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会热点看2012年公务员考试申论考点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同比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同比增长17.9%。“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五年内，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
关键词：扩就业、增收入
让“腰包”鼓起来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当前我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努力的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代表认为，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当前不同群体的收入基数不一样，只有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加快，收入差距才能逐渐缩小；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受压，影响内需潜力的释放；这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提低扩中”能缓解生存焦虑和生活焦虑，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提低扩中”，增加就业是根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委员说：“扩大就业、鼓励创业的政策空间很大。比如给予低收入家庭低息创业贷款，对于吸纳劳动力较多、工资上涨较快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
“提低扩中”，制度保障是关键。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2010年我国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又有24个省区市上调该标准。朱征夫认为，比照“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有关规定，这样的频率已经到位。但横向比较，我国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仍达不到国际上通行的占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调整还应更快些、幅度还应更大些。”他说。
“底线”要调高，工资总体水平也应当得到提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代表说，政府应该督促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保证企业利润、竞争力的基础上，使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他还建议，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
关键词：降税费、增补贴
让负担再轻点儿
“让中低收入者敢花钱，要鼓‘钱袋子’，也要减‘担子’。”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烧沟村党支部书记郭中奎代表说。
要坚决治理乱收费，给中低收入者撑腰。郭中奎指出，目前教育、物流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乱收费现象严重，直接增加了百姓生活成本。对此，一方面要均衡资源，对于择校费等因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乱收费，须对症下药，从源头预防。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管理，推广收费项目透明化，严惩违规行为。
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为中低收入者减负。2011年我国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令几千万人收益，对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着积极意义。“直接税降下来，间接税也应跟进。”朱征夫介绍，2011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2.06%。这些税收都被打入企业生产成本，反映到物价上，增加百姓生活成本。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它们发挥吸纳就业、增加职工收入的功能。“应当继续推进财税改革，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别是切实增加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朱征夫说。
要加大物价上涨时的救助力度，帮中低收入者抗压。受各种因素影响，进入“十二五”后，我国物价一直上涨。“别让物价‘吃掉’中低收入者幸福”的呼吁持续不断。去年国内多个省市已经建立并启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效果良好。“这一保障机制的覆盖面仍待扩大。目前受益的主要是低保户，而城乡低收入家庭不属于低保所涵盖的范畴，物价一旦出现连涨，其生活所受的影响立刻会成倍放大。”郭中奎说。
关键词：缩差距、促公平
好政策再多些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说到底，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分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后盾。”郑功成说。
要缩小差距，必须正视差距。当前我国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此外，“三公消费”、贪污腐败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也助长了财富的不合理聚集，加剧社会矛盾。“必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郑功成说。
“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不能贪功冒进。郑功成提出，我国宜采取**式“抽丝去病”与西医式“外科手术”相结合的一揽子措施，切实扭转利益严重失衡的分配格局，将财富“蛋糕”分配好。其中，初次分配改革宜积极稳妥、小步渐进，重要的是尽快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再分配涉及公共资源，要在公共支出结构调整上做文章。
“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做好分配文章。张立勇认为，要合理调整财政收入划分格局，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改革要素市场分配制度，除必要的领域外，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规范要素市场分配秩序；完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确保教育、医疗、交通、环境、能源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人民日报：提升居民幸福感关键在增收减负
知足常乐——
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52岁的房女士正在自家院里打扫卫生，见记者来访，忙给让进了客厅。
“您这座二层小楼，有多少平方米？”环顾房间四周，记者问道。
“120平方米。2010年盖的，当时花了10万元。比起海口每平方米八九千元的房子，这里便宜多了！”房女士对当下的居住条件很满意。
可一谈到物价，房女士就没那么轻松了：“这两年物价涨得太快，菜价比前两年涨了一倍多。”房女士家原本有3亩地，现在让给弟弟种了，自己每月只拿1100元退休金，这点钱对基本吃喝需求来说都有些捉襟见肘。没办法，房女士的丈夫下岗后，只好到附近的农贸市场贩卖鸭子，赚些零花钱。
“我对眼下的生活还算知足。要说新年里的愿望，当然希望收入能够多些，负担能轻些，这样才会感觉更踏实些。”房女士说。
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根子在增加收入。近年来，居民在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中所占比例有减少趋势，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速。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3096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只有1730元。专家认为，提高收入、稳定预期，应沿着“增收减负、调节差距、加大力度”的思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女儿现在上高中，学了5年钢琴，每年培训费就要2万多元。”房女士说，前几年家里一直没钱给孩子买钢琴，直到去年才买了一架，满足了女儿一桩心愿。除了教育投入，房女士患高血压、心脏病，每年医药费5000多元。因为不是住院治疗，她只能享受每月40元的门诊补贴，其他费用无法报销。
提升幸福感，减负同样重要。海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蔡东宏教授说，在海南，不少人挣得看起来不算少，但是物价高、花销大，如果社会保障再跟不上，生活压力就会很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改善民生责任，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健全社保体系，解决居民感觉压力最大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蔡东宏建议，应根据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工资标准。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当然，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受制于客观现实，还与个人修养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客观认识自我、做到知足常乐，就更有可能活得舒服、惬意；而如果一个人完全将幸福的概念物质化，总觉得“比上不足”，过得就会不舒服。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稳定就业——
劳动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饭碗”不牢靠，直接影响到其归属感和幸福感
许宁2010年夏从天津某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家国内知名生物技术检测公司工作，负责产品开发推广和客户维护。由于表现出色，许宁很快在公司站稳脚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
但和北京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许宁所在的公司并不负责解决北京户口。刚开始，许宁觉得这没什么，能给上“五险一金”就行。但后来逐渐发现，没户口的麻烦很多。“买房要等5年，买车还得至少等1年才能摇号，没有户口光有钱都不行。”许宁抱怨。为照顾女朋友，许宁住在望京，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交，到位于昌平的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最早也要8点多钟，他常常一进家门倒头就睡，累得连吃饭的劲儿都没了。
许宁总没有归属感。“没北京户口，总感觉自己不是这里的人，孩子也不可能留在这里上学、考试甚至生活。你说，工作不就是为了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吗？没户口，我还在这儿干什么？留下的时间越长，耽误的也就越多。”因为准备和女朋友结婚，许宁已经决定，过完这个春节就辞职回老家工作。“只想找份牢靠的工作，至少保证孩子以后上个像样的学校吧。”许宁说。
除了户口原因，让许宁下决心辞职的，还源于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第一年合同期满后，单位同许宁续约三年。但许宁发现，合同的甲方却从原先的本公司名称变成公司下属一家子公司的名称。公司人力主管说，这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安排，工资等福利待遇和工作内容都不变。但有老员工私下告诉他，这是公司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打的“擦边球”，通过让员工和几个子公司之间来回签合同，之前的工作经历便可以不被累计，减少公司用工成本。
得知实情后，公司的“精明”让许宁彻底寒了心：“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老板还是想着怎么方便把我们炒了。说什么也要回家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才保险，不用觉得朝不保夕。”
许宁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户籍、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最近应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集中找工作，不少用人单位的人力主管坦言，能否解决户口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是大学生决定最后是否跟用人单位签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专家认为，决定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乐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宁光杰教授表示，决策部门在着力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应保障农民工、外地务工者享有与城市人口、本地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应着力构建新的劳资关系，彻底改变过去“只取少予”的劳资关系，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公平竞争——
人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
徐建刚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资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价，才知道工资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刚说，2009年由于考虑要结婚，他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打这儿起，50万元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消费水平一再压低，每天都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为改变这一窘状，徐建刚曾尝试多种方法赚钱：搞过一阵子网店，后因精力不济、无法保障上网时间而作罢；又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咖啡店，最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
对这些挫折，徐建刚倒看得很开，认为市场经济中就要自负其责、愿赌服输。但他对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却颇有怨言：“我在单位属于编外人员，与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别都很大，提拔晋升的机会更是渺茫。现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否则就只能这么熬着。”
拼尽全力却很难获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日渐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近年来，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却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全面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就业难的出现，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从流动成本来看，许多农民工干得多挣得少、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日增，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专家认为，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职场人的抱怨；如果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感就会产生。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只有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声张，人们的幸福才更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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