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根据录音整理)
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作者：王德峰
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等。学术专著和译著有《哲学导论》、《时代的精神状况》、《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学术著作有《哲学导论》（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译著《时代的精神状况》；合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多次荣获复旦大学英美奖教、MOTOROLA奖教金，上海市育才奖等。
一、哲学是论道之学
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制度的引进，从西方引进先进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把民主共和制度引入了中国。我们没有见到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看到的却是中国历朝历代末期那样的混乱，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知识分子深入地思考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再先进，如果执行制度的人是旧人而不是新人的话，先进的制度就不会产生出应有的功效。所以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叫做改造民心，启迪民智。他们从制度学派的立场转移到国民改造中去了，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先生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一个遍地是奴才的国度里，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来的。鲁迅先生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就是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根本地改变主奴关系。这就是五四运动启蒙的课题。
毕业时我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近代史，认识到一点：我不应当采取制度学派的立场，国民性格的改造是更根本的任务，所以我的立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1982年我毕业了，即将离开而未离开大学的当口，我碰到一件事情，从根基上动摇了我的新启蒙信念。
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签户口了。我到派出所找户籍警。去了三次没有签成功，心里非常急。这被一个中学同学发现了，他说：“这样吧，我借几张烟票给你，你买两条大前门牌香烟带过去，事情肯定能解决。”于是我回去认真地思考，我想我该不该把烟送过去？我反复想，想来想去，生存是第一位，口粮是根本，我肚子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独立人格。于是我硬着头皮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一声不响地把那两条烟放在户籍警的桌上。他一看，脸上松动了。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户口迁移证明交到我手里。
我捧着这张户口迁移证明跨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在跨出的那一刻，心里非常难过。我难过不是因为那两条烟，而是我的信念被动摇了。我以为我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我要为民族的进步出力，要发动新启蒙运动，要启迪民智；但我又做了一次奴才，我还启发别人？我想，假如我有一条启蒙的信念，那么我得先有独立的人格，但我却没有做到独立的人格，根源在哪里？我想我的奴性应该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中国人的奴性应该不是基因造成的。那么我的奴性来自哪里呢？突然就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原来让我有奴性的不是我的基因，而是逼迫我低头的那个屋檐，要去掉我的奴性，就要拆掉那个屋檐。拆屋檐是件什么事情？让我低头的就是那个不好的制度，所以拆屋檐就是要改造制度。
这样一想，你们猜我回到哪里去了？我回到制度学派的立场上去了。这让我非常痛苦。1982年的那个夏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制度和国民性格究竟谁决定谁？想来想去终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相互作用”。可我知道认为“相互作用”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我拿起了一本书——黑格尔的《小逻辑》。很巧的是我翻到这样一页，大意是：倘若我们看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假如我们对这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 “相互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正文底下有附释，大意是这样说的：倘若我们来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两者之间关系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这样说，斯巴达人有如此的风俗制度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斯巴达人有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风俗制度如此，这就叫相互作用。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中，我们既未曾理解斯巴达人的制度，同样也未曾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因为这两样东西来自更根本的东西，那叫做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要用概念来把握的。
我读到这里心中恍然大悟。突然也就想起了中国的《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这个概念不只是杯子之类的器皿，还可以指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那么“形而上者”就是不可被直接经验到、被感知到的，那叫道。所以黑格尔启发了我，使我突然领悟了《周易》这句话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四年来思考制度和国民性格两者关系的时候，我思考来思考去，始终停留在器的层面。典章制度是器，国民性格也是器。精神才和道有关。斯巴达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达人对道的领会。倘若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最终要研究到中国人对道的领会。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四年学哲学根本没进入过哲学。我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在学习，因为我在拿哲学的命题来讨论器本身。哲学不是论器的学问，哲学是论道的学问。“道可道，非常道。”哲学专门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尽管说不出来道是什么，但还是坚持说，说了几千年之久。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论道的，欧洲人从古希腊开始论道，中国人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论道，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不可言说，你说的和我说的会不一样，彼此就争论起来，那叫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古希腊的各种哲学学派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二、中西方论道路径的差别
1.西方的论道路径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姑且不讨论古希腊，就讲近代的。讲一个学说——康德哲学。
我现在拿起一块手表给大家看，然后说：“这是我王德峰的私有财产，”大家全都能理解。你们理解我这句话的原因或者根据、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走进这个教室的时候，大家分明看见了这块手表戴在我左手的手腕上呢？不是这个缘故。我的手腕无法占有这块手表，手表是一种物，手腕是另一种物，此物无法占有彼物。
那么那个王德峰是什么呢？是超感觉的东西，超越感性的，不可被感知的，但是它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能够占有这块手表。这样的东西用英语叫person。这个person的真正含义叫人格。所以占有这块手表的不是被称为王德峰的身体的，而是被称为王德峰的人格的，人格当然超感觉，它不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康德哲学怎么说它呢？用一个词，叫noumena。Noumena在新英汉词典中的解释叫本体，和现象对立。
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一想到现象、本体这些非常抽象的范畴，总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有所指，而所指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指到我们每一个人了。作为你的身体来说，你是phenomena，作为你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来说，你就是noumena。
这样一种存在哲学上被讨论了，就是被论道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产生了——倘若你侵犯我王德峰的这块手表，就是侵犯我的私有财产，你其实在侵犯什么？人格。所以西方人有那句话了，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财产和人格直接联系在一起。
所以康德的哲学讨论的是让社会世界成为可能的基础，这就是论道。因为这个社会世界的根据如此。我们才应该根据这个根据来建立社会制度，那就是器。西方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超感觉的，用康德的话叫本体界或智思界。
2.中国的论道路径
以孔子作例子。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假如英国某一个汉学家对中国的学问尤其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感兴趣，那他一定要研究孔子，读孔子的书，有一本非读不可——《论语》。
假定这个英国的汉学家打开《论语》来看，他读着读着，困惑就来了——虽然他发现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他后来发现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说了不同的话。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
汉学家跟我讲，“哲学应当有严格的范畴推演，逻辑推理，最后要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我看孔子的《论语》里就没有什么概念、判断、推理、范畴的演绎，这算不算哲学？”我马上反问他：“为什么哲学非做出你们那个形态呢？”他说：“那么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理解你们中国的哲学呢？”我说：“就请你念其中的一段，慢慢地体会。”
这一段是这样的，宰予有一天问他的老师孔子：“按照周礼的话，父母亲如果去世，我们要服丧三年。三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孔子反问道：“假如你父母亲去世后，你服丧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你心安还是不安啊？”宰予回答说“我心安”。“今女安，则为之！”宰予刚走，孔子就忍不住说：“予之不仁也！”
我们继续虚构。那个英国汉学家过了一阵子来找我了，他说：“原来孔子在《论语》中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有不同的说法，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原来仁与不仁的区分，标准不在头脑的思考里，在心安还是不安里。而心安和不安是什么呢？是生命情感。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孔子讲的哲学的真理，是从生命情感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苏格拉底的善肯定是概念，而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什么？生命情感。”
西方人相信什么？他们相信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当中找到。中国人在做哲学的时候也要寻找普遍真理，所以它叫哲学。但是中国人寻找普遍真理不在理性中找，也根本没区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在我们的生命感受中找，从生命情感当中阐发普遍真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路数。
三、中国的文化命运
论道路径的不一样，导致的结果是命运的不同。这个命运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当下的中国人。论道造成的传统，也就是文化精神传统。
西方人对中国一个最大的惊讶是什么？——这样一个民族很奇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没有上帝管束人心，居然有长久的文明，还有和平的秩序时代。在西方人看来，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本质，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让人们敬畏，人们才能管住自己的心。
中国没这样的神，中国不靠宗教，靠的是哲学，不是管束人心，而是理顺人心。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超验的神给我们警告和启示，来自同样是人间的另外一类人树立的榜样。“学而优则仕”，谁学圣贤学得比较好谁就可以做官。他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造福百姓，而是教化百姓。但是我们没有其他手段来保证我们一定得到贤明的父母官，一方百姓取得贤明的父母官取决于偶然性。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悲剧结果。
**** Hidden Message ***** 王老师在学校外号“wonderful”，哲学导论讲的不错 中国不靠宗教，靠的是哲学 中西方哲学差别就是这么大 很少见到这样有深度的文章了 是应该好好研究民族文化的时候了，否则以后就真的没有中国人了！ 学习一下。表达一下心情！ !!!!!!!!!!!!!!!!!!!!!!!!!!!!!!!!!!!!!!!!!!!!!!!!!!!!! 这个很牛啊 很难理解，有些已经超越了认知所能达到的范围，不着急、慢慢看，也许阅历丰富了，也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