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给陶铸当秘书
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光阴似箭，他离开我们已整整38年了，但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永远难以磨灭。1950年8月，中南军区驻在武汉，我被组织任命为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的秘书，历时两年左右。这两年先是随陶铸同志到广西剿匪，后来他代理省委书记后，我仍给他当秘书。1951年12月，陶铸同志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我又跟随他到广东。直到1952年7月，中央任命陶铸同志主管广东党的工作后，我才调到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任第一副处长。在陶铸同志任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时，我曾任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仍与陶铸同志有较多的接触。这里我主要回忆给他当秘书期间的一些往事。
保证首长安全是第一要务
我到陶铸同志身边工作以后，上级组织和保卫部门时刻提醒我要保证陶铸同志的绝对安全。这两年环境动荡，大部分时间在外，特别是奉命深入广西大瑶山、十万大山匪窝剿匪，陶铸同志的安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也是我做好秘书工作的头等大事。
1950年10月，我们从武汉乘火车先到广西桂林，与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何伟等同志交谈后，即到柳州，随后要到省委所在地南宁。当时不通火车，需改乘汽车穿山越岭数百公里才行。由于沿途匪患猖獗，经常发生袭击过往人员事件，为保证陶铸同志安全，柳州市委和驻军派了一个加强排、携三挺轻机枪架在大卡车顶上，陶铸同志坐在司机座位旁，经过一天颠簸，总算平安到达南宁。后来陶铸同志多次在讲话时戏称：“我是在机关枪押送下来到南宁的。”
在安全问题上，这两年还遇到几件意想不到的事。第一件事是在陶铸同志住地，半夜发生枪击陶铸同志宿舍的所谓“特务”袭击事件。当时，陶铸同志住在张云逸同志曾经住过的二楼（张老因病请假，此时未在南宁），何伟同志住在楼下。不料，后半夜枪声在我们住房外墙连响数下，惊动了全院的人。值班警卫员谎报特务袭击的假情况，经我们现场勘察、事后调查与研究分析，并经保卫部门审查，原来是为我们担任警卫的战士有厌战情绪，自伤左腿而制造的敌特袭击假象。这名战士在伤口痊愈后承认了作案过程，受到了严肃处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1年下半年，陶铸同志一行乘火车返南宁，因来宾至南宁段是新建铁路，半夜忽降暴雨，冲毁了铁路的路基，使整列火车出轨，我们乘坐的那节公务车也翻在路边。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直到天亮我们才发现整列火车东倒西歪地摔在西江边。多亏铁轨钩住了车轮，才避免了滚下深达数十米的西江的严重后果。陶铸同志与我们随员在车厢翻滚时都受了轻伤，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也令人后怕。
第三件事是在1950年9月左右，陶铸同志与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后勤部长杨至诚、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等领导和随员20余人，从武汉乘坐一架美式旧飞机到北京开会，当飞机飞到石家庄上空时，北京西郊正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西郊机场临时封闭，命令我们转回河南郑州待命。但机组报告，飞郑州油已不够，需另考虑方案。经机组研究，万一不能降落北京，可考虑在河北平原平坦地带迫降，机上人员可保证安全，但飞机即报废了。此方案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当时机组有两位驾驶员，正驾驶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技术较好，对北京一带地形熟悉，副驾驶是我们培养的，政治可靠，但技术不过关。后正驾驶提出，因云层太低，能见度差，只好将飞机朝渤海湾方向飞去，先找到渤海口，再顺海河向北京飞，要求在南苑军用机场备降。时间宝贵，此方案经首长们同意，即照此办理。当时大家心情都非常紧张，机上鸦雀无声。飞机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公路旁的电线杆飞行，天黑前终于飞到南苑机场平安降落。驾驶员随即报告说：“油只够再飞5分钟了。”当大家走下飞机时，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最讨厌唯唯诺诺的人
陶铸同志喜欢反映真实情况、敢讲真话、敢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讨厌唯唯诺诺、表里不一的人。
在广西剿匪期间，公安部门经常送一批重要匪首案卷请陶铸同志审批。有时案卷太多，高达尺许，他无法详细过目，便要我认真看后将每个案卷列表摘要刊出，再由他审阅。凡经他审批过的案件，我都作了详细登记，以备查看。后来，经他审批的案件量刑上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我向他提出请考虑统一量刑时，他看后认为应该改正。并称赞我这个意见提得好：“你就要提这样的意见，这可以使领导少犯错误，我最讨厌唯唯诺诺的人。”
有一次，陶铸同志到平乐地委视察，听地委书记汇报镇反工作时，这位书记讲到他两个小时批复了下面呈报要杀头的120个罪犯的卷宗。事后，我向陶铸同志说：“平均一分钟连看案卷带签字盖章怎么审批的？”他未吭声。后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向中央报告的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电稿时，陶铸同志说：“剿匪以来我们共杀了5万多人，看来约有三分之一比较草率，属于可杀可不杀的。”电报发往北京后，毛主席肯定了广西剿匪、镇反的成绩，并亲自回电批复。
陶铸同志作报告，一向自己动手，先写好提纲，必要时要秘书搜集有关资料，待作完报告后再整理记录。陶铸同志反对由秘书写好报告照念的做法，他说：“那样的报告是没有人听的。秘书哪有那个水平？如有那个水平他就不当秘书，而是当首长去了。”
严谨作风时刻不敢忘
陶铸同志作风雷厉风行，严格遵守时间，反对松松垮垮、不负责任的拖拉作风。我到陶铸同志处工作的第一天晚上，就犯了一个错误。我原来在机关工作，习惯于按规定晚上10点休息，当晚我等候陶铸同志过了11时见他还未回来，忍不住打瞌睡，便自行上床睡觉。不料快到夜12时，陶铸同志回来，一看我已呼呼大睡，马上把我叫起来，要看当天的文件和电报。我不知道他晚上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要先看当日的文件与电报，所以很紧张，场面很尴尬。陶铸同志看出我的不安，就说：“你刚来，不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我处理不完当日的事，是不能休息的。”这时我才懂得首长不睡，秘书是绝对不能先去睡觉的。
1950年11月，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陶铸同志就要到十万大山视察剿匪工作。头一天命我向广西军区司令部管理处要好汽车，于次日上午8时准时出发。不料到了8时，汽车却没有来，我多次打电话催促，仍未见来。陶铸同志在门口直跺脚，等得很不耐烦。直到上午9时汽车才慢悠悠地开来了。我第一次看到陶铸同志发那么大的脾气，他说：“这么松松垮垮的指挥机关，怎么能剿匪？”
剿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全省转入大搞生产的新阶段，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广西日报》发一篇社论，限3天之后见报，由省委宣传部长刘宏同志负责写好后送陶铸同志审定。3天后，陶铸同志要下乡检查备耕工作，先到刘宏同志家中询问文章写作情况。不料，刘宏同志却说：“还没有动笔呢！”陶铸同志霎时气得脸色发青，但他还是强忍住了心中的怒火。在下乡途中只说了一句话：“真误事！真误事！”后来在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干部问题时，通过决议免去了刘宏同志的宣传部长职务。
秘书工作涉及面广，凡对外联系事务都要谦虚谨慎，口气不能大，更不能自以为是假传圣旨，摆官架子，要非常小心、细心、一丝不苟，要勤请示、多报告，避免差错。1950年中秋节前，四野首长关心将士的生活，决定每人发一斤大米以示慰问，不料电报经过机要室抄报员却将首长写的一斤米误为一斤半，幸好及时发现改正，否则一字之差，就会出现60万斤大米的差额。
保守党、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是秘书人员时刻不能忘记的，要守口如瓶，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绝不可有半点疏忽。在镇反和广西剿匪期间，中央和中南局发来很多重要电报，按规定，电报要定期收回，不能长久保存。为解决工作需要与电报管理的矛盾，陶铸同志要我准备了两个笔记本，将重要的电报抄录下来，放在他保管的可锁皮包内备用。没想到“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将陶家存的文件全抄走了，后集中到北京陶铸专案组。待陶铸同志平反后，中办秘书局在清理陶铸同志文件时，发现写有我名字的两个笔记本并退还给我。这不是我个人的，是陶铸同志备查的绝密电报抄录本，共抄录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南局46份电报，反映了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后来，我将这两个笔记本移交给广东省档案馆陶铸同志卷内保存。
心底无私天地宽
未到陶铸同志身边工作前，总以为高级首长生活很优越，但当我第一天上班后到厨房看他每餐都吃什么时，才发现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他生活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在部队为正团级干部，机关食堂每餐四菜一汤，伙食相当好，而陶铸同志每餐仅两三个小菜，外加一罐辣椒。
1951年9月，陶铸同志从南宁返武汉途中，经过他的老家湖南祁阳，他从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未再回过家。离开南宁前，他告诉我准备利用一两天时间顺路回家看望一下老母亲，要我购置广西产的香蕉、菠萝、柑橘等水果一筐，但不许我将他回家的事告诉任何人。在火车上，他向我介绍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使我特别感动。
火车到了黎家坪，离祁阳县城还有30华里左右，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租马车代步。到了祁阳，陶铸同志先到祁阳中学看望时任祁中校长的哥哥陶自强，参观了以他父亲陶铁铮命名的图书馆。午饭后乘小船行6个小时才到他妹妹的家潘家坪，看望了老母亲。第二天早饭后才回到他的家乡石洞源。石洞源四面环山，树木茂密，风景秀丽。不料，头晚他哥哥派人打了招呼，当我们步行到山口时，就看到他家乡的老百姓、小学生拿着五色彩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迎他。见到这一幕，陶铸同志非常生气：“这是干什么？谁让搞的，快叫他们回去，待会我会看望他们的。别搞这一套吧，不然我就不回村了。”经过劝说，欢迎队伍才散去。我们进村后即逐户访问，并到设在祠堂的小学校里开了座谈会，倾听老乡们的意见。当走到他的家时，残垣断壁，杂草丛生，房屋早在抗日战争时就被日寇烧毁了，看上去满目疮痍。
我们在陶铸同志妹妹和哥哥家，各吃了一顿饭。按部队规定，随员不能白吃。经我们党小组议定，遂在他妹妹和哥哥家的抽屉里各留下50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50元）。回到武汉，我向四野政治部副秘书长刘雪初报告，经批准由财务处报销了。
回到武汉，我先向他的夫人曾志同志详细报告在广西和祁阳的经过，希望她将此事转告陶铸同志，当天晚上12时，陶铸同志手持100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0元），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房间严肃地说：“关相生，你破坏我的名誉，我不是早给你说了吗？这是私事，不能让公家报销。我自己拿钱，明天快把报销条子拿回来。”我知道错了，未再多做解释。第二天，我到财务处交了钱，拿回条子交给陶铸同志，被他当场撕毁了。
陶铸同志离开广州去北京前，因他的住房很陈旧，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他外出时维修了一下，花了15000元。事后，陶铸同志认为不该办这件事，便自己拿出15000元偿还给管理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陶铸同志平反后，军区党委认为此房修好后陶铸同志即去了北京，实际未住，决定将15000元退还给曾志同志，但曾大姐却说：“这是陶铸同志生前决定的事，不能更改。”拒不收款。这两位老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实在令人敬佩。
我用陶铸同志1969年11月病危时赠给曾志同志的诗作为本文的结语：“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关相生：作者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