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讲座：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气运
说起江南的城市，大家都不会太陌生。不过和以前多为谈江南历史、谈区域经济或文献整理等不同，这次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士林，在人文大讲堂上和读者交流的是，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刘士林说，以作家的眼光看江南城市的兴衰与变迁，不只是比一般的学术研究多了些人文情怀。这份充满人文色彩与价值的思想史与文化史遗产，为当代长三角重建江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及其现代命运
江南名城众多，不能一一道来。但把南京、杭州、扬州和苏州称为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歧义。了解了它们在现代进程中的兴衰，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江南城市群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剖析它们独特的性格、气质与悲剧性的内在冲突，也就大体上参透了江南城市群的文化矛盾与命运谶语。
要想深入了解现代作家江南城市书写的意义，首先需要对古代城市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的核心功能是政治与军事，历史上的北方都城与军事要塞城市都属此类。后者的核心功能是经济与消费，江南城市也包括其他区域的商业中心城市属于这一类。
但另一方面，在权力资源和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和专制的古代社会，“苏杭型”城市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演化，而只能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苟全于世”。江南城市最基本和最深层的性格与气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积淀、生成的。
我把它称为“欲罢不能”和“欲说还休”。一方面，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上有所建树，因而历史上，“苏杭型”城市就如同喜欢“纸上谈兵”的古代书生，它们总是会不由自主或半推半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与军事均不是江南城市的所长，每一个想成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最后都难逃“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惨宿命。这时，真正能够安慰和吸引它们的，就不再是“闻鸡起舞”和“中流击楫”的英雄事业，而是“自作新词曲最娇，小红低唱我吹萧”的文人情怀，或“钿头银笆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世俗快乐。
杭州和南京：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决定态度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和南京。
南京与杭州曾分别是吴文化区与越文化区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也有过称霸一时、与列强相颉颃的光荣历史。由于这样的地位与历史，这两个城市的政治与军事冲动，在江南城市群中也是最突出的。以元初、清初为例，在中原和北方的“关西大汉”都纷纷放弃抵抗之后，在人们印象中一直软绵绵的江南“才子佳人”，却会成为在军事是抵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捍卫夷夏之别的主力军。
从深层说，这与江南城市文化中深藏的“政治情结”有关。但实际情况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反复看到的，江南每一次抗争的结果，无不是以自身的失败而告终。久而久之，在江南城市中就形成了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细节享受的诗性生活方式与游戏人生态度。这是江南城市最终选择“不谈政治”、“尤厌言兵”的江南诗性文化理念，也是历史上很多士大夫对“南朝”、“南宋”、“南明”进行声色俱厉的道德批判的主要原因。
尽管都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但由于在地理、人口、历史、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南京与杭州在城市文化上又表现出微妙的不同。
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态度，是同属江南的杭州和南京在性格与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它们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视，也基本上不受重视。正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这种最感性、也最本质的“细节真实”才大白于世。
以杭州为例，郁达夫写过一篇《杭州》，他最欣赏的不是儒家的政治抱负和入世理想，而是明朝人高濂写的一本叫《四时幽赏录》的闲书。郁达夫用吴自牧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来概括杭州的城市性格和文化。
由此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南宋不可能收复北方领土，因为杭州的城市生活与文化太富有诗意，过于温柔富贵，很容易使人意志涣散、意乱情迷。这种城市文化性格当然是有缺陷的。
但是反过来也可以想一想，与北方和中原常见的金戈铁马和朔风凛冽相比，这种生活尽管不够崇高、悲壮和气吞山河，但难道不应该是一切奋斗和牺牲的真正目的吗？
南京就不一样了。南京给我的感觉就是“阴”和“沉”。在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记忆中，充满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南京就像一个被剥夺了爵位的废帝或废后，一方面，尽管在颜面上仍不失大家闺秀的庄重和整饬，但由于建立在对内心失败和绝望的压抑之上，因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阳光起来。这是南京“阴”、不透明的根源。
另一方面，废帝或废后毕竟又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曾有过的辉煌和壮观，也使每个游客都无法从心里小看，这是南京的“沉”、有内涵的根源。
这两种性格与气质相互缠绕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的“深沉”品性，在行为上很容易走极端或剑走偏锋。具体说来，向上的一路是走向禅宗的“寂”、“无”。
在现代作家中，把这种性格写得最精微的是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南京》中有一段写玄武湖：“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
而向下的一路是走向反文化的“肉”与“身”。南京人爱以“大萝卜”自况，本义是说南京人的朴实与缺心眼，这与操着吴侬软语、文化到了极致的苏杭人是根本不同的。像苏州评弹或越剧《红楼梦》中的儿女温情，在南京文化中不仅不存在，甚至还经常是南京大萝卜们嘲笑的对象。
扬州迟暮：除了交通，还有文化
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已是闻名于世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众多与商业繁华的城市景观，大约只有北宋都城汴梁可以相比。明清时代的扬州，借助富可敌国的盐商，又成为全球最奢华和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今天面对扬州，很容易使人想到《浮士德》里的名句：“你是多么美呀，请你暂停！”是的，扬州在现代时期的迅速衰落，就像一个无比丰腴、富贵、娇艳的美妇人，在突然遭遇到无法承受的打击之后，甚至使人们来不及仔细记下她往昔的绝代风华，来不及为她的命运变故唱一曲挽歌，一切就成了昨日黄花。
扬州作为江南工商业城市的杰出代表，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最高形态之一。它在现代时期的“突然死亡”或“停滞”，也是我们研究江南城市时最值得关注的。
古代工商业大城市多以便利发达的水路交通为家底，扬州也是如此。如果说古代扬州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隋炀帝时期江南运河的开凿，那么，导致它衰败的原因就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古代运河的取代。
最早道破其中天机的，其实不是城市研究学者，而是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扬州旧梦寄语堂》中，郁达夫这样写道：“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这段描写，尽管文学性很强，但与城市社会学家的研究却是高度一致的。
除了交通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文化。关于这一点，是现代另一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发现的。在散文《扬州梦》中，丰先生记述了他的一段真实心理历程。有一天，他教孩子们读南宋姜夔的《扬州慢》，当念到“二十四桥仍在”一句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对维扬胜地的“烟花三月”与“十里春风”的冲动，决定去寻访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到大街上雇车子，说“到二十四桥”。然而年轻的驾车人都不知道，摇摇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却忠告：“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你们去做什么？”
“二十四桥”是扬州城的文化标识。但到了现代时期已凋敝如此，当然会叫人百般感慨。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今天的很多城市，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的背景下，把很多大的文化项目都交给企业和商人去做，城市正朝着过度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城市文化是绝对不能依赖商人的。
花园苏州：一个文化城市的隐忧
在江南城市群中，最像江南的还是苏州。来源：人文大讲堂
据经济史家的研究，在明清时代，苏州就是“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而且，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一直保持至今，苏州经济在当代长三角城市群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与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第二个特点是城市景观漂亮。苏州园林最能代表江南园林的特色。陈从周先生有一篇《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讲得很好，摆脱了北方皇家园林的“庸俗”，充满了“清雅平淡”的“书卷气”，都是值得重视的观点。最有意思的是，陈先生不是以建筑史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散文家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这应该纳入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变迁的范围。
苏州是典型的园林城市。苏州的好，不在于园林的规模与豪华，而是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城市政治、经济功能的文化空间，使自然山水、乡村文明与城市发展水乳交融，多元并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感性生活空间。当代作家陆文夫、余秋雨对此都有生动的描写：
“阿要白兰花啊——”，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阿要白兰花啊——”，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深巷又闻卖米声》）
尽管在城市化进程中，苏州的传统城市空间与文化功能已有变异，一些现代城市的坏习气也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想拍一张全景，就很难想绕开乱七八糟的电线杆。但与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苏州城市化的代价又是最小的。它的旧城区保存得相对完好，它的市民与前工业化时代依稀相仿。这是今天在苏州可以重温“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旧梦，以及普通人在这里能够找到家园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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