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员的维稳新思维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桂维民的《应急管理十日谈》一书，它迅速被摆到各地各级公务员案桌上，成为他们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好助理”。桂维民自己也听到不少县委书记、县长的反馈，“什么时候县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按你讲的方法应对，结果很管用，处理得非常平稳”。当年10月，西北工业大学成立应急管理研究所，桂维民出任首任所长。目前，桂维民还是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会长。桂维民非常喜欢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以处理数十起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为底子，利用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深入研究，然后到全国各地做讲座，出书，不遗余力传播“危机思考”和“维稳新思维”。在桂维民看来，处置群体性事件等公共事件，是一道考政治、考意志、考能力、考胆识的“综合测试题”。
桂维民认为，当前既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社会转型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和突发事件的高发期。桂维民提醒每一位国人，尤其是执政者，不能见喜不见忧，不能沉溺于歌舞升平的景象，更不能看不到繁华背后的隐忧和危机。“缺乏危机意识才是最大的危机。”在《应急管理十日谈》这本书中，就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桂维民提出 “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这两条治本之策。
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分化重组，阶层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基尼系数2006年达到0.496，现在已逼近0.5，利益不均衡就出现了很多矛盾。目前，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积累过高，消费率一直偏低，去年全国的平均消费率在40%左右，国际上平均消费率在60%以上。“再分配”这一块，公共财政应均等化，对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应加大，通过分配杠杆来对利益格局进行调节。桂维民认为，中国需要构建这样一个“分配机制”，分配改革的趋势是，“调低、扩中、限高”，调低就是把低收入调高一点，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限高就是通过税收等限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此外，他认为“分配机制”中还应有一个“补偿机制”，比如说西部地区资源富集，给全国贡献煤、气、油、稀有金属，对于欠发达地方，就要有资源补偿机制，通过资源税的收入来获得补偿，以解决地区之间不平衡问题。再就是遇到重大灾情，先富的地区对口帮扶落后受灾的地区，这也是一种“补偿机制”，体现了利益分配的均衡，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有，必须重视“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救济弱势群体，解决政府有心干但无力干的一些事情。
桂维民这么重视“利益分配问题”是因为，大量案例表明，群众集体**或群体性事件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并没有政治目的，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我们不应该动辄就将集体**与破坏社会安定联系起来”，而应该努力寻求建立有效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作者：陈统奎
应该看看这本书，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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