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权力的隐性来源
从不少国家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我国有些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受访的多位专家分析认为，秘书角色的错位，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分解不合理，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的职责分界含糊，在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fubai在所难免。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现时体制框架下，领导干部的秘书无形中获得了两种“隐性权力”：
一种是由领导干部演化而来的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节”上，由此派生出的权力。
“有些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指出，“有些领导干部检查工作走的也是秘书和基层领导干部安排好的线路，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作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如果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的话，工作中对秘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 ”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认为，尤其是“一把手”的秘书，处在非常关键的特殊位置，是上通下达的关口，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想通过打通秘书这个关节来接近领导干部，谋取利益，秘书稍一放松自律，就很难抵挡诱惑。
其二，秘书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
“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对记者说，“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身边人’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只要把握不住，就容易将公权私有化。 ”
“我国领导干部秘书的选拔工作不规范，法规没有对领导干部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规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这样导致很多秘书的选拔，基本是领导干部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秘书时，领导干部的个人喜好占了上风。 ”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
“因为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人’，其他人或有关监督职能部门投鼠忌器，不能监督、不愿监督，也不敢监督。”李成言指出，“在目前体制对‘一把手’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使得领导干部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上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 ”
据了解，“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马后，曾与新华社记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 ”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曾经在中央某部委任职的老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人惧畏领导干部的秘书，原因是他们属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与领导干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对他们宁愿退避三舍，也不会得罪。 ”
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不少受访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可以说，领导干部权力越大，其秘书‘含金量’自然就越大。秘书主要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杨钟红分析认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领导干部秘书当成拉拢腐蚀的对象，是因为通过秘书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条‘通天’的捷径。 ”
“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也很容易滋长‘身边人’的权欲观念。”李成言认为，“秘书在权力的运作中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己的fubai，其罪恶勾当就让秘书去做。可以说，领导干部fubai，必然会要求秘书fubai。如果没有fubai的领导干部为秘书撑腰打气作后台，无职无权的秘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搞fubai，所以秘书fubai的根源在领导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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