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官话”
“官话”最早出现在三千年前，当时称“雅言”，中央派到各地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故名“官话”。明清时期则指官员从事公务活动必须讲的“标准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为何“官话”当今如此地招来人们不齿？这就得从“官话”的演变讲起。如果说古时的“官话”只是一种雅言，后来发展也不过是仕途上互相交流的“普通话”，并不见得有多少贬意，也无碍大局，自然不会招来人们的非议。而今天的“官话”，不仅如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所言，目前有的地方领导和群众讲话是两套语系，领导讲的话群众不爱听或听不懂，群众讲的话领导不爱听或听不懂，而群众则认为，一些领导讲的话越来越拗，听不懂，尽是些套话、空话、废话，不信你看：一些大小会议，凡会没有不隆重的，领导讲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听后无不使人“深受鼓舞”、“倍受启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深刻而又全面”、“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工作取得的成绩无不是“巨大的”，阶段工作总是“上了一个新台阶”，上下左右的关系总是“和谐的”等等。会后的布置总是根据某领导的重要指示认真讨论、深刻领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难怪台下听众说：“这些话耳朵听得出茧了。”一些开会的“常客”更是把这些官话都能倒背如流了。因此，尽管台上人讲得眉飞色舞、神情激动，台下人却打哈欠伸懒腰，有的干脆打呼噜睡大觉，一些地方不得不“整顿会风”，对那些开会打瞌睡的人进行处理，可是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本不见有何实效，人们最多硬撑着听个无味的讲话，这自然谈不上“会议质量”了。
尽管人们对“官话”越来越反感，斥之“祸国殃民”，媒体也大加鞭挞并呼吁根除这些“正确的废话”，然而“官话”总是不见销声匿迹，原因之一是政治上有保险，不会出差错，因此很得一些官员的喜爱。一些官员，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任职，首先考虑的不是考察民情、关心民生，如何才能科学发展，总是想出一套套能轰动上下四邻的“品牌官话”；二是有一批“官话”设计师，很会迎合这些官员的爱好，按某种固有的模式挤压出句式对仗工整、修辞逻辑严密、“水平”越来越高的仕途套话。因此要根除这些官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更不是拙文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我们不得不在此进言：好讲套话、空话、大话、好打官腔者，收敛收敛吧，这样的“官话”在群众中确实不看好！□万 德 官话、套话为何禁而不绝？原因可能不外乎三种：一是形成了路径依赖，随口说出来；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或不敢说真话、普通人的话；三是缺乏实地调查和独立思考，真话说不出来。无论哪一种，背后往往是官僚思维，是僵化作风与权力惰性。
要克服官员们习惯性的“官话”流俗，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就像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被舆论认为有个性的官员王旭明所言，“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改变“官话”背后那套对上不对下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只有仕途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官员们普遍对群众负责，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这套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规则，自然就没了市场。
中国式“官话”的泛滥，反映了老百姓选拔与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还十分有限，这不是喊几句就能改变，或者出现几个个性官员就能改正过来的，也不是对官员们加以培训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有个过程。但作为第一步，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或者说真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假如连这点儿都做不到，大家就只能讲大话、套话、空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
总之，中国式官话表现为一套“重复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通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它背后的根源，是干部选拔方式。不把干部选拔的权力交还百姓，官话、套话就不可能消除。（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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