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不靠读书靠什么
读书改变命运，正受到现实的挑战，许多农村子弟放弃高考，而其他的向上通道也越来越窄。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 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另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弃考族”中，经济因素当然是重要障碍之一。调查显示，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 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但是，在中国这么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深入骨髓的民族中，如若看到希望，大部分家长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
问题是，“好不容易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读书还有用吗？”看到村里在家待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村民发出这样的疑问。长久以来，中国人有两个出身——家庭和大学。中国人执着于送孩子上大学，其实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农村人要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大学生则要想方设法跳入“龙门”做体制内的人。可是大学生越来越普及，这条上升路径越来越窄。
大学生就业首选公务员这一“黄金道”，4000人中选1人被戏称“摸彩票”。垄断国企是次选，但铁饭碗也是奇货可居。于是，“蚁族”只能在中小企业就业，可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岗位。而大学生如果选择自己创业的话，由于种种原因，成功的也是凤毛麟角。属于他们的发展空间实在难言“广阔”。
如若真如报道所说，“弃考族”能唤醒人们“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实在是民族之幸。但显然这一“分蛋糕”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一艰难的时刻，更迫切的是大学的“教统”是否闪烁着微光，不舍弃不放弃，给穷孩子希望和梦想。如果“弃考族”的用脚投票能倒逼大学改革，倒逼起点上的教育公平，那么一个“可敬的大学”未来或许能医治“失衡的社会”。
（2011年8月29日《钱江晚报》）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农村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正受到很大的挑战与质疑。根据刚刚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种种迹象表明，学习刻苦、家境贫寒的孩子在一线重点大学中出现的越来越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寒门学子考上名校的机会并没有随之增长，“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普遍现象。
家境与能否考上好大学高度相关，是对社会公平的一大戕害。仅就招生环节来说，名校择优录取，本无可厚非，但当名校本着这一原则招来的都是家境优越的子女时，其背后隐藏的教育资源畸形分配，以及由此引发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却不能不让人警觉和反思。毕竟，中产及其以上阶层并不占我们社会的多数，重点大学矮化为“殷实之家子弟俱乐部”，意味着数量更为庞大的寒门子弟失去了机会。
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信念，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载体，关系到社会的底线公平。天赋不错的寒门学子通过苦读考上好大学，进而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是许多底层民众改善自身境遇的希望所在，也是为数不多的阶层上升通道之一。而一旦这扇阶层流动的大门被关闭或变得极为窄小，群体之间只能横向流动不能纵向流动，不同的阶层之间分野明显，互不理解，在价值观上视同水火，将会是对社会和谐的巨大威胁，共享发展成果也无从谈起。
所以说，寒门难出贵子，表面上看是教育问题，其实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坐标。都说我们是个转型国家，而国家的转型是通过一个个个体命运的转型来实现的。对于亿万到城市谋生的人来说，让自己或后代实现由农村到城市、由蓝领到白领、由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跨越，通过自身努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道路。近年，拼爹、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的流行与热议，无疑说明这个正常的过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此时社会应该做的，绝不是默认这些词语代表的含义成为通行的社会规则，而应该创造更多阶层流动的机会，让更多底层的人们看到希望。要知道，农民工的孩子永远是农民工，是无法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给底层以希望，就是给国家以希望。
（2011年8月31日《大众日报》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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