题上，我力劝他自己拿一回主意，也不枉为一把手。刘市长道，别急，晚上咱们到金副省长那去说这件事。——天呐，这么一件区区小事，竟牵扯到了省里领导！
电视台的台长、总编室主任、新闻部、生活部、电视剧部人马一应俱全，站在大楼门口迎接刘市长。刘市长从车里下来，朝大家一挥手：弟兄们，走勒！先自走在前面上楼去了。大家便呵呵笑着兴冲冲地紧跟其后。在会议室坐定以后，刘市长对台长说，去，把你的“毛峰”拿来，别老拿咖啡对付，我知道你刚从黄山回来！台长嘿嘿一笑，颠儿颠儿去了。
总编室主任很老道，上来就做检讨，说，市长啊，我们水平低，做出的节目总是不对观众的胃口，说到底是我这个主任水平低哩！刘市长说，那你跟白明刚换换位置。
总编室主任道，喔喔喔，您吓死我呵！我说，你是嫌我们清苦，你这儿多肥呀。李敏忙给主任开脱，说观众反映新闻部天天跟着领导跑，其实这是我们几个人图省事，明刚一个电话过来，我们就颠颠去了，连稿子都是明刚写的。而社会新闻就复杂了，还得设通讯员、设眼线给我们提供线索，又增加一笔开支。
皇甫是新闻部负责人，他不爱听这话，说现在我们的社会新闻也不少啊？只是领导镜头多了些而已。我朝皇甫再三使眼色，示意他少说，他这人太直。大家议论纷纷，说到生活部只会讲炒菜，又没有一道菜是可以日常做的；说到电视剧部只会转播别人的节目，自己却无所作为（我想，这倒好，真让这群鸟“有作为”的话，不定搞出什么倒胃口的鸟剧呐）。主持人尽是染黄毛的，还学港台腔变成了大舌头，把茶读成qia，把省读成sen。
李敏趁给我倒水的当，捅我一指头，就转身出去。我不动声色坐了一会，然后悄悄出去。李敏交给我一小包白药片，说是解酒的，让我吃饭前悄悄喝下去。还说，包括市长。我说有我在，市长多喝不了。
来到老秘网以后，进入预订的大间，正好摆三桌。可是几个部门的人都来了，多出好几个人，台长便让他们到隔壁另开一间，都不愿意去，磨磨蹭蹭的不走。于是刘市长就说，每桌加两把椅子，挤挤。他也乐得与大家同在。酒菜陆续上来，台长给刘市长斟酒，凑近耳朵悄声道，前两天书记来了，叮嘱我说梧桐市长年轻、有魄力，工作很努力，大家要多捧场。刘市长一听也是一个激灵。
这真有点像足球场上如影随形的“紧逼盯人”啊，但他马上就哈哈大笑，道，书记是老大哥，拿我当亲兄弟一样看待哩！我看到他笑的表情很复杂。是啊，台长像个耳目，这是领导们常常喜欢、又常常反感的角色，因为，谁能保证台长不是“两面人”呢？他叉开话头说，还是说说你们吧，你们电视台不能把老百姓的意见当耳边风，别惹出别的事来。上次你们招考主持人，名义上是招考，实际都是门子，各方面反映很大，要吸取教训啊。台长连连点头。刘市长站起身道，弟兄们，一起举杯啦，招呼！他先干了。
酒过三旬，我悄悄给刘市长换了啤酒。但也顶多一瓶，这是刘市长夫人交给我的任务。论量，刘市长七八两白酒不在话下。大家吵吵嚷嚷开始轮番给领导敬酒，屋里热气腾腾。凡是敬刘市长的都由我代替了，一点没有头晕的感觉，李敏的药片果然管用。以往，我喝酒前都服两袋“酒仙乐”，也管用。我曾在**店买过不少。子期见我买这种东西曾气愤地说，喝喝，你就fubai吧，哪天喝你个半身不遂！
这时屋里墙角处的电视机被服务生打开了，调出了本市新闻，大家立即安静下来：第一条是书记的，第二条就是刘市长走访下岗职工的消息。画面里刘市长亲切地拉着对方的手，笑容可掬地边点头边说着什么，而此时解说配的是我们处长事先写好的稿子，讲的尽是市里的大好形势，几乎文不对题。李敏悄悄走到我旁边，举着一杯酒说，其实，你们处长文笔还不如你呐。我说，这个下岗职工赞扬市政府的话有点过。李敏说，你们处长的稿子，谁敢给他改呀！
李敏说，我找你不为别的，是我写了一本小说，里面涉及仕途，想请你把把关。我说你趁早别写仕途的东西，出版社现在对这个题材没兴趣。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前两天我刚刚和出版社的同学聚过，说了很多内幕。李敏很扫兴。
这时皇甫过来敬酒，说，唉唉，早就发现你们俩不对劲，公然在众人面前说悄悄话！我和他碰杯，堵住他的嘴。皇甫没完，还要纠缠，我说时间到了，今晚还有重要约会。刘市长也趁势站起身说，你们接着吃，我们得先走一步。大家正在兴头上，都吵吵这才几点呀？可是我们务必得走了，于是，我挡住簇拥的人们，护卫着市长离去。如果说刘市长人缘不错，由此可以证明。但是就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并不是什么人都喜欢他。
一人一嘴酒气，没法直接去领导家，我们俩便顺脚进了一家馄饨馆，想喝碗馄饨压压酒气。不想一进门就有一个人认出了刘市长，叫了一声“嗨，市长好！”其他人呼啦一下子便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一起鼓起掌来，因为大家刚刚看完本市新闻，刘市长那亲切的笑容想必会打动不少不知就里的人。
刘市长有些措手不及，忙用两手压住阵势，说，我来凑凑热闹，也来一碗馄饨。有人慌忙给刘市长让座，神色紧张，手足无措的样子，肯定是想不到市里的大人物会到这个小饭馆来，这些善良诚恳的老百姓啊！我一瞬间想哭。
刘市长很会演戏，在众目睽睽之下头都不抬，沉着地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馄饨，吹着热气，然后忽噜忽噜，一碗热馄饨就下肚了，接着掏手绢擦嘴，冲大家挤眼。大家便哄笑起来。
刘市长站起身，说，好了老板，走啦！我赶紧走过去结账。老板说，请都请不到，你给我们难看哩！我还是扔下五块钱，追着刘市长出去。我想这些人回家去就要夸耀和市长在一起吃了一次饭，没准还会传开市领导下了班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谁知道呢！
省领导住的地方集中在市区的东北方，处于上风口，这里树木比较多，有少数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工厂，环境优雅宜人。但很容易碰上熟人：一是你没想找的领导，二是来找领导的人。我没请示刘市长，就叫司机把车停在甬道上，避开金副省长的楼口，免得引人注目。刘市长拍拍我的肩膀，表示赞许。跟了他好几年了，吃透他了。他去敲门，我从后备箱取出酒来，（四瓶精装“茅台”，这是我安排司机在大家吃饭的当口办来的。用的是刘市长的一个银行卡，卡从何来，没法问。）只管跟在他的身后。
金副省长开了门迎接我们进去，说，脱外衣，先洗洗手。
我跟在刘市长身后，先后进了盥洗室，很宽阔，装修不太讲究，可以看出金副省长不太讲虚荣。
金副省长是文革后期的老大学生，很讲究卫生。从不抽烟。但就好喝一口。他见我们带了酒来，哈哈大笑，爱抚着精装的酒盒子说，别人送的我不敢要，你刘梧桐的例外！——我呀，就爱喝酱香型的酒，条件差的时候只能喝“二锅头”，稍好一点就喝“郎酒”，近两年面临退休，想开了，整“茅台”！
我有点纳闷，问他，您一天能喝多少？他说，要是由着性子，我能一顿整他一瓶。而实际呢，只喝一两，一个月不超过三瓶酒。刘市长询问似的和我对视，我便犯了合计，是不是四瓶买少了？如果买简装的就可以多买出两瓶来，而真正喝酒的人是不在乎精不精装的。金副省长说，人啊，就得有节制，哪能由着性子呢？白明刚，你说呢？
以前来过几次，他能叫上我的名字。但我没敢沾沾自喜，因为他已经进入正式谈话的范围了。我说，不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注意保健。我尽力不往正题上说，给刘市长留余地。可是金副省长抢过话头，说，小伙子，我可不是光说保健，是说常理！
老头真上劲了。刘市长有意发出笑声，吸引老头注意，说，您啊，目前第一任务就是保健，至于工作呀、事业呀还是多让我们这些不老不小的多操劳吧。金副省长给我们俩一人倒上一杯矿泉水，说，你看，应该给你们沏茶，但是不能，因为回去以后你们就睡不着觉了。这就是节制。哈哈，你们不挑我的理吧？
接着，他说出了省里领导有意要盖一片新的宿舍小区，样式要有新意的。但不能硬干。老百姓骂娘怎么办？所以，动议：一、先在城市西南方位（下风口）盖一片小户型廉租房，卖或租给那些收入少、条件差的市民；二、市政府大楼装修成“巴洛克风格”，为全市房地产业树个样板，为省领导宿舍小区铺平舆论道路。……我退休前没别的奢望，就干这么一件事，因为我是咱市出来的干部，我得想着咱市！
有意思。继续啊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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