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机关先进性教育报告会上的演讲报告（节选）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光辉典范——在全国政协机关先进性教育报告会上的演讲报告（节选）
赵 炜
曾经有位记者让我用几句话来概括向周总理和邓大姐学习什么。我总结出三点：一是他们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二是无私奉献，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里，我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要求，把自己在工作中对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了解，向大家作些介绍。
一、他们具有远大理想，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周总理和邓大姐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从小志向高远，年仅13岁时，就庄重地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誓言。192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认定了主义的同时，他也认定了邓大姐，因为在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他将志同道合当作最重要的标准。他对邓大姐的求爱方式很特别。他从欧洲寄给邓大姐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名片，在名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他们两人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在信中，他们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他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正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的爱情和结合就像邓大姐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中所说的那样“谁也没有计较过谁的貌相，计较过性格有什么差异，而是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爱情的基石和保证”。
1979年，一次邓大姐在党校做报告的时候，有同志提出让她讲一下周总理。邓大姐从来不为总理说什么，不过这次她破了例。她说到，周恩来同志无论是在什么艰难困苦面前，任何风险面前，无论在受什么样的批评、打击、挫折面前，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一直保持着革命的斗志、坚定的信仰和立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78年3月份，已经停止工作十年的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与会的一些同志已经十年没有参加工作了。邓大姐在会上鼓励大家：不要丧失信心，要把失掉的东西找回来。有一次，在出席青年作家表彰会时，丁玲说自己老了，邓大姐当即表示：“丁玲同志没有老。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老了，但不服老。老是自然规律，我所说的是思想、信念没有老。”邓大姐十分欣赏这几句诗：“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人民的世界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它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二、他们牢记宗旨，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周总理、邓大姐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实践着这一宗旨。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胸前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而且只戴这一种纪念章，他最喜欢“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周总理和邓大姐曾说：“我们参加革命五十年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很多同志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每当我们想起这些同志，就感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须加倍地努力，把烈士未竟的工作也承担起来。”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周总理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誓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整整587天，周总理先后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就要做一次手术。但只要身体能支持，就一直坚持工作，坚持批阅、处理文件。这期间，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8次……始终没有放下工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周总理已经不能看文件了，就由邓大姐和我为他读文件。周总理去世前，对我们说他死后要把骨灰撒掉。“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在想着为人民服务，这是何等的境界！
我们这些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的人，都感受到周总理对人民的那种真诚的热情。他常常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当中。北京修十三陵水库的时候，总理有两次带队劳动，在工地上与水库的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前，他对大家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都是普通劳动者。”他每天劳动8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中午和大家一起排队打午饭，而后就席地而坐，吃一口干粮、吃一口咸菜、喝一口白开水，和大家边吃边谈。
周总理对人民的关心，无处不有，无时不在。1960年8月，他陪斯诺参观密云水库。当他知道还没有建好移民的房子时，就生气地说：“你们不把移民的房子建好，我再也不来了。”1954年，北京交通有问题，职工上下班非常拥挤。总理知道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坐公共汽车转了北京大半圈，亲身体验群众的乘车难问题，后来指示北京市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1963年5月1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遇难沉没。听到消息后，总理连夜召集会议，亲自到上海东海舰队和打捞局，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暴露了交通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委的也要亲自到一线，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第二天总理就到了灾区。初春时节，北风呼啸，气温很低，他给数千名群众讲话。到会场一看，群众坐的是顶风，自己是背风，就对县委书记说：“风沙这么大，非要让老乡们顶风坐么？你说一个人和几千人相比，哪个更需要照顾呢？”在总理的要求下，群众调转过身来，而总理却顶着风和群众讲话。他那天走了5个村子，听了3个小时汇报，水都没顾上喝，后来还是在救灾部队吃的饭。当时部队没有准备，他说“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部队领导让杀了一只鸡，但总理没有吃，还批评了那位同志。
周总理重视人民来信，多次交代国务院工作人员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人民呼声。他说:“即使封建衙门门口还摆着一面鼓呢，更何况我们是人民公仆。要真正联系人民群众，就必须听真话。”5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同志认为总理日程排得很满，每天的《疫情日报》就不送了，等总理晚上回来再看。可总理知道后对此很不满意，批评道：“这是死人的事情，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耽误呢？”
我们经常听总理说：我是政府总理，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在我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他出去的时候经常提醒司机“开车慢点，不要抢，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群众”；每到路口、人多的地方，他不让司机按喇叭，怕惊动了行人。
邓大姐和周总理一样，心系人民，克己为民。1976年12月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邓颖超为副委员长。这是早在毛主席生前，1975年10月22号就批准了的，但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总理一贯压着大姐，而大姐也非常理解总理。因为当时江青、叶群都在政治局，总理就觉得邓大姐再当人大副委员长是不合适的；邓大姐也说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自己不应该出面担当这个职务。在人大常委会通过邓大姐担当副委员长时，大姐讲话说：“党中央分配给我的工作和职务，既是毛主席生前批准同意的，现在又得到同志们的一致议定，我觉得非常光荣、非常激动，同时也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服从组织决定，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和各位副委员长、各位常委一起，共同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团结，做好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三、他们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是廉政守纪的杰出典范
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人生调色板中，最为浓墨重彩、光华夺目的，是他们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周总理曾经提出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亲属关和社会关，而且特别强调要过好后三关。他从不文过饰非，相反在他的文章和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都经常可以看到和听到他作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的事例。
他们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省市领导同志迎接，不许宴请陪餐；饭菜两菜一汤，不许有酒水招待，不许上高级菜，不许摆水果，茶叶自备；去公共场所，不许戒严。这些规定，地方的同志开始还不理解，后来也就习惯照办了。他们教育我们工作人员不要有优越感，平时工作和待人接物要注意，无论是谁，不准用办公室的名义牟取私利，不要搞特殊。还要求我们不能盛气凌人，不要高人一等、以势压人，凡事要冷静，以理服人；不要提前晋级；不要接受礼物。有一次，有人送给总理两盒福建特产，总理和大姐要给他寄去50块钱，我说这钱寄多了，但他们说就是要寄这么多，要教育教育他，今后不准再买。还有一次，周总理家乡淮安送东西来，他们不但寄去了100块钱，还寄去了一份中央文件教育人家。办公室同志谁也不敢代他们接收礼物，接收了就很难处理。
四、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大的风范永远激励后人
我23岁进西花厅，当时没有想到过有总理逝世的那一天。总理住院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他的病情能好转。当时大姐不让我去医院，而是她自己去,秘书挑出文件来，大姐给总理念。最后两三个月，总理点名让我陪着大姐去，给他念文件，当翻译(总理病重时，口音很重)。当时我们都想从大姐的脸上看出总理的病情，但总看不出来。
有一次，在谈工作之前，总理同我谈起了死后骨灰处理的事情，我认为这对他养病不利，就劝他不要谈。他说：“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我心里特别难受，想哭又不敢哭。他说：“我和大姐十几年前就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是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够保证我骨灰能撒掉，那要中央批准。不过大姐能反映我的意见。如果大姐死在我的面前，我可以保证她的骨灰撒掉。我先死了，你也无法保证不保留大姐骨灰，但你可以向中央提出大姐的要求。”我忍着泪水听完这些话，转告了大姐。大姐告诉我，早在1956年，他们就对后事有了约定。那年4月27日，毛主席倡议中央委员带头实行火葬，周总理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邓大姐当时外出不在北京，回来后也表示赞成。
在1975年l0月，大姐召集了我们四位秘书，说组织决定告诉我们总理得的是癌症，根据医生判断，不会过明年的春节，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顿时，我感到头昏眼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都在流泪，但不敢大声，怕惊扰大姐。但是大姐很坚强，说：“这一天总会来到的，只是时间问题。”听到这些，我们只好把眼泪默默地往肚子里咽，说声“大姐保重”。
11月初，我去了医院，当时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总理了。见总理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打招呼。如果称呼他为总理，他会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没有干工作，怎么能叫我总理？当我快到的时候，大姐嘱咐我：“赵炜，你就叫一声‘总理’吧。记住，到那里后不能掉眼泪。”我就知道总理的病情肯定比一个月前严重多了。见到总理后，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我说刚从外面来，不要握手了，可总理说不行，要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说：“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我点点头，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实在止不住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大姐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衣服，我赶快往外跑，站在走廊里哭。
总理去世时，邓大姐向中央提了三点：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当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说：“不开追悼会不好向老百姓交代！”大家都同意了。中央同意撒掉总理的骨灰，满足了总理的意愿，大姐感到欣慰，她说自己的骨灰也可以撒掉了。
总理的骨灰撒到哪里呢？大姐想得很简单：到西山撒掉就行了。她说不要惊动任何人，由她带着支部的几个同志，选择一个夜晚人少的时间，将骨灰撒掉就行啦。结果找来找去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时，我们都不同意她的这种想法，认为不能那样做。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更不能那样办。最后，组织上决定用“安二”飞机(撒农药的飞机)去撒总理的骨灰，骨灰最后撒到了北京、长城、海河、黄河。
总理和大姐去世时穿的衣服都是旧的。大姐的观点是：新衣服是给活人看的，死者什么也不知道，一把火烧掉，是个极大的浪费。钱是人民给的，留下来交党费！总理的骨灰盒用的不是最好的，是一般的，而且大姐说要和总理用一个骨灰盒，她认为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撒掉了，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省一点钱，虽然钱不多，也要节约。大姐去世的时候，我向中央反映邓大姐不搞吊唁的遗愿，当时负责邓大姐丧事的领导同志说这不合适，让我回去布置一下灵堂，谁愿意去都可以。结果后来来了几千人，送了200多个大花圈，都是自愿来的。
我记得一个日本朋友曾问我：“你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周恩来为什么就没有什么说法？”我对他说：“你提出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他说：“可以提周恩来精神。”我说：“你的提法很好，希望以后能这样”。没想到的是，后来在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周恩来精神”的概念，并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召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巨大力量。周恩来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周恩来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周恩来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国内工作中，他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这对革命夫妻，品德高尚，光彩照人，他们的每一滴血都包含着舍己为人的品质，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带有救国救民的基因，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离开我们了，可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要赞美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精神，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作者系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 转自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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