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精神前瞻汇总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将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任务新要求。杨金海：六中全会将掀起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新高潮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先进政党推动
●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新一轮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产生质变
●中华文化大步走出去的时候已经到了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
杨金海认为， 10月中旬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研究文化复兴的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喜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杨金海说。
杨金海指出，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系统。既要有经济发展，又要有政治发展，也要有文化发展，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又不是完全同步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未必有高度的文化发展水平。马克思也曾经讲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的文化可能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既有物质生活的保障，又有精神生活的享受。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经济繁荣很重要，军事实力增强也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但是最后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就是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社会科学、大众文化等等。只有当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具有现代性，具有领先性，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民来学习，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中华文化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整个中华民族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
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复兴，与古代的文化复兴以及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需要以全球为参照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达到全球的领先水平，特别是在文化上要能够创造一套领先世界，并能够为世界人民所广泛认同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人文科学、生活方式等等的时候，才能够说我们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见，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道路更加崎岖，需要大家认真研究，特别需要我们党提出先进的理论来推动这一伟大事业。
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化经过九十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逐步转变为现代形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建党之初，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党就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入和建设。实际上，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引入，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都特别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建立，不仅将迎来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而且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在建国之后，我们党领导着人民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建设，特别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不断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四有”新人、“三个面向”，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思想。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和谐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思想。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律、形式、内容等认识越来越深。
但是，杨金海表示，面临新形势，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怎么样深入开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影响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外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来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一百七十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在看到我们文化大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在带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去引导文化的发展，消除国内外的一些杂音、噪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新一轮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产生质变
“从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来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会产生质的重大变化”，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潮。但是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是空前的，不仅会超越古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也会超越近代的西方文艺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中华文化曾经几度领先于世界，但到了近代，逐渐落伍。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一种封闭保守的、被动引进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表面的学习走向深层的学习，从引进文化到输出文化，一句话，就是慢慢地从弱势走向强势，从世界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这种质变，将触动并深刻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模式。
我们过去一直在争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综合创新等等，这表明，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思想在不断升华，但也要看到，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局限和误区。实际上，这些争论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就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要么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表面现象，要么就是彻底摈弃西方文化，要么就是将西方文化全盘拿来。这些年在讨论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这种弱势文化心理，或防御心理。有的表面上很强势，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很强势，甚至还有火药味，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防御心理，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弱势心理、文化封闭心理需要不断克服。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会带来思想文化建设新高潮，这必将带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更全面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更全面地看待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更主动地参与文化全球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几大关系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的政治模式也具有独特优势，相应地，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相应的提升。在总结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应大力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向世界。”杨金海说。
杨金海表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当中，需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好东西，这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又要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这有利于促进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
杨金海指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
杨金海说，在国际交往当中，要尽量避免用意识形态话语，特别要避免讲大话、空话、套话，而更多地用学术的、通用的、大众的语言来交流，要注意研究、寻找人类共同的语言，用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传达我们的思想文化。
此外，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有一套理念、一套战略、一套机制。我们现在一谈经济建设，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而一谈思想文化建设，就觉得是抓不着、摸不着的东西，不愿支持、不会支持，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对文化建设支持少还情有可原。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应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也有益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张希贤：改革开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觉醒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先后发表了《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辩证全面地看 科学求实地办》、《创发展新局面、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推进理论大众化中增进共识凝聚力量》等系列文章，在全国党员干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对刘云山同志的系列讲话，应该如何系统而准确地把握其核心精神？就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
张希贤认为，刘云山同志这四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第二个主题是要建设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在现实国情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第三个主题是怎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张希贤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今天遇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刘云山讲话着重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问题就是怎样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教育、理论引导、理论武装的问题，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
二是如何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这个前提后，就是我们的人民怎么去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了。当前，我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没有反映出成功实践的先进文化。我们文化发展的实践很好，但是文化建设没有跟上，没有生动地、创造性地反映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气势恢弘、波澜壮阔而且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
三是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我们的文化建设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推动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伟大实践经验给予提炼、结晶、升华，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化作品。
四是如何鼓励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我们除了要有一个专业的文化创作队伍，还要鼓励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文化生产力，让老百姓创造出自己的伟大文化作品。要从老百姓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入手，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
围绕刘云山系列讲话的三个主题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问题，张希贤对改革开放新的30年的新历史使命进行了详尽论述。
改革开放新30年需要文化新觉醒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历史使命
张希贤说，纵观世界文化历史潮流，在18、19世纪，世界的文化潮流起源于西欧，以英法德为代表，而到20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转向了美国，以美国为中心，以日本和英法德做基本支撑点，对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年我们学习西方，就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底子太薄，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数十倍，这才引发了中国人民奋起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热潮。所以说，文化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脚步，谁是世界经济前三名，世界文化就跟着谁走，世界各国的文化就跟谁学。当年，我们是世界经济第39位，所以，我们就向当时的美国、日本、德国学习。30年后，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学习西方，没有调过头来。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30年，没有发生新的文化觉醒，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湎在学习西方的状态之中。
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张希贤表示，学习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学习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学习的那些经典的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也是学习18、19世纪英法德的东西，包括经典音乐、经典文学作品。20世纪我们学美国，主要也是学的美国文化。因为经济本身是火车头，是没法学的，必须通过文化来引导，经济模式本身是一种经济文化问题。如果文化跟不上，那是暴发户，是没有文化的发展。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刚达到世界第二位，这台机器刚开动起来，刚走过粗放型发展，正从粗放型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在我们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文化如何提升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相当繁重。
"改革开放新的30年，需进一步实现文化自觉、文化新觉醒，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张希贤说。
在17-19世纪，世界文化中心在欧洲，20世纪在美洲，21世纪要转向亚洲。这个世界文化中心，中国是主力，但不是全部，还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组成了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能有永远挺立在世界发展潮头的国家，一个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十年的周期。中国若要抓住这次世界发展的大机遇，就需有文化发展的新觉醒。所以，刘云山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觉悟，就是怎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张希贤表示，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中央提出文化自觉，这里其实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新觉醒问题，告诉我们要改变改革开放过去30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基本模式的认识，要改变我们党的领导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改革开放过去30年的基本模式和思路，是基于对西方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各方面全面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团队，从大学乃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界，言必西方模式，学必西方道路，而对我们身边老百姓的创造有些忽略。
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开始之际，过去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在新的改革开放实践发生了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就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模式已经走向了衰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新模式正在崛起。对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价值，我们的知识分子恰恰还没有创造出文化作品来。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文化的本源基于群众的创造
要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新觉醒，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指出，13亿老百姓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整个国家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30年的改革开放如此色彩斑斓，其实都是老百姓的创造。改革开放过去30年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跌宕起伏的心理感受，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奋斗历程，我们反映出来没有？我们是不是紧紧地依靠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奋斗写出来了？真正的文化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文化作品。当年俄罗斯的大小托尔斯泰，就是描绘俄罗斯的实际社会变迁；美国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也是描绘美国的社会变迁；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卢梭，英国的雪莱、拜伦，都是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文化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否则就创造不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作品，这是文化的本源。所以，必须到基层去，深入群众，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文化精品"，张希贤说。
张希贤举例说，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陕北作家柳清写过一部创业史诗，这是他在延安整风之后到陕北当了三年乡文书才写出的，所以写得才特别真实。正是那代作家在延安以后走向了基层，写的是老百姓的真实奋斗，把那个时代写的很好，才有了我们建国后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改革开放的30年，老百姓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刻的总结。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里，更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以中国人的奋斗为创作本源，依靠中国人的实践，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作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精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大众文化，是毛泽东那个时代讲的工农兵的文化，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民群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颠覆"，张希贤说。
我们要传承五千年的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老百姓只能创造出原生态的文化。正因如此，毛泽东就曾指出，在中国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阶级没有文化。举一个例子，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整个中国才培养了20万8千名大学生，这还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大发展的时期。37年才这么多大学毕业生，这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没有文化的。过去《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和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传奇演义，还有《牡丹亭》、《红楼梦》，都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
相反，我们共产党创造的文化恰恰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创造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大众文化，是对中国过去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一方面，这种大众文化所有的典型都是工农兵大众。雷锋、欧阳海、小二黑、李双双、王杰等等，全部都是工人、农民的鲜活形象，反映的是中国人当家做主人的新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宣传的红色文化就是源自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化。当年的电影《红日》、《红岩》、《红旗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反映的都是工农兵大众自己的奋斗历史，都是红色文化的起源。
文化新觉醒需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文化建党，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
正如刘云山指出，明确"为了谁"、搞清"依靠谁"，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党员干部来说非常重要。张希贤指出，我们的干部要提高自身文化创造力，让自己的执政作品更富有文化内涵。比如说城市建设，一个干部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就会把一个城市建设成为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你建设的城市有没有文化含量，老百姓能够从城市建设中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我们必须增加执政成果的文化含量，这样老百姓才会更加满意，执政才会更有成效。
同时，还要注重从老百姓当中发掘更多的文化人才。凤凰传奇、旭日阳刚、西单女孩，这些人都是大众出身，他们的文化创作很多人就很喜欢。这种文化确实给我们国家的文化带来了一种生机和力量。而且，相对于剧院、殿堂里面的表演，大众文化的创作成本很低，却又是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清新力量，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方向，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因为他的感情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因此，除了我们的专职文化工作者以外，还应当把触角伸得更广一点，培养出一种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文化演出队伍，乃至文化发展队伍。
此外，张希贤认为，当前，我们需要发挥好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今天，我国有六千万大学生毕业生，我们应当在指导大学生就业上调整政策的导向，通过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使一部分人分流出来，投向文化的创作。我们13亿人当中有很多好的创造，很多无价瑰宝，就需要我们的六千万大学生当中有那么几百万人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群众，专门培养出一支文化教育、创作和演出队伍。当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投身到自己的爱好当中，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新觉醒。这群文化战线上的文化自由人队伍，怎么去扶持、引导，都需要我们认真考虑。
张希贤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刘云山同志的这几篇讲话当中，包涵着一个文化建党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创造伟大的文化，关键在能不能把文化建设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当中。因此，我们新时期党建有一个转型，就是要实现文化建党，把党建设成为富有很高文化含量的政党。当前，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文化强国，首先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文化政党。要让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都讲文化，使整个党富有文化含量。
新时期要提高党组织的文化含量，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就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化建党，培育我们的党建文化。文化建党就是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我们党，在我们党建当中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党建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注重文化建党和党建文化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党能否跟上时代潮流，领导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结语
——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
张希贤说，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很多地方干部对文化方面的重视力度不够，多为对西方文化的临摹，一种与中国文化不协调的临摹，最后搞得不伦不类。在新的30年里，我们应当把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精华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我们21世纪中国领导干部的文化作品来。我们的干部要学贯中西，认真向西方学习，学习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做出中西合璧的执政作品，不仅要有属于中国的味道，而且是几方面文化的有机结合。美国曼哈顿群岛上的自由女神，原本的模型是巴黎圣母院旁边的塞纳河桥上的一个普通城雕，美国人把它成功地移植到了曼哈顿群岛上，把它建得特别恢弘，富有美国的文化味道，一下子成为了20世纪美国文化的象征。这说明文化的借鉴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单纯的搬过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再创造，要对人类共同文明进行借鉴、传承与吸收，要学贯中西，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精华，一方面加强我们的文化底蕴，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这样才能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文化"走出去"的时候，面临一个人家接不接的问题。张希贤举例说，京剧是我们国粹，但恰恰是梁祝小提琴作品是被世界所接受的中国经典作品。为什么梁祝就能为世界所接受，而京剧就不能？因为世界上很多人懂小提琴。所以，文化的影响传播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形式，哪个文化形式好，我们就得用哪个。文化作品富有内涵后，再通过共同的文化形式，就很容易在世界上传播，并能影响世界。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需要有一个能让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文化形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在世界通用的，让全世界接受我们文化的文化形式，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全世界才能学习和接受。
十七届六中全会系列前瞻之二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近十年文化建设战略构想
摘要：在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回顾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主要有三大节点，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简介：郭建宁（进入专栏），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十年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的民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视文化建设，文化的重要性从来象今天这样突出，文化软实力和精神家园的概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使用和空前普及，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引人关注，文化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路。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极端重要性。
其次，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化建设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揭示，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再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发展经济，完善民主法制，而且要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可能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腐朽文化。第二，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三，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建立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第四，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五，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二、建设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考。
“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内容十分丰富，其思想要点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合实生物的辩证法。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多少年来，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使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国“和”文化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适应时代发展和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吸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资源，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种关系失调造成的危机。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老庄的道家学说、佛家学说等与儒家学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天人合一，贵和持中，刚柔相济的的哲学睿智，弥合了自然与人、社会与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涵养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罗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提倡“兼爱”，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倡“无为”，都是为了实现“和”。庄周更有独到的发挥，针对人与自然的冲突提倡“天和”，针对人与人的冲突提倡“人和”，针对人自身的冲突提倡“心和”。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是分别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宁静与和谐。因此与其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如说“与天和谐，其乐无穷，与地和谐，其乐无穷，与人和谐，其乐无穷”。
建设和谐文化，必须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着力于用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思路和哲学思考。建设和谐文化，还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基本规范抓起，从具体事情做起。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这是和谐文化的具体操作和实践落实。
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就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其竞争性和凝聚性作用；就要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和资源性作用；就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精神纽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挑战下，在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下，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在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行为规范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有机配合的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引导性，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二是整合性，既包括优秀的文化传统，又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三是包容性，即不断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四是适用性，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既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引领，又可以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规范和行动自觉。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基本规范抓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为此，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落实，还要在三个转换方面多做工作：一是从理论体系到格言警句，使之短小精悍、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过目不忘，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二是从理论界走向人民大众，从学术圈走向老百姓，使普通民众都能了解和把握。三是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规范和行动自觉。应当说，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艰巨，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与宣传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如何进一步凝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如何凝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当前十分重要又颇有难度的工作。当然总的要求已经明确，这就是要体现时代性、突出大众性、富有创造性、具有民族性。但是具体的表述却并不一致。目前看主要是两个思路，一是两个字的表述，其中使用最多的词是：自由、民主、公正、和谐（有人使用或补充富强、进取、创新、仁爱等），这种表述的问题是和西方的价值观区别不大，而且没有怎么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因此有学者主张另一种即四个字的表述，这就是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这种表述从内涵的概括和表现方式的简练性都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总的看，短时间内提炼和形成具有广泛共识、各方面都满意的核心价值难度不小。
第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三十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如何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今天我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了，在海外建立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和不断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就是证明。
关于文化软实力有三个方面问题应当特别关注：一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提升。既要看到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又要看到没有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很大限制。二是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孔子、儒学，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重要内容，但是千万不能把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划等号，而是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如果只是文化的“啃老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就是说，从文化软实力的外部看，要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从文化软实力的内部看，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决不能偏废。三是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要注意是“走出去”，而不仅仅是“送出去”。所谓“送出去”就是以“送”为目的，而不大顾及别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往往是政府买单，组织华人和留学生观看，而对国外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
第三，坚持文化传承创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人，失去了灵魂，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百年来经历的历程大体是：五四时期是“看不起”，知识精英大都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极左和文革时期是“看不到”，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而划入“封资修”之列；现在的情况则是“看不懂”，近来出版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但青年人以及许多中年人读起来都很困难，远不如西学熟悉。这不能不使一些有识之士担忧。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血脉和灵根，如果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能在我们的手中一代代的继续传承，那真是对前对不起先人，对后对不起后人，对内对不起国人，对外对不起世人。如果繁体字、文言文、线装书都看不懂，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只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中国，就不是文化中国，而只是地理中国。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当然，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我们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比如从传承方面看，虽然大家都很赞同也非常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但是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儒学、国学、孔子的当代作用方面还十分纠结。天安门东侧孔子像的一竖一撤及其引发的轩然大波，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从创新方面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推进文化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难以令人满意。文化创新既要出一流的作品，也要出一流的人物，从作品来看，我们历史上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杂文。反映今天文化的不能只是小品和段子，这是远远不够的。从人物来看，我们历史上有孔子、老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现代有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禹），代表今天的不能只是赵小李（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这也是远远不够的。急需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境界，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无愧时代的、一流的伟大作品和伟大人物。
第四，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建设主流价值文化。近年来许多模范人物的事迹确实感动中国，可歌可泣。但是主流价值边缘化，道德底线下滑，社会公信力下降，也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值得好好反思。在谈到中国模式时，大家都注意到腐败与分配不公是严峻的挑战，其实对中国发展模式构成挑战的还有价值观的混乱和公信力的下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决不能掉以轻心。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那时候人还是有精神的。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可精神却变的空虚了，特别是庸俗、低俗、媚俗成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关注。
当前的问题一是功利化，一是低俗化。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底线。那种靠“出位”靠“雷人”哗众取宠，靠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再也不能任其泛滥，非下大力气加以根本扭转不可。中国哲学史上有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的争论，我觉得对于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来说，知难行亦难，知行合一最难。知固然重要，但行更重要，行胜于言。特别是面对相当浮躁，十分功利的社会现实，让我们都来身体力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文化发展出人才出精品，而且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这样一个命题，在当下，党史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什么特殊意义？我们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
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杨金海认为，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对于进一步推进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学习党史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非常重大。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一部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历史、与中国人的思想素质提高相结合的历史。所以，学习党史不容易，对于推进三化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据了解，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马克思”这个名字是1899年传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也是1899年传到中国的。当然，在五四之前，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作为我们革命的主导思想而存在。从五四开始，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才把它作为指导思想。传到中国之后，为什么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所以，从李大钊、陈独秀开始，也就开始了我们党的历史。经过90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地扎下根来了，这个根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大家已经讲得很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现实、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没有这些理论，没有这个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所以，通过学习党的历史，不仅我们党员干部，而且普通群众、青年学生都能够很好地了解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洪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方面的含义。
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文化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而且改变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从传统形态逐步变为现代形态。以五四为标志，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文化开始由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它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从过去那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这么说有何根据？文化是什么？杨金海表示，文化有很多的内容，最基本的一条内容就是话语体系即概念体系，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些术语、概念，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这些话语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在五四运动之前是没有的，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我们党成立之后才开始有了。
这套话语体系是怎么来的？杨金海表示，中央编译局最有发言权。应当讲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而形成的。离开这套话语体系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融合，也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过去，我们这方面研究少一些，这些年来大家开始研究。学习党史，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中华文化的形成，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用需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它不是教条，不像宗教教条那样千年不变。它的基本原理，我们要长期坚持。但是，对它的运用，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解放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在当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主席是这样做的，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因此，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建国以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毛主席又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比如，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等，也都是有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的东西的。
改革开放之后，以小平同志为代表，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道路。这里面的内容很多，特别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实际上是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条新道路。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中央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相结合，提出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注重全面发展、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等等，这些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的措施。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时代进一步前进，我们仍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推进我们的事业。 学习党史，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变化的过程，学会这些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
一部党的历史，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历史。毛主席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从1925年开始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后来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他的语言是中国化的，他的风格、文风是中国化的，特别是他的思想是中国化的。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种中国化、大众化的特色、这种经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里面有马克思主义吗？杨金海认为是有的，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我们中国的节日，有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些节日都是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之后才有的，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它已经和我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当然，我们要继承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了老祖宗，实际上，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老祖宗想丢也丢不了。因为离开老祖宗这些语言，写文章也不会写了，说话也不会说了。但是，坚持老祖宗，不等于搞教条，还要讲新话。既要坚持老祖宗，又要讲新话，要把这样两句话理解全了，我们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待马克思主义。 杨金海表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总结了建党90年来我党办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90周年，可以讲的方面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很多，可以讲的角度也很多。对于我党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三大成就及其意义，可以从5000年中国文明史、170年中国近代史、90年中国现代史这样三个维度做进一步阐释。
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三大成就，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有过太平盛世，汉唐盛世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是非常强的，但由于当时整个人类的生产力还不够强大，中国并没有和世界很多国家交往。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90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新的太平盛世，堪比汉唐。当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13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且可以说是融通天下、惠及五洲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９０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堪比西方文艺复兴。
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功绩卓著！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内部封建势力非常强大，外部饱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灾难深重之程度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在这样的民族危亡情势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浴血奋战。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民国，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仍然未变，救亡图存任务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救国的任务完成了，富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富强的问题也正在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显现。
从五四运动以来90多年的现代史层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伟大的现代文明，这个伟大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现代化道路，追求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但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当以五四运动作为标志，特别是以党的成立作为标志。尽管五四运动提出了新文化，甚至提出要再造中华民族的新文明。但是，这种新文化、新文明究竟是什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清楚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一开始就担负着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艰巨重任。经过90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回答了五四时期所提出的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一个方面，90年来也取得显著成就。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历史的结论。
如果说五四时期，要建立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还不清楚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建立的新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它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简单搬用西方文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结合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元素的新文化、新文明。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用的话语体系、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思想文化体系、大众文化体系等等方面。当今中国的新文明、新文化，是远远不同于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的。五四运动以前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型，从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
进一步讲，中国文明的转型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文化层面，还有经济、政治层面。90年来，中国逐步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文明的转型，具有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一些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从提出“中国道路”，到提出“中国现象”，这表明世界在关注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表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今天的发展大势，而且要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发展的大事变，还要研究上百年、上千年的中国历史走向。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文明，要从深层次研究；既要从实践层面研究，也要从理论层面研究，还要从学术层面来研究；既要研究资本主义，也要研究社会主义，还要研究二者的关系。最后，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时，更好地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推向世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以我这些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时的亲身经历，我以为国家的文化自觉是有的。比如知识界提出的对非遗保护的观念与种种措施都得到国家的接受。在确立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制定与颁布非遗法、建立非遗名录等方面，国家都一步步去做了。可是，在我们口口声声说的“经济社会”中，文化到底放在什么位置？还有宏观的国家文化方略到底是怎样的？仍需要十分明确。
在现实中，问题最大的倒是在政府的执行层面上。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因为，当前文化的遭遇，往往是要不依附于政绩，要不与经济开发挂钩，化为GDP；文化失去了本身最神圣的功能——对文明的推进，还有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事物只有顺从其本质与规律去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违反其规律与本质就是反科学——在文化上就是反文化的，当然这就更提不到文化自觉了。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
——摘自全国政协8月召开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议上的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26日召开会议，讨论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还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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