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吏文化
一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二
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评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三
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一千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数人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
四
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中，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官与吏的区别就好比妻与妾的差别，中国的政制传统就是贵官而贱吏。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明清时期对胥吏打开了“做官”之门，奴才与人才(读书人)终于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两千多年来，胥吏是中国人的实际统治者，“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官相护”的和谐环境下，草民面对酷吏如同牛羊面对虎狼，既无法反抗，也无处申诉。“天高皇帝远”，皇帝作为最高权力只是一种统治的象征，所谓中国的专制政治实际也就是“吏治”。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吏胥集团的世袭化使流动性的官员根本无法抗衡。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使好人被清洗出局，胥吏彻底流氓化。低贱堕落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摘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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