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讲座：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非常感动，这么热的天，大家冒风雪、战严寒，无所事事往这儿跑。我知道，最近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自己也深有感觉（jiao），臭虫不臭，蚊子不咬。美国的《新闻周刊》已经选出了最受全世界欢迎的一位英明领导，他的英名就叫“温家宝”。（众人笑）我觉得非常荣幸，脸上非常有光，特别高兴这件事。的确，这世界上那么多坏人坏事，只有我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用毛主席的诗说。我也在博客里面高声赞美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叫做“国在山河破，城黑草木深……有奶皆三鹿，无良抵万金。” （众人笑）下面不用讲了，可以说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东海炮声隆隆，西川白骨嶙嶙。一东一西，我们国家已经完全漂起来了——流血漂橹的漂。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在家呆着也没什么可做的，帮不上忙，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家里只能看看古书，看看儿童故事，看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近祖国发生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就是司马光砸缸。宰相司马光，那么伟大的势力----毅然举起魔掌，把缸砸了。缸是什么东西？缸当然是很俗的东西，老百姓家里面用它腌泡菜、腌酸菜，放菜放水放粮食。缸的确是个俗东西，但缸是不是“三俗”？中国人民很长时间被洗脑了，把俗当成“三俗”。须知“三俗”不是俗，俗不是“三俗”。俗是好东西，“三俗”不是好东西。
缸如果不是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千百年来要使？缸可以摆在老百姓家，缸也可以摆在朝廷上啊。大家如果去过故宫的话，故宫的很多门前都有两口大缸。那缸上被八国联军用刺刀刮走了金子，那些刀痕还历历在目。缸如果是坏东西，你干嘛把我们上面的金子刮走啊？所以，缸要不要砸，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要不要过日子的问题。把我们的缸砸了不要紧，还把我们的“锅”也给砸了（众人笑），连“锅”带“缸”都给砸了，你让我们还过不过了？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说话可不说话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我们活下去的问题。你这个和谐社会，“和”就是要让人吃饭的意思啊，一个禾苗加一个口就是要吃饭，“谐”就是要让人说话啊，一个言字加一个“皆”，大家人人都要说话。你不让我们说话，这个“和谐社会”就要不和谐。你不要以为司马光可以随便砸缸，大家都看过小品，砸着砸着就变成司马缸砸光了。我很担心有一天会砸光，如果有一天把我们中国砸光了----当然现在中国还剩下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我不是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众人笑）我看现在中国好东西的确剩下不多了。我到各地去参观的时候，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我说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这三十年毁坏的。文革的时候当然有毁坏，但只占5%，现在毁坏的则占95%，这才是事实。如果哪个地方的导游不这样说，我就知道这地方必然有文化，有独立思考精神。只用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考察出各地旅游部门的文化水平，并由它反映出整个那个地方的文化。
今天真正的“三俗”不是“缸”、不是 “锅”，其实是“台”。人们平时看着俗的东西其实是雅的，看着雅的东西其实是俗的。你说“台”这个字好像是雅的，其实不然，你看看我们国家的各种台上都在干什么？有一种台叫T形台，T形台上的东西不俗吗？它比郭德纲雅吗？显然不是。我们还有各种虚拟的台，电视台、大舞台，台上都在干什么？说一句老话，我们的台上充满了牛鬼蛇神。你超越了故事去看台上是什么？都不是人。我们五四运动好不容易驱逐了牛鬼蛇神，呼唤出来了人，可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知不觉之间牛鬼蛇神就回来了。由于我们长期看这些牛鬼蛇神，我们就看不惯人了，我们搞不清人妖之别。我们很容易受这些台的忽悠，我们就不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关键的。
我得到的资讯，并不比在座的各位多，不比社会上的人多，甚至不比狗仔队多。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上着同样的网，浏览着同样的东西，而我一点击就是那重要的东西，你一点击就是那“三俗”呢？差别就在这儿。我们不要相信媒体发达、资讯发达自然可以带来民主自由，不可能的。自由是一种能力，自由从来不是赐予和宣传的，你有多大能力，你就有多大自由。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一点击全都是明星走光的新闻，那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一点击就看见美国评价温家宝是世界上最受爱戴的领导，胡锦涛是世界上最不受爱戴的领导，排第六名。这是事实吗？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显然是故意要分化我们的党和政府，分化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是瓦解中国的最狠毒的一招。当然，我相信他们不会成功的。我相信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特好，关系特瓷，一点矛盾也没有（众人笑）。我相信坏人的阴谋诡计不会成功，但是我要指出坏人的阴谋诡计，以向党中央表示我们老百姓也是聪明的，我们也像万山大叔一样，风吹不昏，沙打不迷，不会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小老百姓点到为止，今天我们主要谈一些风花雪月。
乌有之乡就要面临乔迁之喜，今天我们大家来贺喜。就像村里有一家人要搬家，我们大家来唱唱莲花落。今天没有专门准备一个具体的题目，他们给我命名了《谈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最近我忙着复习司马光砸缸，我建议他们给大家放一个电影——《原形毕露》，这个电影比较好。现在我们已经丧失了孙悟空的本事。我这一代人颇学了一些没用的本事，小时候都不太愿意学。小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火眼金睛，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得现象跟本质有什么区别啊？我看着邻居大哥是一个好人，现象上它是一个好人，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好人啊。我说那还费什么事啊？一百个人里面也没有半个阶级敌人，看什么本质啊？本质和现象是一样的。没想到过了茫茫三十四十年，我现在才知道我小时候练就的是一身多么高深的武功。哦，现在才知道童子功是多么重要（众人笑）。虽然小时候没用，长大就有用了，看坏人一看一个准，我可以跟一个人接触短短五分钟之内就知道这个人大体怎么样。当然，这不光是受毛主席的教导，还在于我研究文学，文学就是人学，你研究一个典型人物，再遇到这类人，有一个管一个。反正我小时候学的这套本事，便于让很多人原形毕露，这时候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赞赏孙悟空，他不是赞赏孙悟空的暴力，赞赏孙悟空会打人，他没有说唐僧真坏，纵容徒弟去殴打记者（众人笑），他没有这么说。你看那孙悟空一打，那记者就现了原形了，原来他没证，他不是记者，原来他是一堆白蛆和长虫啊，或者是豺狼虎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难道不该打吗？谁说打人就不对？打人，在什么条件下打，打什么人都要看具体情况。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天经地义，孙悟空打妖精就是天经地义。即使打错了，有司法机关来鉴定，司法机关判定谁对谁错，你一个妖精，没有资格来给别人判定罪名。
《原形毕露》名字好，内容也非常好。这是1970年朝鲜二八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片子，大家刚才看过了。自己心里评价一下，1970年代，40年前，这部电影是个什么水平，大家自然可以分辨。这是一流的艺术，一流的电影。从类别上说，它很俗啊，它是个“反特片”。我们今天有警匪片、侦探片，类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名字改了，我们不“反特”了，我们今天叫“警匪”片，把警和匪加到一块，去掉了是和非。今天是去掉是非，只为好玩。今天警和匪是一样的，比如警察出发去抓黑社会，警察出发之前，在警察局里队长领着弟兄们拜一拜关公，关公保佑，今天马到功成。此时此刻，黑社会老大领着弟兄们也在拜关公，两边做的是同样的事，就在同一时间。这样的东西叫“警匪片”。像《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有一大堆，我们小时候看了很多，这才叫真正的“韩流”。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破东西叫“韩流”吗？韩国来的东西就叫“韩流”？它能反映韩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吗？我们十多年前开始被“韩流”洗脑，很多人都以为韩国是一个多么发达的、自由的、民主的、富强的国家。然后成千上万被忽悠到那里去旅游去打工。过了七八年忽然发现上当了，举国上下一片骂韩国的声音。大家并不了解韩国，就像我的善良的老母亲一样，曾经非常崇拜韩国，听说有个韩国很发达，和法国德国差不多。后来我告诉她，你知道韩国是哪儿吗？韩国就是“南朝鲜”。她说，啊？韩国就是南朝鲜啊？那不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地方吗？（众人笑）
当人民知道韩国就是南朝鲜的时候，它就原形毕露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刀下出美人》，告诉同胞不要以为韩国女孩都长得多么漂亮。韩剧宣传韩国男人最坚强，韩国女人最漂亮。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韩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材夜思，但大多数都不是天然的，都不是纯天然材夜思，都是刀下制造出来的。就是“大刀向姑娘们的脸上砍去”，愣砍出来的。用我们东北话说，这么多漂亮闺女咋整的？咋整的，拿刀子硬整的呗（众人笑）。根源何在?大家今天看《原形毕露》就知道怎么来的了。本来自己长得寒碜，希望长得像北朝鲜姑娘那样，就利用帝国主义的无耻技术，反人类的技术，把自己伪造成北朝鲜材夜思。仅就整容这件事，《原形毕露》这部电影就很有象征意义。真正代表朝鲜风格的美丽的，是北朝鲜材夜思，那才是我们亚洲型的材夜思。我们亚洲型的姑娘，有谁长得像韩剧里那样狐狸不是狐狸耗子不是耗子那种类型的？那金喜善是个人吗？（众人笑）金喜善两口子领着他们孩子，你看他们的孩子长得，跟金喜善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我在韩国的大街上到处都看见，我看见每个人都领着长得不像自己的孩子。（众人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它是雅还是俗？它既俗又雅，是大俗，又是大雅。俗的意思是，要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这就叫俗。如果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朋友，可以看我写的一本书《超越雅俗》。那是我的博士论文，论述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探讨雅和俗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对雅和俗的理解是有误区的，特别是大批的领导，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雅，什么叫俗。
为什么像《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能够做到大雅大俗，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给这样伟大的文化艺术开辟了生存空间。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艺术，有，但少，靠少数艺术家、天才来突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作家有多么大的天才，国家的文艺体制，它能保证成批生产这样的作品。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作品好，像这样的朝鲜电影你可以到网上去寻找，很容易找到，像《看不见的战线》、《在阴谋者中间》等等一大堆。那里面的台词我们这一代人都能背下来，“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郎。”这是特务对暗号。我们那时候都可以用电影里的台词开玩笑。到这种深入人心的程度，这才是真正的“韩流”。“一年挣三百工分啊”，这都是电影里面的台词。现在韩剧这么火，没看见谁背韩剧里面的台词，看完都说韩国人可怜，吃个破牛肉汤要演半个小时，表示这个国家很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它创造的这种文学艺术，综合了我们文学概论上所讲的文学的诸种功能。文学要有思想性，有艺术性，有娱乐性，有教育性，有认知性。几大功能它融为一体，看这样的电影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思想是健康的，同时你觉得情节跌宕起伏，它的人物塑造，给你带来了愉悦带来了美感。当我们不知道那个女特务是坏人时，说不定很多观众还会喜欢她呢。这个朝鲜大夫长得真漂亮，而且还没结婚，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她。同时它又具有认知性，通过这个1970年拍的电影，你可以看到朝鲜60年代的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可能会自觉不自觉美化自己的国家，我们就算给他打个折扣，也可以看到那个60年代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比那个时候的中国，生活水平要高。就不要说南朝鲜了，南朝鲜真是饥寒交迫，全家人穿一条裤子，极为常见。我在韩国看过韩国的话剧，演战后韩国的发展经历，韩国五六七十年代就穷成那个样子，两个小孩可以为了半包香烟而动刀子。而那时候社会主义的朝鲜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人权还是福利上，都是站在制高点的国家。几十年过去了，蜗牛也会往前爬啊，朝鲜它再穷能穷到什么程度？韩国人最恨我的一句话就是，我问韩国人北朝鲜吃什么？我说你们天天骂北朝鲜，你们不就是每天吃米饭泡菜、泡菜米饭吗？从早到晚泡菜、米饭、大酱汤，你们老说北朝鲜生活不好，难道他们每天光吃米饭不给泡菜？或者是光吃泡菜不给米饭？（众人笑）我想象不出北朝鲜穷到什么程度啊。你们韩国监狱里的犯人吃什么？是不是跟你一样啊？那你还有什么可吹嘘的呢？你们三天两头都是吃这些，家家冰箱打开，装满了各种泡菜。十几种泡菜，腌萝卜，大萝卜、小萝卜、青萝卜、红萝卜、胡萝卜，赵丽蓉说的“萝卜开会”。你们还恬着脸埋汰人家北朝鲜，我想象不出还会糟到什么程度。
我们通过这部影片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这样的影片里，二十世纪最先锋、最前沿的一些艺术，诸种因素融合在一起。这部电影有悬念，很吸引人。这里面有历史，故事发生在现在，但它讲了战后以至战前的历史，用了回溯的方法。这部电影显然有政治因素，但有政治，就没有人情吗？它有浓浓的人情味。我们小的时候看朝鲜电影，都知道朝鲜电影是很有人情味的，看朝鲜电影动不动就要准备哭，这是一个民族的特点。这里面有生产内容，它的钢厂，正在生产一种特殊钢。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政治都结合在一起，惊险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日常生活里面有危险，但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危险，但人们又不用战栗不用恐惧，人民是有安全感的。所以这部电影里的人民生活过得很好，即使知道有坏人，也不惊慌失措。
我们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但我们没有安全感。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恰恰是有安全感的。我小的时候就有安全感，我认识的周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安全感。绝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存到银行里就可能没有了，即使你犯了什么错误也不用担心，比如你填表填错了，放心，不会有任何损失，有关部门会给你纠正的。万事无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看万事无忧是不是也有缺点。万事无忧使人民没有安全意识了，以后肯定出大事。这是个问题。但是有安全感，那是事实。这部电影虽然是演朝鲜的生活，但是它也涉及到境外。这里面有美国人、有南朝鲜、有东方、有西方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在这部影片里，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下。朝鲜这个国家虽然讲的是主体思想，今天我还特意拿了一本金正日写的《主体思想》（展示），一位企业家朋友送我的，但这个主体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思想。
当然我们要尊重一个小国的民族尊严，一个小国它不能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它要强调自己的自主性。金日成同志根据朝鲜革命发展的历史,一个是特别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和我们中国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咒骂毛泽东是左派，其实毛泽东一生用了很多精力来和极左路线作斗争，反对教条主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还有一条是反对“事大主义”。小国特别容易有事大主义，就是侍奉大国，什么都看大国的脸色行事。朝鲜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反掉了事大主义。大家是社会主义兄弟，你苏联也好中国也好，你可以帮助我，但是我不给你当孙子。你帮助我之后，你走你的。作为我们中国人，站在自己的民族立场上，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我们帮你们打仗，帮你们建设，你们现在怎么对我们这么冷淡啊？你看你对我们志愿军宣传不够啊。我们这样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一想。朝鲜是不是每天就宣传志愿军不宣传他们了，那样就对吗？那我们抗日战争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苏联红军，那我们整天宣传苏联红军，不宣传我们共产党、国民党的自我抗战吗？相比而言，南朝鲜现在叫韩国，虽然我们跟它建交了，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既没有民主又没有自由，你如果在南朝鲜宣传社会主义，说你是左派，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杀头。这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什么民主国家呢。在他的土地上驻扎着几万美国大兵，他的军队随时听从美国的调遣，一个美国的少校可以指挥一个韩国的将军。让他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马上他就老老实实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以便于美国潜艇当场击沉。（众人笑）假如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以之为耻。
我跟韩国朋友讲，你们不要看不起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点就是你们比不了的。这就叫做凛然正气，浩然正气，你们有本事做到这一点吗？你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大兵我就佩服你，你采用什么制度我不管，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有了这种以人民尊严为上的思想，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既朝气蓬勃又充满人情味的。我们通过很多细节，看到这一点。我们小时候看朝鲜电影，觉得这个国家比我们过得都好。当然它能做到这样有各种外在的便利因素，国家本身就小，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每个国家都支援它一点。其实中国自己生活也不好，中国勒紧裤腰带还要支援小兄弟们，小兄弟们过得都比我们好。小兄弟们过得好，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假如朝鲜兵荒马乱的，我们能有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吗？不可能。算总账，中国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巨大的和平红利，为什么说和平是无价的？没有和平，假如美军就在鸭绿江对岸，我们在东北的国防就要花多少钱？你还能搞什么建设？东北的重工业一个也不能搞。也许我们现在还活在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生活水平，而且保不住我们的红色江山。这样一个文化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它能把各项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妖魔化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只有某一种因素没有其他因素，比如说社会主义只有计划没有市场。谁说没有市场？我小的时候到处都有市场，只不过市场上投机倒把严重时，政府会专门整治一下，叫“剪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买瓜子、肉、鸡蛋等等大多要去自由市场，国家供应的平价物品就这么多，凭票购买，你家想多吃肉的话就去市场买吧，那里商品的价格要高很多。所以说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再举个例子，当时很多单位都有“采购员”，就是跑市场经济采购物资的，采购员的存在，就说明不是他们想象的一切都是凭国家的计划来调配的。我们当时都很羡慕采购员这个职业，每次他们出差都要托他们买点东西。
社会主义社会在内部，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安全幸福的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是由文化因素构成的。你若用物质生活来衡量，物质生活永远在前进着，你每一次跟以前比，都会觉得以前是穷的。穷和富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以前比，那你可以责备任何一个时代，而你责备的那个不好的时代也在跟以前比，它又是进步的。跟以前比，多数时代都是前进的。只有我们建国前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比如说中华民国，许多人的幸福指数还真就不如清朝。为什么会有康乾盛世这样的评价呢？因为人民生活确实不错！康熙用他的文治武功平定了全中国，我们现在的疆域也主要是康熙到乾隆的时候定下来的，大小十余个战役，平定尼泊尔、平定准格尔叛乱等等。国内上百年没有狼烟，人民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且那个时候用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银，不像现在刷卡透支、银行贷款之类的，都是家里真的有了钱然后出去花。中国人民的钱花到19世纪的时候，就真不知上哪儿花钱了，因为咱用丝绸啊、茶叶啊、瓷器啊，把全世界的钱都忽悠过来了。欧洲殖民者，辛辛苦苦从非洲贩黑奴，运到美洲，拼命地挖银子，最后都运到中国了。中国堆积了金山银山花不完，慢慢人民就腐败了。以后的事咱另说。
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一个相对美好的文化空间。但是有敌人，敌人在哪儿？《原形毕露》告诉我们，敌人主要来自境外。所以要培养国防意识、敌情观念。可是这很难，你从文字上接受了，但很难融到血液里。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惊一乍的想去抓阶级敌人，这是受电影的影响。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老头，很像特务，穿一身黑衣服，拿着耙子，鬼鬼祟祟的在那里扒来扒去不知道找什么，我跟小兄弟们说：找情报呢。我们就盯着那老头，一直到他走还跟着，我们想一定会有个老太太出来跟他接头，然后用一纸条传递情报。我们就跟着，直到天黑才回家。类似的事情经过两次之后，我们很失望，感觉抓阶级敌人怎么那么难。其实当时社会是很安全的，上哪儿去抓阶级敌人啊！那时候敌人很远，但确实存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制造出来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被人家制造成敌人，“被敌人”了！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一般都是落后国家，它希望跟别的国家平等贸易，友好往来。但这个愿望可望而不可得，人家不跟你做朋友，要封锁你、绞杀你。战争的手段不行就经济封锁，经济的手段不行就文化侵略，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落后国家要想赶超，亦步亦趋肯定是不行的，你想学习帝国主义国家是怎么崛起的，那是学不了的。前两年有一个片子叫《大国崛起》，很多人看了很激动，领导干部们也是一批一批的观看。这个片子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崛起的原因都说成什么民主法制建设。那现在这么多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按照这种模式走，怎么没崛起啊？这是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大国，都是因为杀人放火崛起的，都是抢人家的东西自己不干活崛起的。自己的地不种、自己的树不砍，也不织布、不生产茶叶、不制造瓷器，反正你干完了我来抢就是了。这，才是崛起的秘密！崛起了之后，抢了人家的东西，为了分赃，所以建立了投票制，才有了所谓民主法制。而这种崛起的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崛起怎么办？就要建立新文化。
建立新文化的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人类思想家早都思考过的。人类一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后，那些圣贤们，不管是中国的、西方的，首先就发现：人会越来越坏！怎么办？从文艺复兴开始，思想家们就在思考怎么办，从18世纪人类就开始想着建立一种新文化，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新文化潮流中的一支。为了克服人类恶的一面，走向善的一面，人类想了多少种办法，走了多少条路啊。我们不敢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但它是经过了反复的竞争、斗争之后最终胜出的。人类要克服自己的种种坏毛病、不断地要从兽性走向神性的这种努力，它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今天这条路还在走，并没结束。也有很多人不愿走，说我们就想当野兽，人就应该弱肉强食、就应该谁有本事谁活着嘛！你没本事你破产、下岗、自杀，这是活该！现在这种世界观在不断地扩大影响，占据越来越多人的头脑。所以向上的努力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起码应该肯定这种努力吧？我们不应该倒打一耙而把这些人说成坏人吧？现在是把雷锋、焦裕禄说成坏人，不可理解；把范跑跑说成是好人，值得同情。你做了一件好事，狗仔队马上就来采访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炒作吗？有谁给了你钱吗——各种怀疑、打击、污蔑。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做坏事能理解，做好事别人就怀疑你有坏动机。最无耻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他采访每一个嘉宾都像是审贼一样：“那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众笑）不要以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都是好的。这种怀着一腔卑鄙去审问每一个雷锋的人，就是人类的渣滓！我们党还选这样的人去挂职，真是奇哉怪也！
创造新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半期达到一个高峰，包括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尼采讲的超人，讲得很愤激，鲁迅的思绪受尼采很大影响，其实都是在努力塑造能够超越现在的人的“超人”。尼采看到天下人都醉生梦死的，都是逐利之徒。老子早都说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尼采看来这都不是人，跟牲口一样，就知道吃喝玩乐怎么能叫人呢？所以尼采看不起群众，认为这些人就跟猴子一样，应该勇敢地超越他们，呼吁出现一种新的人、伟大的人。但是尼采这种思想容易被法西斯利用。法西斯就觉得我是优等人，你是低等人，我要踏着你们前进。但尼采自己并不是法西斯，法西斯是把他的思想往那个方向去推。尼采这种超人思想，是人类创造新人潮流中的一个强音。
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人。我们国家已经20来年不提俄罗斯了，我们跟这么大一个国家文化隔绝了。我们还说自己开放，开放什么了？我们现在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小！你知道现在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是谁吗？诗人是谁吗？画家是谁？音乐家是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几个国家的事啊？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美国、韩国、日本，还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东西卖给你的。这就等于闭目塞听。你以为你每天能上网、有了强大的搜索引擎就自由了吗？你搜到的是什么？全部是对中国的侮辱、污蔑，不是骂毛泽东就是骂共产党，剩下的就是一些**的、无聊的、肉麻的东西——三俗加三恶，所以媒体并不一定带来知识。我们今天的俄罗斯专家讲什么呢？他们不讲俄罗斯伟大的新人传统，他们一讲就是什么斯大林暴政，一讲就是古拉格群岛，除了这点事你还知道什么？今天在各种媒体上喧嚣的，我不敢说都是骗子，但至少一半是骗子。不讲高尔基、托尔斯泰，你算知道什么俄罗斯？不讲屠格涅夫、普希金，你书都读到哪去了？有人说：你看孔庆东是研究金庸的，他特俗。我是研究过金庸，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串名字，他们有谁比我更熟吗？我不敢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雅的人，我敢说的是什么呢？我见过的所有教授，没有一个比我雅的（鼓掌）。不信咱就穿上西装一起吃个西餐看看，我见过那班无耻之徒怎么吃西餐的。我们一起出国访问，国外领导人招待我们，人家话还没讲完，这些家伙趴在盘子上开始吃了。（众笑）一开始我没把这个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后来联系起来一看，真正自由的、礼貌的人，全是像我这样的，（众笑）却反而被他们说成是土气。而最没有礼貌、最没有人格的，恰是每天高喊言论自由、每天吹捧西方文明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叫做《怎么办》，其中塑造了一个新人拉赫美托夫。俄罗斯旧社会就要崩溃掉了，怎么挽救这个社会，俄罗斯的思想家就想到，社会的更新主要取决于人的更新，没有新的人，新社会是靠不住的。
我们刚才看《原形毕露》里面这个特务最后怎么被揭露的？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一种新的风尚，大家共同揭露的。并不是描写警察怎么厉害、技能怎么高，什么追车啊、枪战啊、爆炸啊，而是注重揭示人的灵魂的变化，那个女特务的养母——那个善良的老太太心灵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作家吉皮乌斯，她有一个小说集就叫《新人》。屠格涅夫著名的作品《父与子》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新人”巴扎洛夫。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不熟，这都是我们上学时必读的书。我上大学时一个礼拜的阅读量，今天的孩子们听了都要害怕的。有很多人说孔老师你读书怎么这么快呀，我说因为我有基础。你读过大量这些作品，再读现在这些烂人写的东西能不快吗？比如老师这个礼拜讲托尔斯泰，你就必须这个礼拜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全部读完。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不讲托尔斯泰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如果这个礼拜没有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读完，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没有时间读了。你可能到了40岁再重新回去读这些伟人的著作吗？不可能的！什么叫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叫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经过，所以我知道大多数人没有读。读不读都能毕业，这就是大学。人有没有学问，关键在于自己，你到底肚里装了多少书，是不是考完试就忘了？
这是列宁、斯大林之前，俄罗斯有思想的文学家想要创造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是有理想的、有人文精神的、刻苦要求自己的、早上起来洗冷水澡、出去跑步、自己劳动、自己读书学习、看见穷人帮助他们，成立各种合作社、反抗权贵、讽刺朝廷，勇敢、智慧、善良、勤劳……所有的好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看中国儒家教育人要成为圣贤，和西方所讲的人要成为超人、新人不是有相同之处吗？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有一大批这样的精英，其他人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多少有些这方面的优点，这才是好的社会。人不好，制度再好都是没有用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不好都不行。
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看得最清楚。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就是树立人。跟鲁迅心灵相通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用了那么多的精力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中没有的。你看毛泽东的文章，反复讲怎么做人，讲得非常细致，教育、妇女、干部……各个领域他都讲到了，“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这样的事都由毛泽东来说。有一个朋友跟美国人辩论毛泽东好和坏，最后他拿了毛泽东的书给那美国人看。那美国人看后说：“啊，毛泽东太伟大了，他说的话不是跟我那个牧师每个礼拜说的一样嘛？原来毛泽东也是好人啊！”（众笑）他讲的很多话，都是从一些日常生活，从细节上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人，而不是空洞的去讲理论。带着这样一个新人的整体概念，我们来看看新中国的文化空间。
新中国的文化空间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继承五四创造的新文化往前走的。我们从鸦片战争被人家打败，想了各种办法，追寻了各种原因，追寻来追寻去都不对。比如说经济落后、军事落后，说了半天都不对。我们空间这么大，地域这么辽阔，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后，就发现鸦片战争之后这仗打得一个比一个窝囊。按照科学、军事、GDP……按照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失败。全世界一共十亿人口，我们中国就占了四亿多，当时中国的GDP占了世界三分之一还强，就这样一个国家，被人派了几千人就给打败了，要哪儿给哪儿，这找谁说理去啊？你说我们武器落后，怎么落后了？你说英国人有枪，看看他是什么破枪，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而且是在一百米之内。我们知道跑一百米需要几秒？他换子弹的功夫，我早把他砍倒啦! （众笑）
这些原因都是胡扯，咱清朝军队也有枪，其实双方的武器差距没那么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占优势。如果说鸦片战争中我们的武器没有优势，那甲午海战总有优势吧？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是我们人活得小了。人家就敢几千人漂洋过海打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他的心理空间是多么的大，而你这四万万人都干嘛呢，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当林则徐义正词严地怒斥英国人犯下种种罪行时，人家承认说：林则徐大人，您说的都对，问题不是我们要卖鸦片啊，是你们那些官员非要我们来卖不可呀！如果中国人都像您这样，我们早就老老实实回去了。林大人您也知道，中国官员就您一个这样。（众笑）林则徐哑口无言，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人家说的是事实，你整个官僚机构都烂掉了，你就出三五个林则徐、焦裕禄甚至是出毛泽东都没用。
有人说今天中国这么腐败，毛主席要在就好了。我说好不了，毛主席刚活过来就得被他们掐死。（众笑）要不就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大家不要相信啊，这个毛主席是假的。或者问：毛主席，您为什么要救中国？他们给了您多少钱？（众笑）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再伟大，不要对他个人崇拜，只要这个社会上的新人不够，就不行。一直积攒到20世纪初，产生了一批新人，你看看这些领袖首先都是有超人的素质，像鲁迅、孙中山包括蒋介石，每天都在刻苦地自我修养，克服世俗的欲念。
要讲反三俗，蒋介石是一个典范。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看了。蒋介石是一个充满了世俗欲念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跟世俗欲念作斗争。他的日记里写着，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个妓女，天天要到她那里去，然后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好：我一个大好青年应该跟着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可是这么没出息，今天又想她了。这不行，明天就要跟她断绝关系，做一个革命好青年。完了你看下个礼拜一，他还是这么写的。（众笑）蒋先生“反三俗”，用了好长时间，跟自己的欲念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摆脱了这个妓女，找到了宋美龄女士，（众笑）上了一个台阶。我们不评论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只说他的个人修养，晚年确实是自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喝一杯牛奶，规范作息，生活简朴。这种风气是从晚清开始并延续下来的。毛泽东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沐大风淋暴雨去爬岳麓山，在狂风暴雨中呐喊。余华先生有个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他塑造的那个人物形象，一看就挺渺小。（众笑）“在细雨中呼喊”，是很猥琐一形象。而毛泽东是在狂风暴雨中呼喊，多高大一形象。毛泽东这类人，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形象。尼采所呼唤的超人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20世纪出现了这么一大批超人，有这个背景才有了五四运动，才有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背景是有新人了，现代文学的目的也是不断地塑造新人、找寻新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批判过去，批判停滞的、灰暗的旧社会。无论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都是我们要告别的形象。鲁迅的作品告诉我们那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生活在那种社会里，但前面的路在哪？
郭沫若、茅盾、老舍这些作家就在做这样的探索，在往前走。老舍的作品既塑造老市民，又企图塑造新人。但我们知道，新人塑造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还没产生，或者是刚刚有个萌芽，你干了一件好事就来责问你，就来找你的缺点，我们的社会特别容易对新人求全责备。这个社会当一个好人太难了，因为人都有缺点。你是一个好老师，他责怪你不会洗衣服；你衣服洗得好，他说你文化程度不高。找一个人的缺点太容易了。我们什么时候看人像孔子那样，只看人的主流就好了。为什么说话、写文章总要带八股气呢，比如一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还有两个缺点”。我们现在评价人总是这样，能不能缺点只要不是太大就不说了？只要说这个人一生中做过两件好事就可以了。而评价坏人的时候倒是要写上些好话，这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坏人我们也有最大的宽容，这才叫真的自由精神。
许多新文学作品总是写坏人更成功，写老的、旧的形象更成功，写新人不是那么成功。写新人，到了新中国才获得了大量的成功。为什么？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本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朝鲜一样，为产生新人提供了空间，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学的主人变了，变成了“人民”。我是搞现代文学的，我们现代文学的一些学者经常看不起当代文学，说现代文学出了那么多赫赫有名的作家，随便一举就鲁郭茅巴老曹，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都是名家，一举一大把。你看当代文学，就没有这么有名的人物。而且到了当代文学的时候。那些现代文学作家还活着的。也没写出什么好作品来。这样一看，好像当代文学成就不如现代文学。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说你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标准是什么？怎么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呢？人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随时随地不小心就拿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比如说四川人到别的省去吃饭就嫌菜不辣，这能算是人家缺点么？你山西人到别的地方嫌人家菜不酸？不能拿你的标准去看别人，你可以看出区别来，不能评价高下，评价高下这个事情特别需要谨慎。
当代文学，它不注重作者是谁。你如果指责当代文学，那你怎么不指责古代文学？很多古代的小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现在写的那些作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都是我们猜的，都是经过学者考证之后估计差不多可能是这个人吧。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曹雪芹。这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人能肯定就是曹雪芹，连曹雪芹是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曹雪芹跟曹沾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父子还是子父？还是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以前印《红楼梦》，作者写的“曹雪芹、高鹗”，你看现在出的《红楼梦》还是这么印吗？不是了吧。因为高鹗是续作者已经被推翻了，现在印的是“曹雪芹、无名氏”。再过十年不定怎么印呢。所以说不能以这个作家跟作品的关系是否确定来评价。
为什么现代文学中作家这么重要呢？我们要知道现代文学那个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讲究个人著作权，所以突出作者跟作品的关系恰恰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特性。这书是我写的，我拿稿费，我拿版税。所以作者很重要，媒体要突出地宣传这个作者。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性质变了，作者变了，读者也变了。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小说，它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它的消费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人躲在个人空间里偷偷地读。一般没有俩人读的，除非是男朋友女朋友俩人一块儿读，但是读到某些不便于俩人一块读的地方还是要分开，总有一些地方只便于一个人读，这是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一种方式。古代不是这样，古代李白把一首诗写在墙上，谁都可以看，大家可以一块看，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地方。大家可以随便读。小说就不一样，小说里有大量儿童不宜，不便于一块读。所以资本主义特别要讲究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个人空间。
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变成了人民，作家就需要转变，虽然是你这个作家写的，但你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就不适应了。适应的少，谁适应了呢？老舍适应。因为老舍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老舍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也不左也不右，他就是为穷人说话的，这种人他最感谢共产党。
今天很多人都骂共产党，说共产党一进城，你看把北京的这个格局给改变了，把很多什么什么牌楼给拆了，说共产党就应该保护老北京，北京城里就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共产党进城后应该都住到公主坟八王坟去，不能住到中南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资产阶级。这些人就没有看到共产党进城之后首先改造了龙须沟。这个城市是保护起来给你们看着玩的吗？这城市里住着活生生的几百万人呢！共产党都住到公主坟去了，龙须沟怎么办？只有老舍，他是人民的良心，他看到了，“要说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都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这是老舍。这样的文字，鲁迅也写不出来，只有老舍能写出来，所以他适应新中国。老舍很简单，很朴素，他看到共产党来了，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人权！所以老舍的写作，获得了一个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是什么，一个人民的空间。他背后有人民，这个空间，亮！
很多老作家写不出新作品，巴金也写不出来。巴金写了一部好作品，在哪儿写的呢？他去了抗美援朝前线。那些作家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之后都特别感动啊！作家、文艺工作者，到了那里才知道什么叫国家！有人说，你凭什么说郭德纲是民族英雄，说相声的能有民族英雄吗？我说这些人都是无知，说相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还不是郭德纲，叫小蘑菇（常宝坤），是常宝华、常保霆他们家族的。小蘑菇就是到朝鲜去慰问，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些人到朝鲜一看志愿军那个战斗的环境，那个艰苦，特别是有一个评弹演员到了上甘岭，人家不让他们上去啊，太危险了。他一定要上去。上去一看，上甘岭一米多厚的粉尘，原来都是岩石。并没有发生泥石流，是几十万颗炮弹把一个山头给削平了两米，岩石全部变成粉尘，直接倒上水就变成水泥了。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战斗是什么样的，活人一个个的就在这个地方战斗！这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就变了。人还是那个人，因为心里有了人民，他写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大家有功夫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作品。歌曲、曲艺、相声、弹词、大鼓、单弦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最恨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打击流行歌曲的演员？为什么要打击相声演员，要打击二人转？为什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没有相声，没有弹词，没有二人转，没有越剧，没有秦腔，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了！我们都去唱那个四不像的任何民族特点都没有的流行歌曲，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我们必须在有这些东西的前提下再唱流行歌曲，这才是伟大的国家。假如郭德纲是个唱流行歌曲的，绝不会受到这么惨重的围剿！包括很多支持郭德纲的朋友都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文化战斗的角度来看待。
刚才我说解放以后作家、文学要改变，五十年代就是转变的时代。五十年代有很多文艺运动，这个文艺运动主要是新旧思想的斗争。透过那些具体的事件，比如说《武训传》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关于什么中间路线啊，中间人物啊等等这些讨论，背后有一个大的声音就是文学要变成人民的文学，用人民的精神写，给人民看。从人民中造就出千百万社会主义新人来。我们看，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空间，从这个空间里走出来的人，它就跟旧社会不一样了。
今天中国天塌地陷，这么多天灾人祸，我们看人民是有反抗的，人民反抗的声音还是比旧社会要高得多。旧社会要是没有共产党，那人民几十年就这么忍受着。其实天塌地陷经常发生。我上一篇博客开头刚刚贴了一篇我们中学课本里的课文，叫《一次大型的泥石流》，很多人学完就忘了。我昨天晚上跟同学聚会，他们都忘了。我说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课文里面说的很清楚，泥石流发生的原因，一个是地质条件怎么怎么不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滥砍滥伐，开采矿石，破坏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岩石破碎，环境不加治理保护”。人祸啊！解放前这种事是常发生的，报道也没有，死了就白死了，你以为我们中国人解放前都怎么死的！
汉奸、卖国贼们天天揪着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拿这个来反对共产党。我说你要算总账啊，新中国的人口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加的，那旧社会一百多年中国人口没有增加啊，家家生七八个孩子，那人都哪去了？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二十亿人口啊，那结果才有四万万多，那至少死了十五亿，十五亿人哪去了？这个账怎么不算，你不是讲公正吗？你不是讲客观吗？这个事情你怎么不客观了呢？为什么不去追究国民党杀害了十五亿中国人民？当然不是用枪用炮杀的，饿死的、病死的、泥石流砸死的有的是。我写过一本书，叫《1921：谁主沉浮》，你就光看开头第一章，1921年中国人怎么死的？看一个历史，要看前，还要看后。
五十年代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块，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刺激起了中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因为要战争，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工业来支撑。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矿山、制造业、纺织业、信息业、交通、能源全部都建立起来了，还不用抗美援朝结束，打到1953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就什么都有了。苏联它也是个扶硬不扶软的家伙，一看中国自己有东西了，它的援助也来了。到1953年的时候。那个形势完全可以解放全朝鲜，真是“由北到南，一推就完”！我们的后勤已经不落后了，我们牺牲的战士主要是后勤供应不上牺牲的。但是到了1953年，本来可以解放全朝鲜了，斯大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又不干了，他们大概不愿意让中国把朝鲜都解放了，就说算了，还是谈判吧，就以三八线为界吧，最后就维持了一个三八线。
抗美援朝保证了国内和平建设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建国十周年左右，国家跟十年前就不能比。今天不是讲这个增长率那个增长率么，今天我们再努力，都没有四九年到五九年这个增长率厉害。不说别的，就说一项，人的平均寿命，中国人民平均寿命从30多岁一下子增加到50多岁。十年的功夫，谁能做到？人口为什么增加那么快啊？就是不死人了。旧社会虽然生的孩子多，那孩子不长到七八岁大人都不放心啊，随便一个感冒一个孩子就没啦！邻居家死了孩子没有人特别悲伤，都是正常事儿，“哟，你们家小三儿过去了。”拿个席子卷着就走了，这是平常事。你看看那些作家的回忆，谁家没有兄弟姐妹死去？都是小时候。所以人口老不增加，虽然生育率高，但是高死亡率。解放后这孩子不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什么病都有医院给你治，不要钱，或者花钱很少。小医院治不了去大医院，大医院治不了还有解放军呢。解放后咱农村先不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