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来龙去脉
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主持编修《氏族志》，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士族门第观念仍然留存，高士廉等依照俗习，列博陵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等人皆起于闾阎布衣，至今受人推仰，又有谁在意他们的出身？倒是那些所谓名门望族，世代衰微，其子孙才行衰薄，全无冠盖，却仍自矜门第，弃廉忘耻，仅靠与新贵联姻索取些钱财，而傲慢如故。如今三品以上贵显，或以德行，或以功勋，或以文学，何曾见到这些人的影子！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不知世人何以贵之？我让你们编撰此书，正是为了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你们却仍以崔氏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要求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亲自拟定了编修原则：“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高士廉等秉承圣意，最终将李世民所在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等，将皇后所在的长孙氏列为第二等，而将崔氏降为了第三等。编修《氏族志》，在当时是一大政治事件。李世民所说的一番话，当然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姓氏之争，实乃借编修此书，达到扶植新兴统治力量、抑制旧有士族门阀、巩固唐王朝新政权的目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争夺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将出身门第作为评判一个人地位、价值的标准不同，唐太宗在这里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止取今日官爵高下”。即不管你是何等出身，只要官位高显，则你的姓氏也将随你尊贵；反之，如若寂寂无闻，则出身再好也无济于事，你的姓氏也将居于下等。
将官职高低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地位、价值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李世民可以说是“官本位”的首创者。追溯“官本位”的这一发端，应当说，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毕竟，门第出身不可改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能由其出身来决定，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命运，同时也为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个途径。也因此，在唐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时，标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的兴起，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了。必须看到，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阶层之间得以保持流动的空间与可能性。一旦社会结构出现板结化，阶层之间的流动陷于停滞，处于上层的群体就会蜕变为特权阶层，处于下层的群体则会因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满不平和怨恨，并被迫采取暴力的方式去获取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事实上，“官本位”之前，固守“门第本位”不放的士族门阀就是在庶族寒门的暴力革命中受到摧毁性打击，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古人是不会想到“官本位”这个词的。事实上，即使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尚未收录该词。一般认为，“官本位”是指，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作为一种核心的标准尺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有人考究过，“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原本从经济学名词——“金本位”化用而来。由于它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因此得到迅速认可和采用。同样，唐太宗自然也不会想到，由他倡导的这一价值尺度，历经千百年，竟会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糟糕的遗产之一，成为异化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最大一个桎梏。仅是每年一度的公务员“国考”热，就仿佛不断地在提醒、刺激着中国人对“官本位”那难以言说之痛与不可承受之重。
考察“官本位”的表现及其危害，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体制之内的唯官是从。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谁官大听谁的”，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地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围着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在转。不管是多大的事情，领导一声令下就可以定夺；也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只要领导一关心过问，下面马上就要认真贯彻坚决落实。事情办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会议重要不重要，看出席的领导大不大。在这样“长官意志”、“一言堂”之下，其他人仿佛只是附属物，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创造性，即使是对领导决策有意见也不敢提、不愿提、不能提。二是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当官”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彰显自己的“成就”。某某的孩子考上公务员了、当上一官半职了，那叫有出息；某某十几年了还在原地踏步，那是没混好。不仅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各行各业，评判一个人是否“优”，只要看他“仕”了没。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厅级专家、部级校长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称号”。
“官本位”表面上看不过是人们对于权力近乎病态的依附，但是，人们为什么要依附于权力呢？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与其说是人们依附于权力，不如说是因为权力占有了太多利益，以至于人们要对它趋之若鹜、毕恭毕敬。比如说，在体制之内，只要“一把手”把控着用人权，想要将“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就难以实现，想要“当大官”的氛围也不会改变。在社会范围内，只要公权力还掌握着过多而其实是不应当属于它的资源，那么，通过权力“寻租”的冲动就不会遏止，渴求权力的欲望也不会消退。
尽管“官本位”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因素，但是，通过上面所述，解决“官本位”，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一是体制之内的放权。更多地引入民意、扩大民主，变“谁官大谁说了算”为民主、民意说了算，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二是社会范围内的让利。两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治国之道时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下）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要认识到，一个政府管得好不好，首先在于明确“群己权界”，属于自己的权责绝不推脱，不属于自己的也不越俎代庖大包大揽。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民政会议上所指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用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政府要勇于让利于民、让利于社会，不让各行各业都围绕公权力来做文章“寻租”求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意识、公民风范的社会形态，以“社会本位”取代“官本位”。作者：张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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