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社会组织“放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指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所谓社会组织，就是某些社会成员，根据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立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建立起来的组织，有领导，有分工，有协作，有章程。社会组织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大量的社会组织，比如无数的行业公会、同乡会，等等。
此前，广东新出台的社会组织管理规定，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应该说，这样的规定，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更符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需求。
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则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的价值在于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社会管理领域，许多事情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社会组织恰恰有优势。同时，社会组织也有利于整合社会结构。在组织原则上，政府与社会组织本质上一致，其成立都是因为权利并依照权利，而其目的也都是为了保障、实现社会成员的权利。因而，社会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优化，使社会更加稳定。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细胞，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目前情况看，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迫切需要向社会组织放权，给予其一个发挥活力和作用的制度出口。一方面要进一步加速政府职能的转换转型，推动“政社分离、还社于民”。将目前由政府掌握的“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还给社会，推动大量“官办”色彩浓厚的社会组织摆脱“养老院、二政府”的角色，使其回归到民间社会组织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如不断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力度，出台针对社会组织的各种税收减免政策，以降低其运行成本。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一直实行的是管制政策，这必然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困境。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指出，要大力培养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而“社会组织登记不再需挂靠”就是信任社会组织、主动承认社会组织力量的开始。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的力度，以确保其公益本色。因为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并不意味着监管的门槛也应降低。恰恰相反，要维护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在“宽审批”的同时，必须辅以“严监管”，税收、审计、司法方面的全面监管一个都不能少。不然的话，前期丑闻不断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宋基会，便是前车之鉴。
建设社会组织，为社会扩容，为体制效率提速。一个优良的社会不仅需要喜人的GDP增速，还要为广大民众的幸福增值。作者：吴学安 来源：学习时报 在美国十个月的访学时间，我的驻地就在位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旁的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属于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现代历史的发源地。1620年11月，载着102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就在该州的普利茅斯靠岸。这些遭受英国国教残酷迫害而又富于探险精神的清教徒在上岸之前共同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要建立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实行公正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从那时起，新英格兰地区的自治传统开始形成。而后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从这里拉开，波士顿倾茶事件、莱克星顿的枪声都发生在这里，这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为摆脱殖民者统治，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自治的坚定信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马萨诸塞州是美国自治精神的发祥地。
巧合的是，1831年曾经写出过《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也是在离波士顿不远的罗德岛纽波特上岸，然后开始其对美国为期九个多月的考察。根据《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的作者皮尔逊教授对托克维尔行程进行的精心研究，他主要考察的地区也是新英格兰地区。而且也是在波士顿，托克维尔逐渐形成了几乎可以作为他整个社会哲学体系基础的结论，即政府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人无能为力时才求援的备用力量。他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当时的校长昆西深入地讨论了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并开始认识到一个对个人发展限制很少的政府所起的重大作用。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打算进行某一公益事业，比如说创办一座医院或一所中学，则他可能更容易得到国人的同情和自愿合作，比向政府求援还有效。当然，一个人的行动肯定没有公家的行动大。但是，如果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效益就将大得多，而且会产生在执行任何政府计划时都无望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影响”。
我有幸能够循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在其考察最频繁的新英格兰地区，同时也是美国最具自治传统和自治精神的地区生活学习。在这里，我试图通过体验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主体和核心要素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来重寻托克维尔笔下的那个繁荣、活跃、自治、与政府界限明晰的公民社会。
将近十个月的访学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托克维尔笔下不太一样的美国的公民社会。它并不像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表现得那么悲观：人们放弃集体活动而选择独自娱乐，社会组织在减少，社会资本在流失。相反，从我的观察来看，美国人无论处于什么年龄、无论处于什么地位、无论有着什么兴趣，依然可以自由地结社，人们也习惯于参加或组织不同的社会组织。其中既有小规模的 6―7个人的社会组织，也有大规模的遍布全国的有上百万会员的社会组织；既有外来移民组成的社会组织，也有本地居民组织的社会组织；既有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也有专门进行政策游说的社会组织；既有只服务于本社区的社会组织，也有服务于全球的社会组织。此外，人们到社会组织求职的热情一点不亚于营利组织。在我参加的波士顿的一场社会组织职业招聘会上，180多家社会组织到场提供了上千个就业岗位，现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求职者络绎不绝，很多展台前都排起了长队，等待与招聘者交流。即使在哈佛大学，虽然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投身于金融界，但进入一家颇具规模的社会组织（如：美国联合基金会）也被他们认为是不错的职业选择。
我在哈佛旁听了一门关于公民社会的课程，在讲到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时，布朗教授从服务与治理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一关系。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他认为目前学者更多地偏向用伙伴关系来形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这一层面合约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方会寻求不同层次的合作；在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即社会组织有利于政府建设，同时有效的行政体制会为公民参与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而协同的关键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和“嵌入”，但嵌入往往意味着双方有成员之间的重叠，这使得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为复杂，界限更为模糊。在现实中，人们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不断转换职位角色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部长赵小兰，在出任劳工部长之前，就曾担任过美国联合基金会的主席。
当我向美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请教美国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时，他们往往会笑着说“让你失望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异常紧密，社会组织约30%的收入来源于政府，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公民社会，相反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一位在美国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学者告诉我，在她看来中美两国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没有性质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当我就美国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向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求证时，他们所持的态度因组织的不同差异很大。有的组织负责人认为其所在的组织跟政府基本没有联系，组织的资金全部来自于基金会和个人捐赠；但也有组织的负责人认为组织与政府关系密切，组织80%以上的资金曾经来源于政府，目前虽然比例有所下调，但也占到30%以上；当然还有大量的组织负责人认为有一定的联系，他们有些是在起步阶段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有些则试图在目前阶段向政府申请项目资助。
托克维尔笔下令人向往的结社图景在今日的美国依然是那么生动、活跃。只是当年在这一派繁荣的景象背后，政府的作用是被严格限制在公民社会之外的。“政府只会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只支持它所统一的感情和思想”，一旦它进入人们的结社生活就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暴政”。而今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美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异常紧密的伙伴关系，社会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支持政策，政府的社会治理也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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