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看“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在新时期的一个战略任务，并且由此而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以及“和谐”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还有人提出了一种“和谐哲学”的理论。这些理论中的许多深刻思想，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我们从这些“和谐哲学”中，还能够发现一个明显的理论倾向，就是有些人把“和谐”与“矛盾”作为两个互相排斥、绝对对立的范畴，来进行研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和谐”与“矛盾”这两个范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全局地位的领导者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自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来，在有一些人那里，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他们的常识性想象中，“和谐社会”就是一种没有矛盾的社会；反过来说，如果仍然存在着矛盾，那就不是“和谐社会”。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就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倾向，即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消除或者减少矛盾的过程。逻辑的结论就是，矛盾越少越“和谐”，完全没有矛盾了，那就是达到了“和谐”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一些人心目中的所谓“和谐哲学”。
我们要问：这样的“和谐哲学”符合实际吗？稍微有一些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明白，在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部门中，它的成员都会有各自的利益，而且每个人的需要都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之间就必然会显示出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样，这个共同体内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博弈的状况。“利益博弈”是什么？就是矛盾。当然，利益的性质不同，人们之间的矛盾也会不同，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也有非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但是，没有利害冲突的社会共同体，不是活的有机体，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和谐社会”。
也许有人会说，在旧社会的企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有利害冲突的，而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与企业之间，就没有利害冲突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利害冲突，仍然存在着。比如说，以工会为代表的工人一方，以企业为代表为另一方，每个时期都要搞集体协商，进行工资调整的谈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利害冲突，要以这样的方式为解决矛盾寻找出路。这就是说，凡是有利益关系的地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有矛盾，就得想办法解决矛盾。所以，排斥矛盾的所谓“和谐哲学”，是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
同样地还要问：这样的“和谐哲学”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部门，之所以能够运转起来，并且还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能量，最主要的因为它是由一些具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所构成的有机体；反之，企图消灭个性差别的、千篇一律的“统一共同体”、上下保持绝对“一致”的稳定“团体”，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集体”，那是不可能有什么活力的，因为这样的“集体”，只不过是一部按照领导者的指挥，进行运转的机械而已。这就是说，只要是由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构成的有机体，其内部就会有矛盾，而正是因为有矛盾，才使其成为活的社会有机体。很显然，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成为充满生机的活的社会有机体，否则，否认或者抹杀矛盾，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这种否认矛盾的所谓“和谐哲学”，在理论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人把“和谐”与“矛盾”作为两个互相排斥、绝对对立的范畴来看，从而就必然会把“和谐社会”看做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纯而又纯的、绝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在现实中，这样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某些人的一种幻想而已。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历史教训的。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根据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目标，急躁冒进，强迫群众搞生活的“集体化”和“军事化”。因为这种作法，完全脱离生活实际，无视人性差异，否认客观矛盾，结果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不少领导者仍然没有认真吸取这个教训。当年那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旧病复发，于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些人产生出了一种新的“矛盾恐惧症”，就是一个突出表现。他们为了彰显自己建设和谐社会的“成绩”，就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弄虚作假，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而这些人最怕的是，媒体对该地区或者部门的矛盾的揭露，所以，无理刁难、打击那些敢说真话的新闻记者，迫害反映实际情况的材夜思人员，千方百计地制造“和谐”的假象，骗取“政绩”。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掩盖矛盾，结果是矛盾百出；而那些老老实实的领导者，实事求是地袒露自己部门的矛盾，正视这些矛盾，为了人民的利益，寻求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才能够建设起货真价实的和谐社会。作者：宋惠昌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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