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中国60年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
作者简介：周毅之（1949—），男，江苏南通人，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社总编辑、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2009年第5期总第47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5,2009General No. 4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社会主义面对历史的卓越回应
——简论新中国60年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周毅之
（中共江苏省委 群众杂志社，南京210008）
摘要：新中国成立及其后60年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在这一光辉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中展示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革命力量；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在新中国实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展示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创新活力；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在新中国6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展示出实现文明进步的无比优越性。
关键词：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历史见证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5000506
新中国成立及其后60年的发展进步，是社会主义面对历史的卓越回应。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对于一切旧制度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在新中国成立及其后60年的成就中获得了卓越见证。
历史不徇私情，所有各种社会力量都必须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示其文明性、进步性的存在价值，才能获证自身的生命力。无庸讳言，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一些人的视域中遭遇责疑。这种责疑，至今依然不绝如缕。但是，历史不会偏袒任何偏见，而由生活实践来作出说明。正是在这个视角下回首新中国60年，理解新中国60年，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展示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革命力量；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社会主义展示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创新活力；作为一种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展示出实现文明发展的无比优越性。60年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成功选择。
一、 新中国的诞生见证了社会主义
的强大革命力量新中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东方古老文明大国实行新旧制度更替，更替的终局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巨大规模人群的集体选择，阐述了一个强烈的历史理念：进入20世纪，人类的社会制度选择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个选项，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更具动员能力的选项，时代已经展示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性社会进步意义，展示出对于资本主义实行革命性否定的历史规定性。
作为20世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新中国的诞生与资本主义世界性进程的阶段性特点密切相关。对于社会主义实行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突破来说，20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窗口”。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纪，其中心舞台在欧洲，支撑这个舞台而致鼎盛的是三根支柱：一是自由市场经济，二是宪政上的政治自由主义，三是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中心支配地位的食利者资产阶级。这种鼎盛场面到20世纪初日渐式微，三根支柱颓势已成定局。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绵延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登峰造极，形成世界性大萧条。这场衰退和大萧条，摧毁了大英帝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摧毁了以英镑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经济衰退和大萧条相伴随，欧洲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在法西斯的铁蹄下被踩得粉碎，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二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峰巅的20年间，“元首们”毫无顾忌地用上天的口吻来谈论人间的命运。至于在整个19世纪占据社会中心、显赫一时、脑满肠肥的食利者资产阶级，在大萧条中已深感日暮途穷，时时为可能被“吊死在灯柱上”而提心吊胆。熊彼得精彩地描述了这些食利者阶级成员创新能力的丧失，以及新生代资产者取他们而代之的必然性。拉法格描写当时的情景：“革命临近了，两大云团的相撞足以导致人类的爆炸。”克鲁泡特金写道，“只要过15天后再没有煤”，普通人就会立即“坚决地站出来转变他们的生活信仰”［1］（P167）。所以，当时的人们视资本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视当时的危机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这里要特别指出，当时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判断是一种错觉。当时的资本主义依然“气数未尽”，并没有“总危机”。如果说“总危机”，那是以19世纪为典型模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从全部资本主义历史来说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演进中的阶段性危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觉，后来不断放大，无限制地强化了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以致左倾激进的观念，助推了盲目实行“总动员”、“总清算”的政策和策略，误导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特性的把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方式选择。但是，这绝不等于说社会主义者当时应该放弃革命的选择，拱手让出这一实现革命性突破的难得的“机会窗口”。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未来价值的体现者，当然对当下呈现出革命性和批判性，因而在把握一切可能的时空机遇实现革命性突破时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首先抓住20世纪初危机的“机会窗口”，实现革命性突破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特殊性对此作了说明，而毛泽东则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选择作了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必须解决两大课题：一是“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二是“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曾企求用资本主义来解决这两大课题，但是，一番苦心求试，结果屡试屡败。道理很简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婪性决定了这一政策事实：它们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决不能容忍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而只能是它们刀俎上的“鱼肉”，即所谓“学生要学先生，先生老是打学生”。这个时候，中国已别无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力量以杰出的革命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准确地把握住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机会窗口”，在中国实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突破，一举解决了中华民族“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一历史课题。新中国的诞生，展示了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宝贵的革命性价值。这种革命性价值及其所由荷载的社会运动，都会在各种“机会窗口”出现的时候，为社会的制度选择带来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局面。
当然，曾是首先抓住“机会窗口”实现革命性突破的苏联后来瓦解了，于是引起一些人对于革命的嘲笑。这里如果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一种置自身于事外的轻薄。尽管历史不可能重演，但从20世纪初以来的事实完全可以相信，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实现革命性的突破，20世纪人类必将处于极为难堪的境地。世纪初的衰退和危机，孕育着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制度修补，或谓体制性调整；二是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更替。前者需要一个对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替代，后者需要一个基本制度意义上的革命性选择。此两者都需要来自于社会主义的资源。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性选择来说，当时世界潮流中，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是“主帅”，民族民主革命是“方面军”，整个革命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否定的旗帜下推进。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19世纪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修补，无疑得益于来自社会主义的政策灵感［2］（PP814）,更不用说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力量所作出的决定性努力，正如霍布斯鲍姆的慨叹：“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果，却反而是救下了它的死敌一命。”［3］（P11）而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革命无疑是一次民族的新生。没有社会主义造就的革命性突破，就不可能有后来中华民族逐步实现振兴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证明了革命的宝贵价值。这从另一面证明，苏联的瓦解，不是原初革命的价值瓦解，而是附加在革命价值中的“落后国土”上的传统垃圾的瓦解，是对革命的价值背离所导致的瓦解。只要诚实地看待革命对于新中国60年所造就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自然就不能随意轻薄革命。
二、 “伟大历史转折”见证了社会主义
的科学创新活力社会主义者是革命者、批判者，但更是建设者、创造者。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表明社会主义既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从革命到建设，必需有一个从动员方式、组织形式、政策理念乃至思维模式上的转换。新中国60年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转换的艰难历程。社会主义在这一转换历程中，经历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自我纠错，一场“换脑筋”式的整体范式意义上的更新。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否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摆脱了传统的“路径依赖”，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体现社会主义未来价值的前景。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极其鲜明地见证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力量的理性自觉，作为一种理论的科学创新活力。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之所以富有活力，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社会主义全部学说不是建立在类似上帝式口吻的绝对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并生存于现实实践的进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让“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2］（P437）。列宁在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社会主义问题时，明确宣布“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P60）。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社会主义的哲学理念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是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理论生生不息、随生活之树常青的关键之所在。
见证这一理论活力的伟大历史转折，是新中国成长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新中国在革命中诞生，革命的价值受到极度尊崇，甚至在建设中仍然沿用革命中形成的以“政治动员”、“群众运动”、“集中制”组织、“权威性手段”等等为特色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革命过程的惯性冲力，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持续延伸了有效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为建设带来很大的推动力。但是，这不是“创造一个新世界”所能长期凭藉的动力机制。建国初的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胜利的冲动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情结遮蔽了这种意识更新的追求。而且更需指出，因为胜利，人们不断强化实现这一胜利的路径依赖，甚至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把“落后国土”上的恶习附加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在“落后国土”上直接争取社会主义，本应警觉地意识到，初期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不够格”的，而且社会主义的概念、规范、思想等等会遭到来自各种社会落后力量的粗暴排拒、荒唐扭曲和野蛮篡改。但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人们为胜利所激动，常常忘记了自己脚下的基础和身边的危险，有时竟然隐身于小农社会和传统力量早就为他们准备好的泥沼之中。这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是新中国60年中不应被忘记的一段曲折与坎坷。
一种社会力量是否具有生命力，并不在它是否出现失误和错误，是否经历曲折与坎坷，而在于它能否在失误和错误中实现自觉纠错，能否在曲折与坎坷中实现自我更新。而所以能实现这种自觉纠错和自我更新，决定性的前提是这种社会力量的思想理论具有“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的品格，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具有理性自觉的本质特性。这种理论特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实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活力的见证。这种理论的创新活力正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永葆青春的思想保证。当时邓小平同志讲，“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PP3132）。“搞清楚这个问题”靠什么？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活力。正是立足于这种实践和创新的立场，才有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P1）的明确结论，才有邓小平关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鲜明问题意识，以及中国共产党继而提出的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系列。问题是理论自觉的起点，问题是理论创新活力的激发机制。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系列中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并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也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系列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和理论飞跃，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的理论品格与创新活力。
三、 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见证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创设了宝贵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新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基本制度，在建立初期就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为我国逐步建立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与发展动力。而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日渐成熟，并以其制度创新的卓越能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追求“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世界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连西方倾向性的舆论也不得不认为，“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中国成功之谜”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4］（P35）。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20世纪初中期曾受到全球关注。由于作为资本主义阶段性危机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以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自觉把握为特性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给全球带来了制度灵感。尽管当时苏联的实践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关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自觉支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人这些原则的幼稚作业，甚至是带着斯拉夫传统个性的笨拙模仿，但是，从此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宏观上的自觉把握总算破了题。尽管这种制度理念遭到如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理性的自负”，但是这种制度理念所产生的效应却催化了20世纪新科技文明的产生，庇佑了全球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数十年繁荣。这是20世纪人类选择的一次集体成功，但是由于选择的幼稚性和朦胧不清，由于“路径依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作者按：因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讲话时间是2007年，当时我国经济总量处于世界第四。由于中国快速发展，到2008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已处世界第三。赖”而把国家干预一再强化，后来几乎又演化为一场集体失误。此中尤以苏联为最，苏联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已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动员甚至是意识形态钳制的工具，而国民经济事实上则是彼得一世式的“野蛮”经济。社会主义概念已被掏空，塞进去的是传统社会的“辉煌垃圾”。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构思受过苏联的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对中国人民的神圣责任感和对社会主义目标的科学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通过改革去除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制度垃圾，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这一改革的成就尤其体现在体制意义上两个历史性转折。一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折，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通道。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的建设格局到全方位开放的建设格局的转折，在当代时代条件下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相融合的途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说的，“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老祖宗不能丢”［4］（P96）。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与全球化的融合，不是融入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自我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也有过体制改革和调整，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调整常常通过危机机制、社会震荡和政权更迭来实现。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正好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所拥有的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正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的见证。
社会主义制度在体制改革中所显示出的无比优越性，突出表现在为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所提供的巨大制度空间与推进动力。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所设计的目标，首选的就是通过体制调整和制度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首要表征。实践的结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他说，“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①。所以，如果说新中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是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进步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性事件。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和命运的关键抉择，而支撑这一空前规模改革和空前规模开放的制度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历史进步的本质意义上表现为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2］（P390）的制度境界。这种典范类型的制度取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创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各方面社会制度的安排，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要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绝不能仅仅表现为物质的增长，尤其不能表现为人对于物的依赖，甚至是物对人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超越了人对于人的孤立状态，超越了人对物的依赖性，超越了物对人的奴役，获得了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空间。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种制度规定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实践中，建立起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胡锦涛同志在阐述这一理念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P15）。这种制度取向，是新中国60年中一直存在的价值根基，虽历经风雨坎坷甚至遭遇扭曲而始终未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更使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制度形象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人的价值在新中国60年中的建树，在文明进步最本质的意义上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米歇·博德.资本主义史［M］.吴艾美译.东方出版社，1986.
［2］刘鈺,周毅之.走进新的理论境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Z］.学习出版社,2009.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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