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坛: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
今天我们以社会矛盾为主要线索来谈社会管理，从四部分内容展开：第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是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判断；最后一部分是一些应对思路与措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
胡锦涛总书记对于当前中国做了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中国现在正处在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成就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中国人均GDP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将近4500美元。与印度做对比，199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是300美元，印度是360美元，印度比中国高出20%；到了2009年，印度人均GDP是1160美元，而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比印度高出来三倍。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夸张地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现在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开始全方位的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全局。胡总书记曾说过，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高层的这个判断比较清晰，但基层对此理解不是特别清晰，很多地方还是全心全意抓住GDP不放。当然，经济建设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看到，社会矛盾在日益凸显。
现在，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六项。
第一个原因是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到相对有限的时空中。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多出一项任务。大多数国家完成一个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可以，而中国还要完成另外一个转型，这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很多矛盾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引发的，并且我们是现在世界最大的共同体，这就意味各种不同要素、各种变量要素特别多，而一个变量要素起了变化，就会连带其他的因素起变化。简要地说，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巨量的事情就会造成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发展的极不平衡。全世界各国中，我国的不平衡可能位居第一。现在，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平衡，经济高速推进，而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严重滞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明显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造成大量社会矛盾。
第三个原因是强烈的经济利益冲突。我们目前遇到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上的冲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性化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取向的形成，民众对于富裕的生活有普遍的极大的渴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家庭财富和经济实力，所以中国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一种对经济的强烈渴望和冲动。民众一旦进入了这种强烈经济冲动，就必然会激发出充分的潜能。马克思说得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于是，就会释放出剧烈的社会能量。假如这些能量整合不好的话，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我们做做对比，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人们强调的是理想化、道德化、政治化，对经济是不屑一顾的，是一种禁欲主义，走向一个极端。改革开放以后，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心愿，然而取代禁欲主义的却是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我们现在正处在强烈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期，而且必然要经过这个时期。
第四个原因是社会经济领域缺乏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我们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旧的规则体系不管用，而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规则的真空期。规则的真空期是无章可循，肯定要形成种种抵触、冲突、矛盾。现在，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必须有效整合，靠的是什么，靠制度，制度就是一种规则，现在这方面很薄弱。在不讲规则的问题上，民众特别是网民群体，首先把矛头是对准富人和官员，实际上不讲规则的现象已经不是特定群体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民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各个阶层都存在不同的缺少规则，尤其是缺少规则意识。缺少规则意识比缺少规则还可怕。
第五个原因是社会不公现象十分明显。这是公认的事实，不需要争论。我国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早就突破0.47的界限，远远超过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再一个，我们国家城乡差距居世界第一，统计学上的数字是3.33倍，实际上可能要是5倍到6倍。而合理区间应该是在2倍以内。另外，行业之间差距、地区之间差距等也很严重。贫富差距大了就很麻烦，按照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说，凡是处境不好的人，归因的特点是外向型归因，原因总在自身以外；相反的，处境好的人在归因的时候多是内向型归因。现在，中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在我们国家比例超过70%，在归因的时候，肯定大批的人把原因归于社会，这会产生什么感觉？第一是不认同，第二是抵触，而很极端的人有可能就是仇恨，这样一来，社会各种各样的矛盾必然就会形成。
第六个原因是社会焦虑。我们有共同的感受，我们现在都很着急，焦虑不安、浮躁不定，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来看，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每个地方、每个区域、每个阶层都有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焦虑现象？原因至少有两条。第一条是社会利益结构全方位大幅度的调整，而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完成。换句话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社会位置、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要推倒以前的利益结构、重构新的利益格局，且在短时间之内要完成，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还有，在我们国家一夜暴富和一夜下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大面积的存在着。而这些暴富者未必都是黑心暴富，从理论上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富群体中的成员。比如胡润报告称，中国平均每1400个人有一个千万富翁，其中两成是投资房地产，早些时候多买一两套房子成为富翁是很容易的事。而相对于另外一个群体——一夜下岗的反差太大了，人们会产生人生的不确定感，对于未来不可预期，一定会焦虑不安。第二条是信仰在不小的范围内丢失。我们知道，一个民族普遍有充实的信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众心里会非常充实、坚定。而我国在社会急剧转型期，我们的信仰在不小的范围内被人们丢失了，换句话讲，我们的国家、民族在特定时期里，人们的心灵缺乏一种坚守，就难以经得起各方面的诱惑。现在诱惑很多，但又抓不到，这也必然焦虑不安。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焦虑。
如果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跟毛泽东时代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社会规则非常简单但有效，社会控制是高强度的，民众信仰是高度一致的，人们的心理相对来说比较踏实。这种相对比较踏实的心态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描述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必然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前几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民众。一个社会存在着大面积的焦虑现象，对这个社会是十分不利的，首先会造成大量社会问题，放大人对社会体制不满的情绪。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以上六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国家的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至少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民生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人们对政治兴趣并不很大。当然，民主化是历史趋势，但现在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阶段，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在这个前提下去进行民主相对来说成本可能要低得多，是水到渠成的事。别的国家、地区没有经过民生阶段，而进入民主的时代。我们看到，印度穷归穷，但民众对政治很感兴趣，选举时，印度人携家带口，身着盛装，井然有序地排队投下神圣的一票。泰国红衫军、黄衫军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中国民众对政治兴趣并不大，而对民生兴趣最大，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个特征是官民之间矛盾比较突出。
调查发现，中国的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跟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主席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有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个特征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实际上，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的治安性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演变成了一种地区的、规模化的、群体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件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再比如，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的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经调查，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的几万人群体事件，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参与集资。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很多人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个特征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除去少数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派别合流者外，在广大的内地，除了个别地区曾经出现的类似“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等暴力冲突外，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材夜思、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现在，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示威法》，但是一般的集会**公安部门不会轻易批准，人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叫散步。保定市一家国企转制时，工人的条件无法满足，就决定从保定“散步”到北京。在中国既然有了集会**示威法，就应该允许人们**。比方说在郊区划个地方，让人们喊个口号，把这个气喊出来，情绪释放出来是好事，并不是坏事。情绪不断积累，最终会爆发，那就不好收拾了。有不满的得想法让他释放，要不然要**示威法干什么，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心理宣泄。
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好在中国抛弃极端意识形态抛弃得非常彻底，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当代的典型案例是非洲的布隆迪、卢旺达等，亚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印尼排华事件。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中国这种对各种民族的态度，进一步延伸到国际政策上，实际上中国现在还在享用以前民国时期和毛主席时代的成果，与非洲各国、阿拉伯、以色列国家关系处得比较好。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去年，我连续看了两本传记，其中一本书是《本·拉登传》，通过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在原教旨主义文化的环境中会成长出怎样的人群，这个人群对于各种外界事物做出何种激烈反应。从书中可以看出。拉登各种行为方式的选择以及理念、价值观很简单，用四条可以概括：一是拉登认为伊斯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族群；二是伊斯兰族群受尽了不公平待遇和各种屈辱；三是拉登认为要消灭所有异教徒；四是要让伊斯兰教占领整个世界，统治整个世界。这四条延伸出了他一系列激烈的行为。
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我们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度，世俗政权牢牢地统治着全社会，以政统教，宗教始终服从政治，只有短暂的时间佛教曾经盛行过几年。我们国家历史上出了几次大的灭佛行动。所以宗教势力不曾占据主导地位，杀戮异教徒的现象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而且它在中国没有民众基础。中国宗教徒超过1亿人，但中国的宗教徒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别的国家的宗教徒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主、侍奉主。中国民众信教也很虔诚，但更多人信教是一种业余爱好，而且带有一些功利性。所以宗教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基础，更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个特征是陷入到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中国的劳工权利确实维护得很不好，但如果把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个特征是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可能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非常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180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城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城市。现在180个城市提出这个口号了，这不开玩笑吗？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新一轮“大跃进”的危害将超过1958年的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而且能解决就业问题吗？很难。这是地方的因素，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比如说涉及面很大的“买断工龄”这一说。国有企业转制要买断工龄，没有严格法律依据，有的给了十几万、有的给几千块、有的给几百块。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算不对，这就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像开胸验肺、矿难生还工人的补偿等问题说明，一方面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这几条加一块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劳资矛盾，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是否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GDP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判断
我们对于当今社会矛盾应该做出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属于常态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但无碍大局。简单的说就是，少部分地方小规模的骚乱，都不会影响大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像惊弓之鸟一样，举止失措、大惊小怪。哪一个国家的社会矛盾问题都不比中国少。法国、德国上百万人**，法国、德国政府都能运转。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是应该能够包容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二是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有可能演化成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表现为一些地区会出现规模化的社会骚乱，但基本社会发展进程能够维持。我们现在要防止第二种可能性的出现。
第三个基本判断是，在我国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旦形成，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以往大量的社会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典型的案例。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的形成至少需要有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二是经济失去秩序，三是社会控制力基本丧失。那么，我国会不会出现这种颠覆性的社会矛盾？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来看，在我国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小。
第一，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着难以为继的可能性。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大多数农民暴动都是产生生存性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人活不下去了，逃难、饥民暴动，然后有组织的成为全民性的暴动。而现在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生存条件比过去普遍有改善，生活水平有提高，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粮食已经不是大问题了，粮食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国人民已经饿不着，而且副食产品非常多。另外，现在我国战略储备也开始重视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基本条件应该说不存在了。
第二，经济秩序不可能丧失。中国的改革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经济方面的问题，这跟改革初期路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当时邓小平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十二五”规划中被翻译成一种渐进性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它的弊端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缺乏前瞻性，“摸着石头过河”视野太窄了，看眼前居多；另外一个就是把容易改革的先改了，把难度大的改革放在以后。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健，不会翻车。这跟前苏联不一样，前苏联激烈的改革，新的制度一下子就把以前的制度取代了，休克疗法的代价巨大，所以导致解体。以通货膨胀为例，中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是上世纪80年代末，现在又开始了，所以温总理说重中之重就是把通货膨胀打压下去，但中国对经济控制的能力没有丧失，第二个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在也不存在。
第三，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可能丧失。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此，中国现在出现大的、严重的动荡的可能性极小。
社会矛盾的应对思路与措施
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或缓解社会矛盾问题？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等，而且提出了八个“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个“加快推进”，我就不一条一条谈了。
我归纳了一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我们应该以社会公正为依据来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这几年有个大家很熟悉的概念叫顶层设计，就是在最顶层有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从上面贯通到下面。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我国现在的问题成千上万，但不管怎么样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东西，只有立足于社会公正才能理顺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社会公正仅仅理解为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东西才是公正的，真正的社会公正应该是对各个群体都有利的才是公正的。如果只局限于对弱势群体扶贫解困的层面，社会公正是一种片面的平均主义。当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关心也是丝毫不能松懈的。
第二，我们应当发掘并用好中国应对社会矛盾的独特优势。有人担心，中东北非动乱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我国。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中国和中东、北非相比，有一些类似现象，如贫富差距较大，通货膨胀较明显，腐败现象也比较明显，存在就业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讲，我们是发展中的问题，大部分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我国的基本面与他们基本面完全不同。
一个是经济的基本发展面不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30多年在10%左右，世界上哪个国家达到这一点？没有。经济基本面不断上升有几个大的好处：第一个大的好处是就业每年都会增加一点。第二个是让民众始终抱有希望。中国民众有一个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与提高，同时又对自己家庭生活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调查显示，75%以上的人对现状不满，这个不满主要是与比自己过的更好的人比的结果，但这些人还都充满着希望。因为中国经济正在往前走。第三个是为民生的改善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基本面不同是改善民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趋势。尽管中国在民生改善方面欠债太多，但这几年改善的幅度很大。
第三个基本面不同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看法。与国外尤其是中东、北非不一样，我做了很多入户调查，发现没有辱骂国家领导人的。另外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于官员的信任程度是从上到下依次递减的。也就是中国民众对国家领导人、对中央是非常信任的，对省级政府比较信任，对地市政府有点信任，对县级政府基本不信任，对于乡政府很不信任，对村级政府极不信任。我们知道，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中国老百姓就是觉得有好中央，不公平待遇以后就有可能扳回来，从而形成希望。
另外，除了基本面的优势以外，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还有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一个优势就是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在1亿人口以上大国中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举国动员有它的两重性，用不好的话就是容易成为大跃进，造成很大浪费，但用好的话来说是可以有效地应对各种大的灾害和社会矛盾问题。我们举国动员能力只要与民众利益结合在一起，一般来说是正面的。举国动员能力用好对于应对大的各种灾害和社会矛盾问题是很奏效的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我们现在正在享受人口政策的红利。每个劳动力人均负担人口系数的降低，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如果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的话，那生活水准会降低一半，所以，我们经常强调人口红利是经济和生活方面的人口红利，而还有一方面的社会的红利很少被看到，就是对社会安全所起的有效作用。比方说，现在许多家庭的结构都是“四二一”结构——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一个青少年，我们知道青少年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假设这个青少年要走上街头**，就六个人把他往家里拽，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去参加冒险的活动，三劝两劝就劝回来了，这就是把冒险的行为往后拖的力量。再说，这些家庭的孩子普遍受教育程度也高，家庭责任感都是有的。现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第三，应该建立公正、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第四，应当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一开始就谈到，我们国家社会矛盾的第一特征就是社会矛盾直接集中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部位。换句话来讲，民生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是引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且他还把民生的导向、民生的内容做了一个归类，指出现在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包括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教育问题）、劳有所得（劳动权益保护问题）、病有所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制）。建立这样的体系花不了多少钱，就全国来看，用我们实际财政收入的1/8就能完全满足这样的需求。别的国家财政的50%、60%是用于民生的，而我国现在只有10%、20%用于民生，而实际针对民生的有效投入就更少。例如教育，大量的钱投放到大学城，实际用于教育的很少。进入有效的民生领域的钱如果达到20%，我们的民生问题就能全部解决，用远远低于别的国家的成本来全部解决我国的民生保障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一旦建起来，一是意味着我国民生状况大幅度改善。二是意味着我国经济消费内需拉动将迈上一个巨大的台阶。我们国家经济现在是三大拉动力，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内需拉动。而我国现在畸形地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真正上不去的原因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大量的中低收入者有点钱也不敢花，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他们要进行自我的医疗、养老保障。如果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钱相对来说就多一点，可以多花一些，这样消费内需拉动就会迈上巨大的台阶。三是确保我国安全运行。社会矛盾主要的根源是民生问题，把民生问题解决了，社会矛盾缓解了，社会的安全稳定可以得到极大的保证。四是意味着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大幅度的巩固。
第五，我们要控制好几个特别重要的具体的变量。社会管理应该是两大方面的任务：一个方面是引领性、导向型的任务，这是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大体性的建设。另一方面是要按住具体的导火索性的敏感部位。就具体的变量来看，除了宗教和民族边疆地区之外，有几个变量特别需要注意要控制好。第一是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对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杀伤力最大。第二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大学生跟以前大学生不一样了，他们付出高昂的学费，上大学本来是要收回成本，结果发现连工作都没有了，会引起极度不满。而大学生精力充沛，见识广泛，活动范围广阔，现在不但行为活动，而且上网活动范围更大，不满就会造成很多麻烦。新生代农民工也有类似的情况。有几个群体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社会学界领军人物陆学艺先生说，社会稳定、社会安全很重要一点是，你看水浒传中哪些群体能量大，而且产生不满了以后，容易被逼上梁山造反，在中国有类似群体，千万不要重现那种逼上梁山的状况。我们对号入座看一看，宋江相当于现代的县政法委书记，林冲是复转军人，李逵是新生代农民工，晁盖是影响力很大的模范村支书，孙二娘属于不合法经营的个体经营户，柴进属于当地有号召力的工商联主席，武松相当于县武警大队的大队长，吴用是当地的民办小学校长，都是在当地的草根阶级中能量大、有地位、有感召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批人如果遇到不公正待遇，产生不满，社会就很麻烦了。第三是贫富差距问题。第四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年了，但现在愈演愈烈，这是一个现实，下一步能不能把腐败问题解决好，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公信力的问题，而且是影响到我国民生问题能不能解决好的问题。
为什么把腐败问题与民生挂钩？腐败问题意味着公权力无止境的扩张，就会造成与民争利的现象，直接损害民众的利益。所以，无论从党的公信力角度，还是从维护民众利益的角度，都必须把腐败问题铲除。我们国家现在腐败活动出现了这样三个特点：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十几年以前，陈希同贪污几十万被判了16年，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贪污几十万被判了死缓，而现在动辄涉案金额就是上千万、上亿甚至更高。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几千万，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涉案金额有可能达到20亿，涉案金额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二是腐败的样式五花八门了。当公权力失去制约以后，当事人能腐败到什么地步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想象力的问题。当事人的想象力越丰富，腐败的样式越是五花八门。三是恶性化色彩显露，越来越恶性化了，有个省政协副主席雇凶杀自己的老婆。
简单来说，我们能不能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和创新，能否让社会矛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取决于以上两方面的任务。这两方面都做到的话，我们的社会管理就没有问题，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吴忠民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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