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深度调查研究的切入点
调查研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是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是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调查研究过程，实际就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过程。那么，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怎样才能抓住重点，全面、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提高调查研究质量呢？笔者认为应突出以下“八点”。一、突出党政中心工作“重点”，搞好超前调研研
党和政府在各个时期都有其中心工作，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应该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为中心工作服务。而中心工作的调查研究必须具有超前性，这是由调查研究的时效性所决定的。调查研究总有一定的过程，如果不超前一步，就很难与中心工作的步骤合拍，而成为“马后炮”，失去调研的意义，还会造成资源浪费。搞好超前调研，不仅只是时间安排上的超前，而重要的是对客观事物及现象本来面目的认识和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要有超前性。如当前对加快推进文化建设的调研等，就具有超前性，调研的成果，必将为党政领导决策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做好超前调研要求调研人员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能力，把握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有超前意识，目光长远，具有一定的远见和“透视”功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培养创新思维，具有开拓的精神；要勤于捕捉各种信息，激发灵感，拓展思路。
二、及时发现经济社会“亮点”，搞好典型调研
典型事例，具有普遍指导作用，有所谓“滴水见太阳”、以点带面之功能，是时代弘扬的主旋律，是教育民众的重要素材。我们通过对某些典型事例的解剖、分析、归纳，从而可以提炼指导全面工作的经验和措施。因此，在现实工作中，必须认真搞好典型调研，以典型引路，以典型为指导，促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搞好典型调研，应做到五点：要有时代意识，提高对典型调研的认识；要选准典型，使其具有先进性、教育性和代表性；要挖掘典型材料，增强代表性和说服力；要正确归纳总结出典型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到借鉴和启示；要对典型事物与普遍现象对照分析，充分认识共同性与差异性，从中寻求规律性，以达到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目的。
三、围绕领导决策“高点”，搞好主动调研
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领导决策服务。而领导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要求较高，只有高质量、高水平调研获得的信息才能保证领导决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操作性。怎样才能搞好高质量、高层次的调研工作呢？第一，要认真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提高理论修养。第二，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第三，思维要敏捷，要根据党委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根据领导需求设计调研题目。对专题较强的调研课题，还应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第四，着眼点高，要把目光放在总揽全局、事关大局的问题上。第五，调研工作者要有主动服务意识和高度负责的态度。第六，调研报告要做到观点正确、论述集中、重点突出、内容充实、材料真实、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结论准确、分析问题深刻，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要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作风，增强精品意识，力争写出的调研报告成为精品，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四、找准社会“热点”，搞好多层次调研
社会热点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社会各界对其十分关注。如当前的房改、破除农村二元结构、看病难、就业难、物价上涨等，就是较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为避免决策过程中的偏差性、盲目性和片面性，必须开展多层次调研。多层次调研有两层含义：一是调研范围要面向多层次、多方面；二是要发动社会各界多层次、多方面人员参与调研。调研的层次不同和不同层次调研人员的参与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应提倡突出社会热点，搞好多层次调研。要搞好多层次调研，就必须树立三个观点：一是全面观点。要面向社会，广泛调查，反复对比、归纳、综合、分析，防止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二是联系的观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社会热点问题产生于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自然也就有其复杂的根源。要认识这个根源，就必须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孤立地就热点问题的表象妄下结论。三是发展的观点。热点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也会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要么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要么朝恶性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在搞这类调查研究时，要用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使问题发展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使各种复杂的问题能得到圆满解决。
五、抓住发展中的“难点”，搞好深层次调研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如同战斗中的堡垒，往往是主攻对象。如果将其攻破，整个工作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导致工作受阻或失败。因此，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难点”的深层次调研。一是必须抓住难点不放，深入到实际，深入到核心，深入浅出，层层解剖；二是要吃苦，因为难点问题往往潜藏很深、很隐蔽，需要动脑筋、费工夫，才容易调查清楚；三是要敢碰，难点问题情况复杂，调研难点大，调研工作人员要敢于接触它，找出解决的方法。
六、深入剖析社会“焦点”，搞好跟踪调研
社会焦点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某些特权部门不依法行政、不照章办事等问题。这类问题虽涉及的部门不多，但影响范围很广，事关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因此这类调查深受群众拥护和领导的肯定，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属此类。各级领导机关要大力提倡这类调查，特别要突出“跟踪”二字。所谓跟踪，就是第一次调查所反映出问题，还要再进行第二、第三次调查，以检查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纠正。通过跟踪调查研究，使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能及时得到全面解决。要搞好跟踪调查，必须坚持六勤：嘴勤，经常询问了解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带有共性的问题；耳勤，善于广泛倾听群众呼声；脚勤，多深入农村基层、工厂、学校、私营企业等了解情况；眼勤，善于观察社会各类现象；手勤，要广泛收集第一手材料，获取有用信息；脑勤，即善于动脑思考问题，要善于将听到、看到、观察到的信息集中到大脑中进行综合思考，分析跟踪调查的焦点问题的实质。
七、注意解决工作中的“弱点”，搞好专题调研
工作弱点是指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即我们常说的“落后”对象，比如同样的自然条件、外部环境的乡镇，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很好，有的很差。显然，经济效益差的乡镇必有原因，需要调查研究帮助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使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搞好这类调查研究，必须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事物。通过调查研究，帮助落后单位找出落后的根本原因，使落后变为先进。
八、勇于揭露廉政建设的“污点”，搞好集中调研
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关系到干群关系，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部分领导干部不廉政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因此要重视搞好集中调研，揭露腐败现象，纯洁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搞好廉政中的“污点”调研，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二是对廉政调研所反映的问题，要深刻分析原因，提出杜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的具体措施；三是对于个别典型的腐败问题，要向纪检部门作专题汇报，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对触犯法律的，要向司法部门提请诉讼，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作者：赵汝周 来源：学习时报 不作调研的政策，害死人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调研记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专门讲了领导干部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此，想到毛泽东在建党40周年的1961年的有关调研思想和方法，很有意义。
（一）我们犯错误，是因为情况不明，做官了，不调研，我自己的毛病坚决改正。不做深入调查研究的任何决策都是错误的，脱离实际的任何美好愿望没有不失败的。三年严重困难是怎么造成的呢？1961年3月毛泽东总结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部队、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所以，毛泽东要求：“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当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周、陈、邓等的信中还专门做了自我批评：“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是怎样改正自己毛病的呢？举毛泽东当年9月在邯郸调研的一份纪录稿，毛泽东调研的内容是：机动粮、上交粮、贮备粮，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生产费，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学校（小学）、基建、水利，救济、补助、治安、作物，小片荒、自留地，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以至于牲口的胖瘦等等。
（二）《不怕鬼的故事》。在困难面前乱了阵脚不是共产党，没有勇气战胜困难也不是共产党。六十年代初，国内困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新出版的《中00史》第二卷记载：“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国际上，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准备大举反攻大陆。苏联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从来不怕困难。《不怕鬼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辑，196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毛泽东在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所写的序文上有七处批语。这七处批语的核心在于不怕“鬼”。虚幻的“鬼”根本不存在，所以不存在怕的问题；困难这个“鬼”倒是存在的，但绝对不能怕。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克服当时困难、战胜困难的用意所在。
对于当时的困难，毛泽东的态度是：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国内外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三）把调研列入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阵风、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解决问题，如何把调研制度化、规范化，把调研当成硬任务，当做纪律来执行，毛泽东想到了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专门指示要制定一个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61年1月8日胡乔木拟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看后对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满意，一是没有突出调查研究，二是“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忘。”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列入“三大纪律”之首，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进“八项注意”之中，足见当年毛泽东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决心和重视调查研究的程度。
（四）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一年毛泽东除了亲自深入基层调研了解情况外，还动员一线的领导同志经常通信。在毛泽东时代写信无疑是调查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通过写信获取真实情况，毛泽东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
1961年5月6日毛泽东在《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说：陈正人（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同志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井泉（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将那些问题搞深搞透。我在这里还有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此信并告中央。
（五）调研是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把老爷式的、不听话的死官僚轰走。钦差大臣式的、花架子式的所谓的调研，贻害无穷。1961年5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位工作人员，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反映当时调研普遍存在“十多十少”的问题。即：（1）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
（六）图虚名而招实祸，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关于通过“大跃进”、“共产风”、“高指标”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做法，1961年年初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当毛泽东看到一条内参，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不图虚名、不招实祸，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61年提出：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耐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精髓的东西搞一年不行，要年年搞下去，搞到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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